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

贾康

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100年”的宏伟奋斗目标，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抓紧研究制定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带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美好憧憬，我们来自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重阳投资等机构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12位同志，满怀当代经济学人的强烈责任感，基于前期的理论创新研究成果，在分析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以及“中国梦”实现过程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就推进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提升国际竞争力，加快实现“中国梦”进程，提出了可概括为“八双五并重”的政策建议，梳理了从供给端入手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思路和具体措施（详见附件一）。现汇报如下：

一、开展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1.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无效、低效的救助措施，彰显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政策理念的困境，发达国家可能因此于中期再度陷入“滞涨”困境。现有主流理论既难以指导发达国家真正走出危机，更不能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2008年以来爆发于欧美国家的这一轮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生产方式变革迟缓和社会制度僵化产生的危机。经济理论不论是由凯恩斯主义主导，还是由新自由主义诸流派引领，长期侧重于“需求管理”，主要重视和强调如何以政策管理需求端。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政治体制等制约，也没有有效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充分释放供给潜力。发达经济体在国际贸易中名为推动贸易自由主义，而实质上在多个领域已采取贸易保护主义。

美、欧、日救助金融危机的基本思路是竞争性量化宽松。但是，在不能有效促进供给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前提下，这样的政策理念很可能导致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和“滞涨”后果。理论和实践均呼唤对供给端中长期因素的充分重视。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重大经济金融危机的化解，都会催生经济理论的突破性发展。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使主张国家干预但侧重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超越了主张“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和“政府无为而治”的古典经济理论；20世纪70年代面对以美国为典型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无法提出有效的对策之后，数十年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华盛顿共识”产生了广泛影响。但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不论对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进行反思，为超越简单萨伊定律之上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土壤与催化因素。

2.未来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构建、引入注重供给端管理的新经济理论。

我们认为，十八大提出的“三个没有变”体现的国情特征以及我国13亿人口消费品市场的供给端呈现的“本国生产为主，海外进口为辅”特点，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方面是供给端。从现实情况看，近年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较快发展，但“黄金发展期”特征伴生“矛盾凸显期”压力，改革进入深水区而举步维艰，政策调整引用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理论和发达经济体

调控经验较多，而对中国国情（包括人口资源特点、文化传统、市场潜力与供求结构特点、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等）考虑仍嫌不够，部分政策实施后造成经济短期波动较大（如房地产政策前后左右不够协调、成效不佳，甚至引发社会各界责难），市场、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扭曲不容忽视，诸多领域呈现“两难”、“多难”局面。

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及中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特别是十八大后明确表述的实现“中国梦”目标，近年来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界关于“深化改革、整体设计需要新经济学说指导”的呼声很高。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不久前也曾撰文提出“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成功实践需要系统地给予“中国式创新的经济学解释”，未来“中国梦”的实现需高度注重构建创新型经济理论支撑。更多注重供给端的“新供给经济学”框架，可以适应于、服务于这种现实需要，支持“中国梦”愿景的实现，同时也可以为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指导。

二、新供给经济学的立论基础

1.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原理与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十八大报告关于国情的基本判断中得到充分体现，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我们主张的通过改革释放供给潜力的重要立论基础。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原理与不断发展的实践动态需求的紧密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对中国改革开放35年发展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将长期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今后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实践中，更好地、动态地发挥战略指导作用；同时也需要在不断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加以丰富和深化。

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精华与当代文明先进认识成果的紧密结合。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中国文化做了经典概括：“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从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都可以看出，在福利国家理念下走向偏颇的鼓励过度消费和享受的大众文化，已不可持续。在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将人类社会一切先进、可用的文明成果与中华文化的精华紧密结合，有益于矫正偏差，形成合理的国民生活理念和方式，追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4.将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经济学势在必行的创新突破紧密结合。

发展至今的经济学理论建树和诸多政策流派，属于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存在基本理论框架之内学理层面的不对称性、主流教科书原理与调控管理实践“言行不一”等问题。尽管现代经济学对供给端的诸因素也有深厚理论基础，然而，除了减税政策以外，“供给学派”对于其他供给端相关政策层面的研究和应用却相当有限。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赖以产生的基础是发达国家经济体，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