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维新变法

论清末维新运动失败原因与主要人物的关系

摘要：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结束，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新浪潮。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变法维新思潮开始成熟，并登上历史舞台。变法维新思潮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派思想家。他们继承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观点，提出了完整的变法纲领和变法措施，从理论上论证了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虽然戊戌变法运动很快失败，而这次维新运动的失败和几个主要人物是有着紧密的关联的。维新派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当政皇帝光绪，当政太后慈禧以及军机大臣袁世凯······共同演绎了这场以失败为结局的维新运动。

关键词：甲午中日战争、维新运动、康有为、光绪、慈禧、袁世凯

一：清末变法维新主要经过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此后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各地开报社、办学堂、著书立做大肆宣传维新思想。1898年6月11日，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但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此次成为“戊戌政变”，“戊戌政变”成功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史称“百日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二：清末变法维新主要内容

1.政治方面：告诫廷臣舍旧图新，力行新政，鼓励官绅市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隔；谕令各省督抚举荐通达时务的新政人才；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准许自谋生计

2.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

3.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

4.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三：变法维新中主要人物与运动失败的关系

1、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继承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观点，学习到西方社会各个方面的先进思想，与19世纪90年代以救国为目的展开维新运动。但他们把重点放在争取光绪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们的支持上，希望他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然而他们他们有自己的局限性。并且最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卷入了帝党一派，这也与最终救国的目的有所偏离。

首先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很多人自身还保留了封建士大夫的痕迹。（1）

康有为等维新派从理想出发，他们多重终极目标而不太重视具体可行的过程和手段，把官制改革和人事变革当作变法中首先的突破口。变法前后他们也不时提出一些不太理智的建议和主张，如康有为提出变法要先杀几个守旧大臣，谭嗣同常讲变法要流血等等。变法高潮中这派人四处活动军队将领，要包围颐和园，扑杀西太后等，其政治方面的稚嫩暴露无疑。

2、光绪

光绪帝以夺回实权为主要目的，大力提倡维新变法，基于自己的封建立场力挺维新派。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他们思想开明，但不掌握实权，因而企图通过变法维新，排挤后党争取掌握实权，使国家强大起来。但是他又没有与以慈禧为首的极端反动势力彻底决裂的勇气。由于他自身存在着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就决定了他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在变法中光绪皇帝的权力很有限，尤其是在人事的任免上。在变法前期，光绪皇帝尽量遵守着规则，通过事前请示和事后制度，使得慈禧太后能在大政方针上有所影响。光绪帝显然认为当时的变法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在人事上有所改革，任命一批懂西学的维新通达之才参与新政，以免重新走上之前洋务运动的旧路。可是在变法开始的时候，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已经被慈禧太后收回，光绪的人事任免权十分有限。但是在变法后期，由于光绪非理性的动作——一度将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使“举朝震骇”。其用意显然是要通过操纵赏罚大权，来树立皇帝的威信，以便顺利的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但是，从当时国家行政体制运作的层面看，光绪帝此举显然含有相当的非理性因素。一道谕旨将六位堂官同时罢黜，这在有清一代也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抛开政见偏见和各类评价的影响，单纯从政务运作的层面考虑，即欠妥当。此举虽有杀一儆百之意，但负面效果很大，这使得慈禧慢慢警觉起来。当处于维新变法的高潮之时，光绪帝正式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种不经请示的人事任免显然是对其权威的挑战，进一步的发展则是对慈禧权力的剥夺，慈禧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正是光绪在人事中的非理性的行动，自己点燃了政变的导火线。随之一些被目为“守旧”的官员，打着维护祖宗之法的旗号，挑战皇帝的权威，并最终策划出太后“训政”的形式来中止新政。

3、慈禧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作为后党他们掌握实权，顽固守旧，但甲午战败后对维新是处于默许态度的。早期维新的洋务派多是朝廷大员、地方督抚等实权人物，他们的思想观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在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可以学习西方进行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例如裁军、练兵、推行保甲制度、开筑铁路、举办邮政、废除漕运、开办学堂等等，在张之洞、王文韶的奏折中都有所论述，这些洋务派的主张和康有为的建议可能无大差别。慈禧所以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因为这些措施，并不损害她的专制政权。

然而梁启超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兴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康有为也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这就触及到变法的核心，即要作政治体制的变革，走向君主立宪之路。这就触及了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最终底线，这样一来，矛盾爆发就不可避免。之后她察觉了维新派和光绪帝有针对她个人的举兵夺权的计划。事关最高决定权，她无法冷静地区分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