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绝唱中的审美差异与互补_梁山伯与祝英台_和_罗密欧与朱丽叶_之比较

2006年12月皖西学院学报Dec.,2006第22卷第6期Journal of West Anhui U niversity Vol.22　NO.6爱情绝唱中的审美差异与互补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比较

沈慧君,吴冠群

(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浙江舟山316004)

摘　要: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者同为爱情悲剧,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试从两者文本的比较中,探求中西审美在主观善美与客观真美、伦理与个性等方面的不同及原因。并从动画版《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评析中,探讨中西审美的同质化倾向及中西审美的互补问题。

关键词:真美;善美;个性;伦理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35(2006)06-0065-04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支中西哀艳的爱情悲歌,世代传唱,经久不衰,其对于人性中真挚爱情的追求留给人们永恒的美的享受。时至今日,当我们再度品味这两部经典之作时,发现它们在诸多的相似之中还有着各自独特的韵味。本文试从两剧的比较中进一步阐述中西审美的差异,同时就动画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反叛传统的现象予以评析,以此探寻西方审美对中国审美的影响,并对中西审美的现状和趋势进行思考。

一、中西审美的差异性

(一)追求主观的善美和追求客观的真美

《梁山伯与祝英台》产生于中国民间魏晋时期,最初只是一种民间口头文学,且版本较多。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国第一部彩色戏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成功编演,梁祝故事才基本定型。其基本故事情节是:祝老爷之女祝英台女扮男妆,并和梁山伯草桥结拜成为兄弟。同窗三载,梁山伯竟不识英台是女儿身,直到祝家来信催英台回去,十八相送,英台多次暗示自己的身份,但梁山伯仍然不知。当梁山伯最终明白时,为时已晚,英台已许给马文才,梁山伯相思成疾,郁郁而终,英台也在出嫁途中,撞坟而死,最后两人化蝶双飞。

《罗密欧与朱丽叶》(1591年)是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时期,根据意大利古老传说和英国诗人亚瑟・勃洛克的长诗《罗密欧与朱丽叶》创作而成的。在跨度不过五天的时间里,写了两个世仇之家的儿女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假面舞会上邂逅,一见钟情,之后秘密结婚,后来罗密欧因决斗而被驱逐,朱丽叶的父亲威逼她嫁给帕里斯伯爵。为了等待罗密欧的到来,朱丽叶在教父的帮助下喝药假死。可是因为误会和时间差,两人最终以死殉情,双方家长悔恨不及,言归于好。

应当说无论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它们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经过艺术加工,反映了特定时代年轻人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在表现作品的主旨时,两者的侧重点是截然不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重主观和幻想、运用婉曲含蓄的笔法,让读者用自己的情感和思维去体会揣摩剧中的深刻含义,用幻想的方式寻求理想化的境界,以此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达到一种善美。而《罗密欧与朱丽叶》重客观和理性,无论是情节的安排,还是人物的语言行为,都是坦诚而直露的,让读者在真实的背景、具体的事件中感受到一种真美。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人物的言行举止较为含蓄,需要读者主观意识的渗入方能领悟。作品中多处运用比喻、暗示等手法表现事实和心态。以“十八相送”为例,祝英台寓情于景,以牡丹花、母鹅、比目鱼,美鸳鸯、牛郎织女等事物委婉地暗示自己的女儿身及对山伯的爱慕,愿意终身相许。当他们行至送子观音堂的时候,梁山伯说到“金童玉女列两旁”,英台马上应道“他二人分明夫妻样,谁来撮合一炉香?”表现出她对梁山伯不能会意,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焦急与无奈……《罗密欧与朱丽叶》则不同,人物情感的表达都是大胆而直接的。他们频频约会,互诉衷肠,朱丽叶对罗密欧说:“亲爱的罗密欧……要是你的爱情的确是光明正大,你的目的是在于结婚,那么明天……带信给我,告诉我你愿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举行婚礼;我就会把我的整个命运交托给你,把你当作我的主人,跟随你到天涯海角。”而罗密欧也对朱

收稿日期:2006-07-10

作者简介:沈慧君(1953-),女,上海人,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吴冠群(1984-),女,浙江桐乡人,浙江海洋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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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叶说你就是我的爱,“为了你,美丽的人儿,我愿意放弃自己的姓氏。”这里罗密欧与朱丽叶用最直白明了的语言,表达了彼此对爱情的坚贞。

在情节设置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梁祝的故事织入了许多幻想情节,这些情节超越了现实世界的发展逻辑。如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十八相送”、“楼台会”、“化蝶双飞”等情节就是后人在原来梁祝故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而凝成的,为整个梁祝故事增添了一笔浓郁的幻想色彩。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注重根据事件本身的发展顺序来安排故事情节。全剧五幕二十四场,在短短五天时间里,整个事件的发展环环相扣,其中虽然也有巧合,但整体上来说,情节的发展是合乎逻辑,顺情顺理的。此外,剧中朱丽叶死而复生这一情节的设置,也不同于《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死而复生”。

尸体展现在舞台上,留给观众的是沉重的恐惧与悲痛:罗密欧与朱丽叶死了,不会再复活了,今生不能相守,来生……没有来生。如果说梁祝的结尾是用虚幻的方式回避了血腥与恐惧,富有浪漫色彩,那么《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是以真实地直面死亡甚至尸体来震撼人心。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上述三方面的差异,正体现出中西审美追求主观善美和追求客观真美的不同。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往往要求“缘事而发”,但在反映现实时,以情为重,强调对物质世界的超越。这种超越,突出反映为主观上对和谐美的追求。它往往致力于化解冲突,追求精神的和谐,即情与美结合的善美。中国自秦以来,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中庸观念根深蒂固,这也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情趣长久不衰,从而使作品呈现出含蓄、和谐的风格,而这种和谐最为突出的表现则是对“圆”的境界与结局的追求。中国历代文艺作品中,无论人物的命运多么坎坷,美好的愿望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作家也总是通过主观作用把希望寄托在幻想中,力图使作品当中的故事得到圆满的、理想的结局。无论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化蝶,还是《娇红记》中的“鸳鸯冢”,还是《杨叛儿》中的连理枝,还是《窦娥冤》中的六月飞雪,都以夸张、比喻、幻想等方式来体现理想的完美。中国式的悲剧在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苦难时,从来不把苦难作为悲剧的最终目的。[1]正是这种“大团圆”的结局,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和谐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一种善美:超越了苦难的现实,给人们以精神上的慰藉,并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而西方传统文明的基调是理性知识主义,理性知识一直是人们的一个最高理想。正如策勒尔所说:“希腊哲学在公元前6世纪就大胆地并几乎是猛烈地踩出了由神话通向理性的道路。”[2]充分地信任理性、用理性追求知识、智慧、艺术。[3]因而,西方以希腊为代表是科学型文化,重视客观和人本主义的结合,强调对物质世界的反映,追求真美。这种真美不仅反映为人物形象的真实,同时也要求情节安排的合情合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谈到,人的天性在于摹仿,认为文学、戏剧、音乐的本质在于摹仿。他重视反映客观的事实,并以真实的事实为基础。他肯定了摹仿的艺术不仅具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而且还能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反对戏剧情节中不近情理的事。同时认为只有真实的、合乎逻辑的才是真正美的作品。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正是以合理紧凑的情节,实践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要求的艺术创作的整一情节既然是行动的模仿,它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4]这种整一性,使得作品本身呈现

反映出西方追求客观真美的审美倾向。

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男女主人公都

《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男女主人公的

,无法积极追求个人的价值和

,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男女主人公则不受任何外力的束缚,勇敢追求个人价值,呈现出张扬的个性色彩。

《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主人公是个人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祝英台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里,女扮男妆,出外游学,颇具个性。但是这种个性又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深深的社会伦理的烙印:祝英台离家求学出发时,她是拿着对天,对神,对社会道德规范的保证书才敢出门的;[5]在与梁山伯共读期间,虽“日则同食,夜则同卧”,却“衣不解带”,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虽对梁山伯产生了炽热感情,但仍然以社会道德标准压抑自己的爱情;在离开余杭返乡途中,尽管暗下决心要吐露心声,结果也只是借景传情,借物表意,以至山伯始终无法明了她的心迹……而梁山伯更是自始自终没有逾越道德的防线,他严守古训,一心只读圣贤书。如果说同窗三年,不识祝英台为女儿身乃是他的木讷使然,那么待他得知真相时,却一味地自艾自怜,追悔不已,以至相思成疾,抑郁而死,不能不说是传统伦理的束缚。

可见,无论是祝英台还是梁山伯,他们都恪守着传统道德准则:英台深知“男女授受不亲”,所以衣不解带;山伯深信“门当户对”,所以眼睁睁看着马家强娶英台;英台认为女子应当矜持、端庄,所以不肯直接向梁山伯表露身份,表白爱情;山伯则认为男子应先取功名,所以在提亲时“底气不足”,唯唯诺诺,不能坚守到最后;梁山伯和祝英台都认为需要“名媒正娶”,因此,即便两人早已明了彼此的身份和心迹,也不可能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冲破阻力私定终身。他们的个性被浓烈的社会伦理道德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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