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现象 推动消法入人心

“知假买假”者出现后记者将公众视角由道德评判引向依法维权

●原文摘录●

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假”总是屡打不尽！想来想去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老百姓参与得太少了。我曾经算过一笔账：据统计，知道《消法》第49条的不过一成，而其中受到欺诈能起来投诉的又不过一成；而真正投诉后又能坚持下来的能有几人？算来算去，能运用“加倍赔偿”原理的不过万分之几。老百姓都不觉悟，单靠行政部门来打假，打得过来吗？

——1995年11月10日北京青年报《面对无孔不入的假货——当刁民，还是当顺民？》

到假冒伪劣商品，人们会自然联想到“索赔”。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索赔”对绝大多数消费者而言是个陌生的词汇，但是，这个词汇被山东人王海用到了极致。1995年初，从山东来北京跑业务的王海，偶然看到介绍《消法》的书籍，其中第49条提到，商家如有欺诈行为，消费者可要求加倍赔偿，王海于是知假买假。他在隆福大厦经历了一次并不顺利的索赔后，同年秋再次进京，在光顾了十几家商店后，他购买了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然后要求商店“加倍赔偿”。

1995年11月10日，《北京青年报》用整版篇幅报道了王海的经历。《面对无孔不入的假货——当刁民，还是当顺民？》。闻所未闻的王海知假买假打假事例一经刊出，“王海现象”立刻成了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热议促使第49条直至整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走进大众视野。

王海行为亦使一批消费者觉醒，为保护自身权益奋起“打假”，一时间，《消法》第49条深入人心。该年12月，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宣布设立“消费者打假奖”，王海成为该奖项的首位获得者。

就在王海被视为“打假英雄”时，《北京青年报》的一篇后续报道《打假——仅有喝彩是不够的》以理性的思考剖析了王海现象。文中提到，在为王海喝彩之际，很多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例如普通消费者维权难、“打假”中充满矛盾纠葛，而这更需要有效的法律保障体系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整体规范。

在媒体对王海的众多报道中，王海多次提到，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面对无孔不入的假货——当刁民，还是当顺民？》。王海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该报道引发了全国对“王海现象”的大讨论。

“新闻的影响力源于记者对新闻事件的把握和认知，特别是要选取好的切入点。”当年写作该文的记者张倩记得，她是在和中消协工作人员闲聊中，偶然得知王海的经历，但当时《中国消费者报》已经“独享”了新闻线索。张倩只能一直关注着他们的报道。她发现他们的所有报道都只停留在“王海到底是算消费者还是经营者”这一所谓法律层面的探讨上，而忽略了他“知假买假”的背景——即无孔不入的假货到处泛滥。于是她决定从更深处入手，揭示假货“缔造刁民”的社会背景。

在张倩和张楠对王海、民法专家和商家做了深入采访后，编辑部内部却对是否刊登这篇

稿子有不同声音，因为这其中涉及多方利益。“在经过很坦诚的探讨和努力后，这篇文章终于见报了，而且引发了始料不及的反响。”张倩强调得以刊登的成因：“包容环境是产生好新闻的土壤。”再就是新闻的品质，“成熟的记者不会停留在就事论事上，追踪揭示该事件背后的社会成因才是他孜孜以求的。”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偕夫人访华期间，在上海举行了座谈会，特别邀请王海出席。克林顿称王海是“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在张倩看来，王海之所以受到各方关注，是因为他是中国在向商品经济转变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人物。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与此同时假冒伪劣产品开始泛滥，但那时大部分消费者不知道如何在买到假货后“维权”。如今回头看当年对王海的报道，张倩认为，其意义不在于探讨王海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而是让广大消费者了解《消法》，普及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意识。

1995年，王海在接受张倩采访时，说自己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得到法律界认同，最终目标是成立商业事务调查所，这些愿望后来都一一实现。1996年，王海成立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完成了由个人打假到帮企业打假的转换。之后，又成立了王海热线，开展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非营利业务。

张倩认为，王海当年“知假买假”行动还有一个意义，就是用惩罚性方法制裁商家。民法专家何山在接受张倩采访时表示，当初制定“加倍赔偿”的条款，就是要将民间“缺一赔十”的习俗上升到法律高度。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制裁恶意产品侵权行为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首次把惩罚性条款写入民法中。

张倩说：“作为一名记者，最大的成就感及幸福感是用新闻报道推动法制完善。”著名法学家马克昌这样评价张倩笔下两篇法律报道的意义：“张倩早于政府一年呼吁法律援助建制；早于最高检七年倡导刑事受害人国家补偿建制。她以记者之笔推动中国法制进步，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