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犯罪的辩护困局及对策

醉酒犯罪的辩护困局及对策

陕西力德律师事务所张长海律师

前言

近年来，醉酒驾车犯罪呈多发、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据公安机关统计， 2009年1月至8月，全国共发生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其中，酒后驾车肇事2162起，造成893人死亡；醉酒驾车肇事1044起，造成409人死亡。特别是在全国各地有关醉酒驾车引起的数起醉驾导致多人死亡的几起重特大刑事案件的审理，更是引起全国新闻媒体和网络舆论的热炒和热议。鉴于醉酒犯罪立法司法落后的状况，最高院于去年紧急发布了两个指导案例，同时，还于2010年2月10日，紧急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以弥补立法和司法的不足。

作为一名专职执业律师，笔者在对大量此类案件的关注和研究中发现，律师在为此类案件提供辩护时，却常常陷入一种困局，除了将醉酒作为一种说明主观故意较轻的情节，以及作为量刑时的一个酌定情节外，很难有更大的突破。笔者现根据自己近年来的办案实践和理论学习，总结一点经验和思考，以期对打破目前在醉酒犯罪律师刑事辩护上的相对困局有所帮助。

一、醉酒犯罪的背景和趋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消费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生活中不良现象的大量产生和不断增加，由“酗酒”行为引起的“醉酒”继而发生“醉酒犯罪”的现象，就是其中之一。

醉酒现象引发大量的社会病、社会矛盾，如家庭不和、离婚等等，部分酗酒人员沦为社会边缘人员，大量的家庭也陷入贫困状态。而其中最大最严重最典型的社会危害后果，就是因醉酒而引发的各种犯罪现象的增加，从而造成各类的刑事犯罪案件较大幅度的上升。

在我国的刑事犯罪案件统计资料显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交通肇事、盗窃、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案件中，醉酒构成犯罪案发的前提性诱因或直接性原因的案件越来越多，至少占一半左右。

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1、酒类生产与消费的不断增加

据我国商业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白酒产量大规模提升，从1980年的215万吨迅速扩展到1996年的801万吨。虽然由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居民消费心理的变化，其后有所下调。但从2005年起出现恢复性增长，2006年上半年，白酒产量成为全球第一。而根据《2006～2007中国糖酒业市场年度报告》，2006年我国啤酒产量为3515万千升，同比增长14.7％；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销售收入838.8亿元，同比增长16.37％。啤酒的需求量仍呈增涨趋势，预计今后两年将保持10％左右的增速。

从以上这些酒类生产及销售的数据不难看出，随着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和国民个人的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天天喝酒在经济上已不是困难的事情，人们的酒类消费需求决定了无论是产量还是消费需求都在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生活中的醉酒现象频发。

2、整个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在基层社会的具体落实上明显滞后。

3、国家和社会对社会上存在的广义范围的精神病病人社会管理的忽视。

二、现行醉酒犯罪律师刑事辩护的困局现状。

1、律师如何在这些因酗酒而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中，做好对有关醉酒犯罪刑事被告的辩护工作，确保有关醉酒犯罪刑事被告得到公平的判决，首先要克服律师在理解对《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如何领会贯彻的难题。《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有些律师理解此条款规定的就是：我国法律认为醉酒人实施刑法

所禁止的危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对其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负完全的刑事责任，连少许的余地都没有。

2、当然，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司法教学中对醉酒犯罪的某一类当事人还有另一种处置的方法，就是把病理性醉酒和生理性醉酒区别开来区别对待。生理性醉酒当然要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对病理性醉酒的案犯，依照有关医学研究成果理论认为：此种醉酒犯罪的案犯应依照《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办理。即将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按照“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对待，按照“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也一直是这样实施的。

可是，在刑事案件辩护实践中，属于病理性醉酒的案犯是非常少的，此辩护方法不具有普遍的意义。那么，针对上述提出的难点，有没有更好的思路和方法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医学科学研究实践和司法精神病学科学研究实践，已经为我们律师辩护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三、破解现行醉酒犯罪辩护困局的新方法

1、在这数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包括我国）飞速发展的医学科学研究实践和司法精神病学科学研究实践中，已经对“醉酒犯罪”的性质、分类、醉酒人的主观方面、刑事责任能力等等方面，均作出了比较可靠的研究定性，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发展、刑事司法实践和律师对有关醉酒犯罪刑事被告的辩护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科学实践依据。

2、精神病医学科学的发展成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精神病医学科学界也和我国的各行各界一样，在精神病医学科学研究和临床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在卫生部的组织下，我国精神病医学科学界的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讨论，先后修改和重新制订了我国的精神疾病分类标准：《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2000年）。同时，在精神病医学理论上，还引进了复杂性醉酒的分类方法。

在最新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中，在精神疾病分类标准的第二类“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或非成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中的第一个病名就是：10．1酒精所致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 due to use of alcohol [F10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根据现有资料显示,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和行为障碍”的概念是：“精神障碍由饮酒所引起，可在一次饮酒后发生，也可由长期饮酒形成依赖后逐渐出现，或突然停饮后急剧产生症状。除精神障碍外，往往合并有躯体症状和体征。’’

3、精神病医学科学的研究成果是我国律师破解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律理论困局唯一出路。

从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方面看，《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对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所做的病名认定，与《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 －Ⅱ）》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 －Ⅱ）》中，对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所做的病名认定是：“嗜酒所致的精神随意”。

“嗜酒所致的精神随意”，从该词汇的文字含义我们可以理解为：嗜酒成性（酒精依赖症）的人在醉酒后出现的精神混乱状态。他还不是属于精神障碍的范围，只是一种属于精神病范围内的精神随意现象。从此词汇的含义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 1989（即CCMD－Ⅱ）》在1989年制定以后，对我国醉酒犯罪辩护的法学理论无太大推定作用的原因。

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将酗酒后的精神异常现象明确确认为：精神障碍。使我们任何一个律师接到醉酒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时，首先产生的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