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基础知识

评书基础知识
评书基础知识
评书流行于北京以及北方广大地区。

相传它形成于清代初年，第一代评书艺人为王鸿兴，所传弟子有“三臣”、“五亮”。

“三臣”是指安良臣，邓光臣，何良臣三人；“五亮”不详。

后来，评书艺术不断提高，逐渐流传到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

自清末以来，产生了双厚坪，潘诚立、王杰魁、陈士和等影响较大的著名演员。

评书艺术以结构严整取胜。

一部长篇评书常常包括几个大段落，俗称“柁子”，每个柁子都围绕一个中心事件讲述，比如《水浒传》的“三打祝家庄”，《三国》的“赤壁之战”之类。

—个柁子又分为几个“梁子”，每个梁子都有一个故事高潮，如《三打祝家庄》中的“石秀探庄”，《赤壁之战》中的“借东风”之类。

一个梁子之中又分为若干个“扣子”，扣子即是扣人心弦的悬念。

又有大扣子、小扣子之分。

大扣子以叙述故事为主，情节紧凑，丝丝入扣，其中又往往贯串着若干小扣子；小扣子以刻画人物为主。

评书的基本要素是扣子，扣子的设置叫做“使扣子”。

使扣子的技巧，又叫做“笔法”，有正笔、倒笔、插笔、伏笔、暗笔、补笔、惊人笔等各种笔法。

评书艺人运用这些艺术手段，以层次分明、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紧紧地“扣住”听众，使之留连忘返、欲罢不能。

讲说评书时，以说书人口气叙述的叫“表”；摹拟书中人物言谈和音容笑貌叫“白”；评骘书中人物行为、思想的叫“评”。

说书时要表、白、评三者浑然一体，听众才会觉得有味入神。

说书的艺术技巧，主要有以下四种：①“开脸儿”，这是描绘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法，将人物的穿着、身材、面貌肤色等外形特征交待清楚，给听众留下具体形象；②“摆砌末”，是将书中人物活动的场合背景交待清楚，如城池、院落、居室、道路的方向、规模、景物、陈设等等，逐一描绘，以使人物的活动与环境相合，有时这种描绘还与情节的合理性密切相关，使听众信服；③“赋赞”，是为了赞美人物或景物，常用句式对偶的长短句韵语来加以刻画，声调铿锵，形象生动，给人以美感；④“垛句”，也叫“串口”，是为了描绘事件、景物或人物形象，用排比的垛句加以夸张，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这些技巧，通过说书人以抑扬顿挫、轻重疾徐的语气叙述、咏诵出来，用以烘托气氛，感染听众。

评书的传统书目，经过长期积累，已有40余部，包括历史袍带书《列国》、《西汉》、《东汉》、《三国》、《隋唐》、《精忠岳传》、《杨家将》等10余部；侠义短打
书《水浒》、《包公案》、《小五义》等
10余部；神怪书《西游记》、《济公传》及鬼狐书《聊斋》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评书演员一方面对优秀的传统书目继续加工提高，去芜存菁；
一方面又根据当代长篇小说改编了《红岩》、《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烈火金钢》、《平原枪声》等10余部新书，此外还讲述了一些短篇评书《过客》、《一锅稀饭》等。

评书是一门古老的艺术,起源于唐宋时期,兴于明清.现代传统评书,话本达百种以上。

主要分袍带（讲史及英雄传奇书）、短打（公案侠义书）、神怪（神话怪异书）三大类。

现代的评书家们还收集了一些其他曲艺的说唱词，改变成为评书。

不少评书艺人和作家合作出版了一大批现代评书及新编历史评书。

自古以来评书艺人很多，如今更是百家争鸣，涌现了一批一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田连元等为代表的评书名家，深受广大评书爱好者的喜爱。

说书人表演道具很简单，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醒木、一方帕。

如此却能将中华洋洋五千年的历史传闻表达出来，确属不易。

评书的俗语：“砣子”指一个单元故事（如《三国演义》就可以分“讨伐董卓”、“三英战吕布”“火烧赤壁”“三气周瑜”“七擒孟获”等砣子）“书胆”指书的主人公，可以是一个（如《小八义》中的阮英、《岳飞传》中的岳飞）；也可以是多人（如《白眉大侠》中的徐良、白芸瑞；《包公案》中的包公、展昭、白玉堂）。

“书贼”指数中主要的反面人物，可能是一个（如《三侠剑》中的秦尤、《七杰小五义》中的宴飞）；也可以是多个（如《明英烈》中的张士诚、
陈友谅）。

“书筋”一个书中的福将，大都风趣幽默，本事不大但能逢凶化吉，一个的有（《薛家将》中的程咬金、《童林传》中的张方、《施公案》中的赵璧），多个的有（《大明英烈》中的胡大海、常茂）
评书基本知识——“梁子”
所谓“粱子”，就是旧时评书艺人说书的提纲，一般都是口
传心授。

笔录成文的称为“册(chai)了”，写得都比较简明扼
要。

一部评书在“册子”一般在一千字到一万字之间，大
都是蓝布面的红格(竖写)毛边纸装订成的，上面记着故
事梗概、人物名号。

要求演员背得滚瓜烂熟．说时脱口而出，
如＜隋清演义＞中的瓦岗寨36友；＜东汉演义＞中的云台二
十八将；＜明英烈传＞的黑红十六将；《施公案＞中的百鸟百兽
名以及描写景物的诗、赋、赞等。

“梁子”具体体现了评书主线的发展与“活”块的连缀，依
繁简程度，“
梁了”又有粗“梁子”、细“梁子”之分。

过去说书艺
人从师傅那里学说某部
评书．首先要掌握“梁子”，根据“梁
子”，运用说书的技巧加以敷衍发挥，这样说书叫做“活口”；完
全按照师傅教的一字一句学说，则叫“方口”，掌握“活口“是评书艺人的基本功，只按照“粱子”说书，缺乏敷衍发抨，是说书
人最忌讳的．
“梁子”是由“书根”、“书领”、“书胆”、“书筋”组成的“四梁
八柱”支撑起来的情节框架。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评书，素材的来源都是十分广泛的，既
订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也打从文学名著中改编发展而来的，
还有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吸取的。

旧时说书艺人在开书之前首
先必须对素材进行加丁．形成情节框架．亦即“粱子”。

依据
“梁子”说书，情节曲折，远比原素材丰富，可见，“梁子”在原素材和演出本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

对于原素材来说，“梁子”
是提炼加工出来的情节框架的记录本；而从“梁子”到评书演
出本，篇幅常常成倍甚至几十倍的增加，显示评书独特的艺
术功力。

如评书艺人陈士和根据＜聊斋志异＞原作改编的评书
《聊斋＞，虽然不是“梁子”，却提供了“梁子”所包含的内容，起着类似“梁户”的作用，是从文学名著改编成评书的一种类型。

用＜聊括·王者＞原作和陈上和演出整理本略加对照，就能看出
演出本究竟丰富了些什么。

评书基础知识——“柁子”
“柁子”是一部评书中多种矛盾的扭结点和高潮。

由于将
许多人物的命运线纽结一起并由此产生许多悬念，分别予以
解决或调整，因此“柁子”可以说是大的“扣子”。

评书常常以“柁子”为标志而形成若干大段落。

《水浒》中三打祝家庄”是大“柁子”，实际上是杨雄、石秀大闹翠屏山，火烧祝家店．孙立、孙新、顾大嫂劫牢，解珍、解立越狱两个单笔书，加上时迁偷鸡，李应修书，扈三娘捉王英等若干小的单笔书构成，—总归拢到宋江、吴用指挥的粱山人军与祝家庄朝奉父子的三场
恶战，中间穿插石秀探庄、林冲被俘、秦明陷阵等惊险情节。

以前单线演述的宋江、林冲，李逵等英雄人物也都聚拢到祝
家庄。

三打祝家庄的胜利使梁山义军得以立足．也使被迫上
梁山的各路英雄有所依托。

同样，“闹江州”、“打大名府”等也是大“柁子’。

其他书目中如《西汉演义》的“九里山十面埋伏”，《东汉演义》“二十八将闹昆阳”，《隋唐演义》的“李元霸
锤震十八国”，《精心说岳》的“牛头山”，《施公
案)的“五女擒
兰”，《彭公案》的“会仙亭捉韩登”，《济公传》的“八魔炼济颠”等等，都是各书中的“柁子”。

一部长篇评书是由众多的单元部分的“柁子”联合而戊
的。

单元可能是一回书，也可能是几回书的集合。

每个单元
只是根据主题有所侧重，实质上是并列的。

虽是独立的单元，
但相互之间又有联系。

一个“柁子”结束，自然地过渡到第二
个“柁子”，是评书结构上的特点。

评书艺人说一部书，首先要卡出几个大“柁子”，“柁子“的划分体现了评书结构上的一大
待色．即以故事情节的编纂为中心。

讲述历史评书，多以战事为主，像《三国演义》，“柁子”的
划分是以战役为单元，官渡之战、火烧博望坡、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等都属于“柁子”。

公案书里的“柁子”划分是案件从发生到结案的过程为依
据。

《包公案》、《刘公案》中的许多案件都是“柁子”。

讲述英雄人物的书中以主要英雄人物的传记划分单元，
构成“柁子”，评书《水浒》是以古典小说《水浒传》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之间缺乏一条从头至尾的线索．改
编成评书时，也只能以人物分书．形成武松、宋江、石秀，卢俊义等几个十回书。

“柁子”把一部书的主题和人物形象的各个侧面划分成
若干个故事单元，每个单元都把文章做足，人物形象的各个侧面印主题的各个方面也都表现得生动丰满．然而，这种叙事的单
元性有事也会导致人物造型的单纯性。

一个“柁子”还可再分若干大段落，也就是“回目”。

在
《留取威虎山》中“初探神河庙”、“夜审一撮毛”、“杨子荣打虎”、“夜访李勇奇”、“桥头遭遇战”、“舌战小炉匠”等都是“柁子中的回目。

一部书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回目，
《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很少有人单独提起．但其中的“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庞统献计”、“孔明看病”、“借东风”等却都是人们熟悉的回目。

回目就是评书
艺人所渭的“当日书”，过去艺人在开书之前先报回目，告诉听
众今天说什么内容，因而回目大都精练、醒目，以便吸引听众。

一个回目有时能说几天，每人都是在矛盾冲突最紧张时
候结束，吸引听众第二天接着听，这就是设”扣子“的于法。

一回书总由几个“扣子”组成，虽说是演出营业方式的需要，但从艺术结构上有，“扣子”是构成评书情节起伏的最重要的方法。

评书历史
“说书”可谓源远流长。

已知有如后来“说
书”表演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汉代刘向所著《烈女传》。

其中讲述了古代妇女怀孕期间，为使孩子生下后“形容端正，才德过人”，便在夜晚让人给她诵诗讲故
事。

隋朝侯白的《启颜录》里，也有关于侯白被要求为人说书的记载。

这种“说书”表演，发展到唐宋两代，便有了专门独立的表演形式，叫做“说话”。

“说话”艺术沿至南宋，由于所说内容及表演风格的丰富完善，开始流派纷呈，有所谓“说话四家”。

各自以说演历史故事、神怪传奇和宗教故事见长。

这种艺术发展到元代又叫做“平话”。

清代中叶，北京的评书艺人王鸿兴，大约是清代雍正年间人(一说是明末清初人)，原是北京的弦子书艺人。

相传雍正十三年(1735)，胤禛逝世，百日内禁止动乐，王鸿兴便弃其弦歌，抵掌而谈，乃称评书。

首次在西直门内酱房夹道明地(露天演出场地)上说《三国》、《水浒》等书。

立门户后曾在掌仪司立案。

按民间评书艺人通行说法，王鸿兴一生曾收弟子八人，即所谓“三臣五亮”。

“五亮”系白文亮、黄福亮、佟起亮、霍士亮、刁亮，以演唱弦子书为业；“三臣”为安良臣、邓光臣、何良臣，以说评书为业。

王鸿兴故去之后，“三臣”收徒传授其所创之评书艺术，直至十代，达数百人，京津及北方各省的评书艺人，多出自此三支。

评书表演以夹叙夹议为特点，其说表细腻、情节紧张、人物生动。

评书的结构十分严谨，通常一部大书是由几个大“柁子”(书情中矛盾的扭结点与高潮)构成若干段落，每个段落中又有若干大小“扣子”(类如悬念)与“驳口”(艺人说书中暂时停顿向听众打钱，由此而形成的小单位)。

评书
艺人运用这样的艺术手段组织故事，铺垫情节，紧紧扣住听众，使其逐日来听，欲罢不能。

评书中有不少诗、词、赞、赋，多系韵文，用以描绘人物形象(人物的穿着打扮、身材相貌、兵刃坐骑等)，介绍环境景物(战场、院落、衙门、公堂、居室、摆设等)，常用一气呵成的“贯口”咏诵，使听众有形象感、色彩感。

评书表演的内容以历代兴衰故事及公案侠义故事为主，依题材具体有袍带书(也称长枪书)、公案短打书、神怪书和谈狐说鬼书之分。

至民国初年，北京经常上演的各类书目已有三十余部。

清末民初是评书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家辈出，书目繁富，书棚书馆遍及全城。

评书艺人双厚坪，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他的书路极宽，擅说《隋唐》、《水浒》、《精忠》、《济公传》、《封神榜》等书，听众誉之为“双记书铺”。

又由于他技艺精湛，学识渊博，时获“评书大王”之称，
与“京剧大王”谭鑫培、“鼓界大王”刘宝全并称为“艺坛三绝”。

与双厚坪同负盛名的还有潘诚立。

潘诚立擅说《精忠》、《隋唐》、《明英烈》、《包公案》等书，被听众称为“潘家书铺”。

他文化修养高，知识丰富，引经据典的“书外书”有独到之处。

这一时期的名家，还有擅说《施公案》的群福庆，说演黄天霸尤见功力，人道绰号“活黄天霸”；擅说《明英烈》的田岚云，武功极好，为书坛一绝；擅说《水浒》的徐坪玉，表演武松惟妙惟肖，人称“活武松”；擅说《西游记》的奎道顺，人称“活孙悟空”。

此外的知名艺人还有王致廉(擅说《包公案》)、世
殿成(擅说《隋唐》)、张虚白(擅说《封神榜》)、哈辅源(编演《永庆升平》)等。

与评书艺术同时发展起来的评书演出场所是北京的书茶馆。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北京城即有同和轩等著名的八大茶馆，为评书的演出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和环境。

至清末民初，北京内外城有六七十个书茶馆，大小不一，最大的是位于天桥的福海居(因原主人姓王行八，俗称“王八茶馆”)。

此外，还有设在各处甬道(旧时北京一些大街中间高出两侧的土路)两侧和庙会的几十个书棚。

书茶馆说书一般每日两场(下午三时至六时称“白天”，晚上八时至十一时称“灯晚”)，有的书茶馆还加中场(下午一时至三时)。

民国五年(1916)，北京评书研究会成立，先后推选双厚坪、潘诚立为会长，名誉会长由当时教育部学务局的刘葆初兼任。

研究会对经常上演的四十余部大书，进行了一次修订整理，确定了二十九部可改正上演的书目，其中袍带书十三种，公案短打书十三种，神怪书二种，谈狐说鬼书一种。

这次修订整理，对评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北京有一百多名说书艺人，经过艺术实践与竞争，从中又涌现出一批造诣精深的评书家。

他们继承了先辈的说书艺术，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如双厚坪的弟子杨云清，说《济公传》、《水浒》，擅使活“包袱儿”，现场抓哏，令人百听不厌；王致廉的弟子王杰魁说《包公案》，以讲说五行八作社会风情见长；德致厚的弟子刘杰谦，说表重笔浓描、精雕细刻，人称“活包公”；张致兰的弟子陈士和，以一部《聊斋》享誉京津；评书世家出身的品正三，擅说《隋唐》等八部大书，有“品八套”之美称。

还有以说《东汉》、《三国》等书著称的连阔如，擅说《施公案》的袁杰英，擅说《济公传》的刘继业、段
兴云等，都是当时北京听众熟悉和喜爱的说书家。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无线电广播的兴起为评书提供了新的阵地。

说评书从书馆走进了电台。

北平电台有中国广播电台、增茂广播电台、北平胜利电台、百力维电台等各商业电台，竞相邀请著名评书演员为其播讲评书，兼播商业广告。

王杰魁在电台播出《包公案》时，市里商号用扩音器播放，行人争趋店前
聆听，遂获“净街王”的美称。

品正三曾在电台播出了全部《隋唐》，令听众大饱耳福。

连阔如长期在电台说《三国》、《东汉》等，颇受听众欢迎。

在电台播出的评书还有袁杰英的《五女七贞》、赵英颇的《聊斋》、段兴云的《济公传》等。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剑侠书盛兴。

北京艺人常杰淼在天津说书，他以《吕四娘》为基础，编演了评书《雍正剑侠图》，在《新天津报》上连载。

他死后，其弟子蒋轸庭仍用其名口述记录，陆续出版四十余集。

同一时期，北京艺人张杰鑫以《清烈传》为基础，编撰了评书《三侠剑》，在天津演说，也很受欢迎，并刊印出版。

这两部剑侠书问世后，北京有不少评书演员讲说，一时非常走俏。

以后又有人仿效《雍正剑侠图》的编撰手法，编演了各种剑侠题材的“续书”，如《明英烈》的续书《洪武剑侠图》便是一例。

在剑侠书走俏的情况下，一部分评书艺人放弃了原来的袍带书，改说剑侠书，因而出现了剑侠书泛滥的畸形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评书界认真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积极编演新评书，对传统评书边演边改，在演出中尽量剔除书中的封建糟粕。

1949年，连阔如率先编演了短篇新评书《横渡乌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赵英颇改编上演了新书《一架弹花机》、《登记》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各书馆上演的新评书，已到上演书目的三成以上。

北京宣武说唱团李鑫荃，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演出了《红岩》、《平原枪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多部新评书，1960年他改编的《红岩》、《平原枪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后，受到听众普遍好评。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评书创作又有进展，中国铁路文工团田战义在曲艺作家沈永年等协助下编播了中篇新评书《虎门销烟》、《秘密列车》等。

不少经过认真整理的传统评书，被不断搬上电台和电视屏幕，使北京书坛的面貌焕然一新。

1961年马连登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整理录制了长篇评书《杨家将》。

李存源在电台播讲的《西汉》故事片段、《列国》故事片段，一直受到听众的欢迎。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辽宁营口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袁阔成把他与人合作重编的全部《三国演义》推上电台和电视屏幕，在
全国说书界和广大听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北京的评书传统书目十分丰富，其中一部分是历代评书艺人传下来的，一部分是近代艺人自行编演的，还有一部分是由鼓书改造而成的。

常见书目
有《列国》、《西汉》、《东汉》、《隋唐》、《粉妆楼》、《龙潭鲍骆》(《绿牡丹》)、《
富贵寿考》、《五代残唐》、《飞龙传》、《杨家将》、《呼家将》、《精忠传》、《包公案》(《七侠五义》)、《小五义》、《水浒传》、《明英烈》、《施公案》、《三侠剑》、《永庆升平》、《雍正剑侠图》、《儿女英雄传》、《清宫外史》、《封神榜》、《西游记》。

(一)评书的顶祖——王洪兴
评书这个家喻户晓的曲种，是在什么时代产生的?这个问题根据评书老前辈的传说，认为评书的前身就是从说书演变而成的。

说书这个形式从古到今是一项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曲种。

它从夏禹王时代就有了这项活动，当时的人们劳动完了，饭后茶余不分老幼聚集在一起，或成群、或结夥讲述一些在大自然当中出现的奇光异色。

经过长期的不断地给予加工，添根加叶，逐渐地形成了神话般的故事和部落奇闻怪事等。

说书讲述神话故事是民间普遍性的娱乐活动，它是劳动人民智慧的创造。

其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

在漫长的几千年的过程当中，随着社会的演变而得到发展。

但在发展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更不是缘竿而上的，而是经过无数的奇波险浪才生存下来的。

可贵的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碍，始终挺立在巨风恶浪之中，胜利前进的。

总之，或起或伏、或断、或续随着社会前进，而向前发展，由神话而故事，从奇闻到说“传”(即讲述英雄人物的传记)，继之演变成为平话、笑话、到说书。

延续传至清初，在北方燕京地
带，出现了“三红”说书艺人；所谓三红民间艺人即：王洪兴(说三国演义)，陶宏玉(说水浒传)，周弘亮(说西游记)。

当时三红鼎立，在舞台献艺时，各展所长，相互比艳夺魁，争夺书座(即听众)。

当时情况三红比较起来听众多，效益好，面较广(各界听众)属于周弘亮，其次是陶宏玉；王洪兴先生虽然上座率低于周、陶，但是他不认为自己的说书艺术低于周、陶，更不承认他们高于自己。

但是为什么在舞台实践中他们的上座率超过自己呢？王先生认真刻苦地查找原因，访知己、问朋友，向书座(听众)请教，结果得到韩九龄先生的指教，开始认识到说书有“皮薄、皮厚”之分(后来拜韩为业师)，所说的“皮簿”、“皮厚”这是说书艺人的术语(专用语)，皮薄就是书的内容，俗多于雅；皮厚雅多于俗。

多数听众喜
欢听皮薄的书，因为一听就懂，容易受到感染，例如西游记是属于皮薄的，水浒传是属于半袍带、半短打，也比纯袍带书的皮子薄，而三国演义则属于皮厚的，因此王洪兴的上座率低于周、陶。

鉴于此王先生决定改革，让三国通俗化，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变了说书的方法和内容，把书的情节加强了衔接性，把文字语言改成了通
俗语言，演员使活(演出)变为口语化，必要时重加评语、讲解，使听众容易理解，感到意义深浓，余味无穷，改进后受到听众欢迎，盛于一时，听众呼之为评书，由此评书得到听众的公认，享誉遍京城，后来成为宫廷艺人，名赫当时。

(二)变革书目，建立门庭
王洪兴先生是清初时代民间说书艺人三红之一，是当时享有盛名的说书家。

当时他刻苦钻研，将说书的旧方法，以及三国的内容书目，大胆地进行了一次较大的变革，并把说书艺术提高了一步。

例如：演员在表演中，对书的内函给予了合理的发挥，把书说的有评、有讲、有论、有叙述、有比喻、有联想、有书内书，有书外书等。

使听众能得更多的趣味和知识。

因此颇受当时各界人士的欢迎，听众异口同声地誉之为评书名家。

王先生随着自己的声誉和成就，更进一步的提高评书艺术，例如他使用多年来总结的评书艺术的规律“七要”即：智、打、多、险、歧、突、纹。

使书的艺术、情节，达到匀称的完整程度，并符合了评书的要求，对听众增加了吸引力。

当时有不少同行人积极效仿和学习变革后的评书。

另外有些行外人，很喜爱评书，借机把自己投入这个行业中，自愿做王供兴先生门下之徒，并得到了王先生的允许。

此外还相继出现了一些没有得到王先生允许的说书人，而自称是王先生的门徒，借着王先生的蔓(声誉)提高自己。

因此王洪兴先生为保持声誉，建立了门徒制。

即门庭传艺制度。

因此王洪兴的门徒都尊之为评书创始人，立为评书顶祖。

在评书界，有一相传惯例．即在每年旧历四月十八日，有一次望师会(也叫祭祖师会)除了供祖师(大周庄王)封桶以外，还有一幅门庭表，这幅表的第一位顶祖既是王洪兴先生。

其余，从他的亲传学生往下排列：例如评书第一代是王洪兴，第二代使用“辰”(臣)字，如何良辰、固舆辰、宋毅辰。

第三代使用“亮”字，如赵亮珍、薛亮儒等。

第四代使用“奎”字，如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