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与综合_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2006年第3期

双月刊

总第156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JOU RNAL O F ZHON GNAN UN I V ER S IT Y O F ECONOM I CS AND LAW

№.3.2006

B i m on th ly

Serial№.156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与综合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孙圣民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从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基本假设、方法论和制度变迁动力与方式异同的角度,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得出以下结论:可以坚持经济人基本假设,将经济理性看作是个人学习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考察,将文化、伦理、社会性等作为结构和环境等制约因素,引入到对经济人的分析中;诺斯和马克思理论中的制度变迁动力说,都表达了对学习和知识存量的重视;两种制度变迁动力说,各有其适应的层次和范围;自然禀赋等非制度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不可忽视。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5230(2006)0320030205

正统经济学视制度为既定的,通常不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但其他许多经济学流派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上研究了制度及其变迁,创立了相应的制度变迁理论。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最为典型。本文将对两种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并对二者的可沟通之处进行讨论,力图从基本假设、方法论和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方式等角度尝试对两种理论进行综合。

一、有限理性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的分析

1.诺斯的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

诺斯从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在自己的分析中,始终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并在“行动集团”和“经济人有限理性”两个方面寻求突破。首先,诺斯借鉴马克思的观点,指出用共同利益来“团结”经济人,以此来解释大集团行动[1](P68—69)。另一方面,他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完全理性的假设,坚持并逐渐发展了有限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诺斯试图通过对人认知模式的研究,将经济人的假设再次“微观化”、“精致化”,并试图在自己经济人的基本分析单元内,将唯物与唯心的哲学观进行一次综合。“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认知模式(m en tal m odel)去阐释周围的世界。这些认知模式一部分源于文化,由知识、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在代际间传递而产生,而这些知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在不同民族和

收稿日期:2006203221

作者简介:孙圣民(1975—),男,山东鱼台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级博士生。

社会中又根本不同。另一部分则是通过经验获得的,这种经验对特殊环境而言具有本地性(local),因而不同环境下获得的经验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由此而导致人们认知模式的巨大差异,形成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正是基于与预期不一致的结果,人们进行着不断的学习,并改变自己的认知模式。”[2]认为可以用个人不同的认知模式,去阐释周围的世界,本身就是诺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承认通过经验获得的认知模式具有本地性,就是承认了客观物质世界对主观认知的影响,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诺斯力图在唯物和唯心主义之间,利用线性方式,找出一条中间道路,以便更好地解释社会现实。

诺斯对于理性人假设的质疑以及他对于认知科学(cogn itive science)的借鉴,使他接近于接受哈耶克关于个人的不完全知识以及由此引致的扩展秩序学说。诺斯将学习置于他的新制度理论的核心地位[3](P15—16)。这种对学习作用的重视,正是哈耶克文化进化观的核心思想,说明诺斯在制度变迁理论的出发点上,已经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取得一致,即两种理论都认为文化知识在代际间具有传承性,学习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演化经济学主张用“文化人”的有限理性概念替代“经济人”完全理性的概念。

2.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人假设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的经营过程时也遵循经济人的“分析逻辑”,但马克思对经济人理性提出了质疑。马克思从历史角度看到了经济理性在人的选择和行动中所导致的人性扭曲,因此,他最终选择了用“社会人”假定取代经济人理性假定。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但是,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过分强调了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这就导致了不能很好地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

3.我们需要的假设

我们应该选择那种能够更好地阐释中国经济史中的变迁特征的基本假设。首先应从对具体制度变迁的分析中,找出某些体现中国经济史中制度变迁事件的特征向量,然后再寻求能准确描述这种特征向量的基本假设。由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围绕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而展开的,并未涉及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而实际上中西历史的差异是明显和巨大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并未出现类似西欧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实质为伦理社会,而且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对社会的影响极为深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人是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内在规律的专用假设,似乎分析传统中国经济史时放弃经济人假设是可行的,社会人假设、文化人假设,包括由阿马蒂亚・森(Am artya Sen)提出的“伦理人”假设也许更适合分析中国的情况。但是,我们以往的经济史研究过多依赖于马克思的社会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制度的可设计性和多样性的研究,其他的如伦理人假设、文化人假设,也由于分析工具和方法等原因的限制,对制度变迁的分析还未能取得更大的进展。在分析中国经济史时,恰恰缺乏的是运用经济人假设进行微观的、个案的精致分析。

但新古典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并未能综合人类行为的全部特性,它只强调了寻利的逻辑等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方面,遗漏了人类行为的其他必不可少的因素,必须注意文化、伦理、社会性对经济人及其行为的影响。要达到对经济人、文化人、伦理人和社会人的综合,可以将经济理性看作是个人学习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考察。通过这种方式将文化、伦理、社会性等作为环境因素,引入分析过程中去。我们认为,在分析中国经济史时,这个方法是比较可行的。因为它和哈耶克的文化进化论一脉相承,重视文化对制度变迁的根本作用,力图阐释个人与环境循环之间的互动,还强调人类心理的作用,这些符合我们分析中国经济史中变迁的特征向量,即中国实质上是一个伦理社会,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等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二、基本方法论和具体方法论的分析

1.诺斯在基本方法论上借鉴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