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传教士和近代术语的传播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之我见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之我见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曾经有过多次大规模的接触和交融，如汉唐盛世时期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明清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耶稣会士的东来等。
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省的还是以“西学东渐”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西文化交流。
同过去相比，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无论在性质、规模、特点，还是在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上，都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两次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传播西学的主要力量首先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
鸦片战争以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面对现实，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
他们在了解和传播西方文化上作了多方面的努力。
他们遵循“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古训，努力搜求与探索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
从1840年到1861年，有20多部介绍外域地理的著作问世。
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就是典型代表。
他们本着“师以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努力研究造船制炮等西方先进技术。
先后出版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专著20多部。
此外，林则徐还主持选择了瑞士著名法学家滑达尔所著《国际法》的有关章节，取名《各国律例》，并运用于对外交涉。
与此同时，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出于传播西方基督教的需要，也做了一些传播西学的工作，在中国创办了英华书院、美华书院等最早的出版机构，编译并出版了大量非宗教性著作；他们还利用创办报刊、杂志等方式传播西方文化；通过在中国创办西式学堂、西医诊所以及新式印刷所等，将近代西方教育制度、西医以及先进的印刷术输入中国。
二、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时期，传播西学的工作主要是洋务派主持进行的。
在外来入侵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发动了以创办新式军用工业化新式民用工业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主要通过办学堂、遣使、留学、译书等途径，将西学在更大范围内输入中国。
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先后创办了23所新式学堂，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为中国造就了第一批近代翻译、外交、科学技术以及军事指挥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
近代西方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及对汉语推广的启示
近代西方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及对汉语推广的启示作者：王思然赵旭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17年第04期[摘要]近代西方传教士为了在中国更有效地传播其宗教，主动吸收中国文化，积极学习汉语，并用中文进行创作，以其独特的传教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本文对其传教策略加以探究，总结其规律，以求对当代汉语国际推广有所裨益。
[关键词]传教士；异国文化；中国文化；汉语国际推广[中图分类号]G0；H1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7）04-0078-03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为了提高在中国的传教效率，努力摸索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传教策略，特别注重汉语的学习，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吸收西方传教士学习汉语及在传教策略上成功经验，有助于我国汉语国际推广事业。
一、西方传教士传播宗教的文化策略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教，改变中国人的观念，使其接受西方的宗教观念。
从客观上讲，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
他们来到异国他乡，尤其是有着五千年传统文化积淀的中国，这个与西方有着不同文明起源的古老民族，人们的传统文化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巨大的文化差异和本民族文化认同感使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行为举步维艰。
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单纯地进行语言教学还是兼及文化接受作为传教的切入点，这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宗教的闯入俨然是不速之客，两者的文化无论是外部语言形式还是内部思想根源都是迥然不同的，中国人在无法理解和认同的情况下无法产生学习动力，而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更是传教士们无法改变的，文化认同成为唯一的途径。
为了让中国人认同他们的宗教文化，他们首先要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的思路，从而了解中国社会和人民的需求，进一步敲开中国人民内心世界的入口，让博爱的基督精神抚慰中国人的内心，使其忠诚地信任耶稣并认同西方宗教文化，从而达到他们最终传教的目的。
因此，近代西方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是从文化角度入手的，而非语言。
为赢得中国人文化心理的认同，他们在中国常年居住，深入接触当地官员与百姓，即使近代中国处于动乱时期，当地政府对外来者的态度不容乐观，他们依旧不改初衷，逐步融入百姓生活，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探索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思想，逐步取得中国人的信赖，使宗教教义潜移默化在人们心中。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两个重要阶段及特征--以汉语新词的产生为中心
一、引言中日两国文字的交流源远流长，中国的汉字词早在1000多年前就传到了日本。
但在近代以前，中国一直处于输出者的地位，词汇的交流主要是从中国传入日本。
从18世纪末开始，随着日本在经济、军事上的日益崛起和西方文明的大量涌入，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流变得更为复杂。
一方面，以杉田玄白为代表的兰学家在翻译西方书籍的同时，创制了大量汉语新词，其中很多已经完全融入了现代汉语，成为汉语外来词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翻译编纂的汉译西书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汉语新词，这些新词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日本，对其近代词汇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按照“汉语新词”的产生方式，可以将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日本“兰学”的盛行时期，第二阶段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来华传教士汉译西书的传播时期。
二、日本“兰学”的盛行与汉语新词的产生1603年德川家康于江户建立幕府，号令全国以后，采取了严格的锁国政策，对外贸易仅限于中国与荷兰。
直到172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缓解了图书进口的禁令，海外新知识的传入才有了一定的进展。
1774年出版的解剖书籍《解体新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它也是日本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译著，它的公开刊行是日本学术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于使日本了解了构成西方医学主要基础的解剖学知识，更在于日本人第一次有意识地实践了“翻译”这种知识的交流方法。
此后，日本学界冲破了“中国”和“汉字文化”的枷锁，得以从汉字圈以外的地区，汉字以外的媒体直接汲取新的知识。
《解体新书》确立了兰学在日本的地位，随后，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等领域有多部著作问世。
例如：《兰学阶梯》（1788），《西说内科撰要》（1792）、《历象新书》（1798）、《重订解体新书》（1798）、《气海观澜》（1825）、《植学起源》（1835）、《七新药》（1862）等。
兰学翻译从1774年到1864年明治维新为止，先后进行了80余年。
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
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近代香港是基督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避难所和集散地。
为拓展传教事业，新教教会及其信徒采用文化手段辅助传教，在近代香港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
入港传教士的汉语言研究成果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新教传教士在港积极创办学校、出版各类书籍和期刊，促使大量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理雅各等传教士通过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书立说或回国后开展文化活动等方式，促使中国文化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标签：基督新教；传播；近代；文化交流“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宗教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此关系是双向的、相互的。
”社会整体系统对宗教子系统发挥着制约性的作用，但宗教的活跃与发展也能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
为扩展传教事业，香港教会和信徒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在香港的交流。
一、汉语言研究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基础语言是传教活动开展的前提，又是心灵交流的基础。
来华传教士大都视汉语或方言学习、研究为首要任务，从而充当语言沟通的先驱，为中西交流起到桥梁的作用。
十九世纪中期后，来华西人多视香港为学习汉语和体认中国文化的驻足地，从而使香港在汉语言研究方面颇具成就。
据香港档案资料显示，晚清在港府登记的出版书籍中，用做编印的语文就有13种之多。
其中包括马来语、巴赫纳语、老挝语、拉丁语、柬埔寨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越语和藏语和汉语。
新教传教士则出版了相当重要的汉语、特别是粤地方言的字典和词汇。
主要有欧德理的《广州方言汉语字典》（1877）、湛约翰的《英粤字典》（1878）和嘉约翰的《粤语方言成语选》（1889）、罗传烈的《汉语语法》（1864）等。
另外，道济会堂的华人主任牧师王煜初在前人用罗马字拼音字母为汉语注音的基础上，于1896年出版《拼音字谱》。
该书囊括了中国十八省的声韵，可谓拼音声韵学的一大创举。
此外还有波乃耶牧师的《客家方言简易句法》（1881年）、《粤语通易》（1883年）、《英粤袖珍词汇》（1886年）《粤语易通词汇》（1886年）、《怎样讲粤语》（1889年）、《广州方言短语选》（1890年）、《新会方言》（1890年）和《东莞方言》（1890年）等书。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_评_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_
・书 评・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李喜所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著作。
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
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
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
1949历 史 研 究1998年第2期 年后,国内学者从肃清帝国主义文化影响出发,把传教士在华活动冠以“文化侵略”,突出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的作用。
[传教士,现代汉语]西方传教士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影响
![[传教士,现代汉语]西方传教士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影响](https://img.taocdn.com/s3/m/62c5e9dfbb68a98270fefa0a.png)
西方传教士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影响一、欧化与传教士现代汉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现代汉语指的是我们今天使用的普通话，它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①广义的现代汉语还包括了各种方言。
本文论述的主要是狭义的现代汉语，也就是普通话。
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是汉语的不同发展阶段，文言与白话的差别不用说了；但是古代汉语不仅是文言，它也有白话文。
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有什么区别，语言学界似乎还缺乏明确系统的归纳。
本文认为，语言是否欧化，也许可以成为区别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一条重要标准。
近代汉语并不是绝对没有欧化，但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对语言整体不造成影响；现代汉语的欧化则是普遍的现象，欧化甚至成为了现代汉语的基本特征。
什么叫作欧化？具体到语言上，欧化就是指汉语受到欧洲语言文学、日本语言文学的影响，改变了汉语原有的表现形态。
广义地说，欧化就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汉语的欧化是与中国进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全球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一过程中的一部分。
如果从语言来考察中国白话文的欧化，把欧化局限在白话文及其表现形态之中，笔者认为近代汉语受到欧洲语言的影响，无论语音、词汇还是语法以及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欧化。
大致包括以下方面：1.外国语法进入白话文本。
这一时期的欧化语法特色主要表现为：（1）在传统语言习惯中可省略的主语被大量补充进来；（2）描写句、判断句中的判断动词使用频率增加；（3）长修饰语与长句的频繁出现；（4）被动句的进一步发展；（5）符号的欧化和联结成分的增加。
这些欧化语法特点，其共同作用是使句子结构更加完整，逻辑性更强，表达更为严密。
2.外国词汇进入白话文本。
大量来自西方的新兴词汇被运用，这个领域是目前研究得最多的领域，海内外已有一批研究著作。
3.外国语言习惯进入白话文本。
4.复音词取代单音词，成为句子的主要叙述单元，句子的音节、节奏发生了变化。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内，在华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建立，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和社会服务等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任何一个心存公正，又对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做过一番考察的人，都不会将其掩盖和抹煞。
由於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进行提纲式的简述。
我想，在华西方传教士为中国人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语言文字的通俗化中囯当时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与民众曰常使用的口头语言相去甚远，不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几乎无珐正常地阅读和写作。
那时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是文盲，这虽然是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必然结果，但艰涩难学的文言文也是一大原因。
传教士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里，把福音传给一般未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从一开始就尝试将书面语言通俗化。
他们用接近通俗语言的“浅文理”（即简易文言文），或直接用口头语言翻译圣经，撰写福音单张。
而这是在以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正式登场的半个世纪之前。
在英囯传教士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就占了很大的份量。
除了翻译出版圣经，他和后来的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讲解基本信仰的通俗小册子，免费分发给中囯人。
后来的许多传教士也仿效其做珐。
例如，历史上第一位中囯籍牧师梁发所著的福音小册《劝世良言》，就在当时广泛liú传，影响了许多人。
到1860年，大约有一百万份福音单张分发出去，18 90年增至近二百万份，而到1905年就增至三百七十万份。
这些文字不只传播了福音的种子，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推广文字通俗化，扫除文盲，提高底层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
兴办教育，传播科学知识西方传教士对教育的重视，直接成为中囯教育近代化的发端。
传教士们每到一处，除了传福音之外，首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建教会，而是兴办新式学校。
他们把学校看成传福音、培养信徒信仰基础，以及栽培当地教牧人才的重要途径。
德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播
德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民俗文化的传播□夏瑞芳/文自16世纪寻根历史意义意识的萌发到18世纪浪漫主义强调恢复民族精神，19世纪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20世纪文化作为重要的力量站在历史舞台，民俗研究不仅对本民族文化的恢复有重要意义，在各国的文化交流中也不可或缺。
德国是民俗学的发端国，早在18世纪，以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G.Herder）为首的德国浪漫主义者谴责现代文明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并将诗歌当做堆砌辞藻、玩弄形式的智力游戏[1]。
德国浪漫主义者们认为，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最有活力、最有生命力的表现形式。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至今，民间艺术、民间科技等灿若星辰。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那么民俗文化就是这座宫殿中最坚实的基座。
民族性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
传教士对民俗研究的理论和途径，共通的价值观有利于奠定民俗研究者的学术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确立民俗学的学术地位并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推动世界范围内对民俗学的重视和认识。
本文以部分德国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民俗的研究和传播为原点，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传教士的观点进行分析、归纳、重构，意在塑造民俗学的群体意识，即由个人描述到群体共识、由个体自觉到群体觉醒，建构具有时代意义的民俗价值理论，树立民俗学的现代价值观。
1 中德交流的开端中德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传教士是两国发展联系的先驱。
据文字记载，早在唐代时便已有少数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
明末清初，德国传教士来华的人数日益增加。
鸦片战争后，来华传教士的规模和影响直至巅峰。
有关研究显示，来华传教士除进行正常的传教活动，还在中国大地上广建教堂、兴办教会学校、设立教会医院等，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多数传教士从通商口岸渗入到内陆的乡野村间，广泛接触大众，开展更为深入的传教活动，同时，亲身体会当时农村地区的贫困落后及他们信仰观念的特性。
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同时，以观察到的普通民众生活状态为主题，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现状以游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传到西方，成为早期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方便西方社会深入了解和认知当时中国底层社会。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谭树林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
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
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谭树林，1967年生，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基督新教对xx的关注由来已久。
早在16、17世纪天主教传人中国之始，新教传教士就曾注意到中国，并且有过种种把新教传人中国的计划。
一，据福克斯日记记载:“在1661年，施丹白(Johnstubbs)、考司路普(Rieh耐eostr叩pe)和福尔(Hen 卿F·凡川三位教友，他们很勇敢地开始到中国传教。
”之乡但他们后来是否到达中国，福克斯没有提及，在中国文献中也未见相关记载。
一般认为，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一1834)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被视为新教传华的开始。
尽)早期新教指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
该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61人。
”他们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
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
据统计，从18巧年马礼逊和米怜(WiiliamMll加)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传教士倡办一、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面临的传教形势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之所以在中国首创报纸期刊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当与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有关。
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葡、西、荷、英等国，先后来叩天朝国门，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搔扰，加深了清政府对“洋夷”的恐惧。
借墨抑儒——19世纪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政策新探
础上,心中没有超世的神。 美国传教士谢卫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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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孟子辟墨的看法。艾氏认为,孟子意识到墨子
当时有很多追随者,感慨 “天下之言,不归杨,
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因担心孔圣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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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人格与作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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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思想着墨极少,可见,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墨子
儒家异端的身份介绍到西方,墨子及其思想引起
也使得该文更像传教士对孟子辟墨的回应。不
了新教传教士极大的兴趣。传教士们欣喜地发现
过,艾氏对儒墨关系的把握明显有违史实。例
墨子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反对儒家的思
如,他认为墨家之所以能和儒家并成为战国时期
观念融会贯通。利玛窦制定的这些传教策略被称
为 “利玛窦规矩”,得到了当时大多数传教士的
认可,吸收了徐光启、李之藻等当时颇具影响力
的士大夫入教,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不过,利玛
窦去世不久后便遭到其继任者耶稣会士在华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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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问题上。龙华民等天主教士将其视为封建迷
儒家发起猛烈攻击,从而巧妙避免基督教和儒家
视和广泛传播实在令人费解。他指出,或许是因
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与闽台方言字典说明书
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与闽台方言字典周典恩 王邦虎近代来闽台地区传教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了克服语言障碍，提高传教效率，针对闽台地区的闽南语和福州话这两大区域方言，编撰了一定数量的闽南腔方言字典和榕腔方言字典。
这些方言字典保存了大量闽台方言中业已流变的古音，创制了汉语拼音方案，促进了闽南白话字的产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闽台地区的文化教育。
关键词：新教传教士 闽台 方言字典作者周典恩，1974年生，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王邦虎，1950年生，人类学博士，安徽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会在炮下之盟的庇护下开启了对华的传教活动，新教传教士为了适应闽台社会，克服语言障碍，提高传教效率，编撰了一定数量的闽台方言字典。
这些方言字典主要分为闽南腔方言字典和福州腔方言字典（或称榕腔方言字典）两大类。
本文将对目睹所及的有关方言字典作简略的介绍，并对方言字典产生的背景及其对闽台社会的影响作初步的探讨。
一、闽台方言字典产生的背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要传播“福音”，就必须与传教对象面对面地交流，汉语与西方的字母文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对于习惯了字母文字的新教传教士来说，学习汉语的难度相当大。
他们宣教的对象绝大多数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
普通民众说的是当地方言，这就意味着新教传教士“假如想让民众明白基督教教义，他们就必须使用当地的方言传教”。
①闽台地区远离京师，境内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比较封闭。
据《闽音正读表》序言介绍，福建地区“本与中原同音，厥后吾闽之音变乎此，中原之音变乎彼，孙曾一少变，玄娣一大变，递变递差，遂成今日之南腔北调”。
②闽台地区种类繁多的方言，给传教活动带来巨大的障碍。
新教传教士往往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付出巨大的精力来学①Carlson, Ellsworth C.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74, P15.②黄绍武：《闽音正读表》，上海宏文阁, 第4页。
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
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作为西方殖民者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辅助手段，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具有两重性。
客观上，对介绍西方近代文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
从这一方面来说，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义是传播西方科学文化，酝酿和促进近代中国新闻、出版、教育等项事业以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和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作用。
一、创办报刊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始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应首推办报。
早在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在马六甲编辑出版了一份名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期刊，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停刊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文报刊。
如《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等。
其中，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于1833年7月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在这一时期，传教士还创办了一些以外商、传教士、外交官员为对象的外文报刊，其中以美国传教士俾治文编辑出版的《中国丛报》影响最大。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十九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
”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的目的，是企图用“文字播道”的方法来宣传基督教，以实现“中华归主”和为殖民侵略服务。
因此这些报纸除宣传基督教外，:还起着干涉中国政治，搜集中国情报，为殖民侵略服务的作用。
但是，由于传教士把介绍西学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因而在客观上，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沟通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
近代教会报刊的在华传播
近代教会报刊的在华传播教会报刊；传播；社会控制；《万国公报》摘要：在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上，外国人的报刊尤其是来华传教士的教会报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传播活动发展为传播事业后，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对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华传播的教会报刊作为晚清时期“西学东渐”的重要传播载体，在传播教义和西学的同时，也要受到来自晚清社会各方面因素和力量的控制或影响。
《万国公报》较好地应对了各种社会控制因素，在中国近代报刊史和西方文化传播史上都具有一定的特色。
报刊的创办与发行，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必然受到各种社会要素的制约或控制。
传播的社会控制，是指“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对传播过程所施加的约束和影响”［］。
《万国公报》（包括其前身《中国教会新报》）自年月日在上海创办之日起，到年月终刊，先后历经年，累计出版近期。
作为传教士创办的历史最长、发行量最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万国公报》又不得不多方面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控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
但是，作为一份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刊物，它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所受的社会控制又具有显著的不同。
简言之，晚清政府一般不可能对教会报刊直接施加政治、经济压力，《万国公报》所受的社会控制多表现为隐性的、非强制性的。
这同样也需要报刊创办人为之付出巨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本文拟从文化传统、经济来源、政治氛围三个方面探讨《万国公报》在华传播的社会控制问题，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化传统的应对大众传播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民族传统下产生发展的。
从狭义上讲，基督教生来就与西方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传播是宗教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从广义上讲，宗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宗教传播构成了文化传播的一个特殊领域。
传教士跨海而来，不管是主观上出于传播宗教的初衷，还是客观上采用传播文化的策略，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不同于西方的异质文化。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古老文明“是在没有广泛吸收其他古代异质文化信息和文化营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独创的方式萌发并成熟起来的”［］。
传教士参与的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
传教士参与的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作者：高渊胡佳林来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3期摘要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升级,西方传教士纷纷而来。
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引起了学术界的诸多研究,过去学术界多从布道、教育、医疗、慈善来剖析传教士们的活动,而对于其在西学传播背后起着重要作用的新闻出版活动则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试从分析传教士们进行新闻出版活动的动机出发,并进一步阐释其对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影响。
关键词传教士新闻出版过程目的影响中图分类号:G23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5-223-03新闻出版是人类文明能够不断延续的载体。
中国最早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并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欧美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它们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书籍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序幕却是由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拉开的。
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第一份在中国领土上出版的中文近代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以及第一部以欧式活字印刷术印发的中文书籍《新旧约中文圣经》等等,都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
在近代中国,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升级,西方传教士纷纷而来。
新闻出版事业作为一种传教手段,在中国也经历了一个从不发达到较发达的发展过程。
它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崭新的新闻出版理念,还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新闻出版工作者,对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和中国新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传教士在华参与新闻出版活动的目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传教士来华进行新闻出版活动动机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以不少中国学者为代表的,他们认为传教士是“外国侵略者派遣到中国来的第一批文化鹰犬”,是“一伙伪善的为侵略者充当马前卒的文化流氓豍;他们办报的目的“是为打开中华帝国的大门作舆论上的准备豎;“是为了以宗教的烟幕来掩盖他们的侵略的实质,使中国人膜拜在上帝的脚下,对这些以‘上帝的使者’自居的侵略者的阴谋活动失去戒心”;“是企图在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武装侵略的时候,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摧毁中国人民的伟大的爱国心和革命性豏。
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中的
真正注意统一译名问题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持其事的傅兰雅(John Fryer，1839
－1928)说，“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西人在华初译格致各书时，若留意于名目，互相同
意，则用者初时能稳妥，后亦不必大更改”。因此，翻译馆中西学人都深知“名目为难，欲设 法以定之”，讨论多时，拟定译名三原则。②惜乎该原则馆内译书并没有完全遵守，“故各人
W. Mateer，1836－1908）、林乐知（Y. J. Allen，1836－1907）等，他们邀请傅兰雅为会员，
① 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第 48 页。 ② 分别为：第一，搜集中文已有之名。若一名词为中文已有，但字典内没有，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搜集中国 已有格致和工艺方面的书籍，二是访问中国客商或制造或工艺等方面应知此名词者。第二，创设新名。采取 三种方法，一是以平常字加偏旁作为新字，仍读本音，如镁、矽等；或以不常用字释以新义为新名，如铂、 钾、锌等。二是用数个字解释某物作为新名，并以字数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等。三音译，以官音 为主，凡以前译书已惯用者袭之。第三，编辑中西名词字汇。译书时所设新名，无论是事物、人名、地名等， 都要附录书末，最后编成总汇，“制成大部，则以后译书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之弊”。傅兰雅：《江南制造 局翻译西书事略》（1880 年），《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 15－16 页。 ③ 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1880 年），《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 16－17 页。 ④ 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第 51 页。 ⑤ 1890 年改组，英文名为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中华教育会），中文名仍称益智书会。1902 年， 改名中国学孰会，1905 年改名中国教育会，1916 年改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会。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传播科学的动机浅探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传播科学的动机浅探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传教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科学的传播，文章对他们这么做的动机进行了探究，一是为了打破当时中国人盲目自大的心态；二是为了打破当时中国盛行的迷信；三是为了推动中国文明进步；四是希望通过科学让中国人认识和接受基督教，去和和他们一样信仰上帝。
标签：传教士；科学传播；近代中国在中国近代史上，基督教传教士们在传教的过程中，同时非常重视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
早在鸦片战争前，第一位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于1815年在澳门创办了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份期刊除了宣传宗教知识外，还登载文章，向中国人传播科学、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
此后，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又于1833年创办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登载了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1]101-104。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播宗教和科学的活动更加活跃。
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1844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澳门创办花华圣经书房，这所书房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
这两所书馆除印行布道宣传品外，还翻译出版了大批科学书籍[2]198-200。
1887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在上海创办“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这是教会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该机构的宗旨是“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
”截止到1911年，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共约400部，其中属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类的有180余种[2]198-200。
传教士们也很重视兴办教育，在他们开办的各类学校中，非常重视让学生学习科学知识。
在传教士开办的学校中，虽然各个不同层次、不同学校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所有这些学校，除了学习宗教知识和中国传统典籍外，科学知识的学习始终在学校的课程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
比如，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中，开设了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博物学、地理和高等数学等课程”[3]167。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他办学的一生中，始终非常重视数学、物理、化学、地理，以及逻辑学、经济学等西方自然科学和阿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还非常重视给学生做实验的机会[4]242-255。
清末传教士译介活动的文化意义
清末传教士译介活动的文化意义【摘要】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部分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展了长时间、大规模的世俗文化活动，而译介活动(主要是外译中)则始终是贯穿这些文化活动的中心环节。
本文试图把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的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考察，在中西交汇的历史语境中呈现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变之间常常为人忽视但很重要的联系。
【关键词】传教士；译介活动；文化意义晚清时代，尤其是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部分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展了长时间、大规模的世俗文化活动，而译介活动(主要是外译中)则始终是贯穿这些文化活动的中心环节。
本文试图借用当代文化翻译学派，尤其是译介学的一些理论范畴和问题意识，把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的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考察，探讨在中西交汇的历史语境中呈现新教传教士译介活动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变之间常常为人忽视但很重要的联系。
一、清末传教士的译介活动的历史语境如果说唐元时代中国文化具有包容开放气魄因而对外来文化极为宽容，明末清初中国也还是世界强国之一，对外来文化采取有限度的接纳。
到19世纪初新教来华时，中国的锁国政策已实行了近两百年之久，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已经相当隔膜。
另一方面，西方大部分国家经过工业革命，走上近代化道路，中外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逆转。
而中国人还抱持“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和方式还沿袭对待国内少数民族或周边属国的老套。
这些因素注定了，新教传教士刚刚来华时，中西方人除了语言像以前一样互不通晓外，文化上的隔膜、误解乃至冲突较之前代更为深刻和普遍。
传教士刚到中国只能在广州、澳门等地停留。
两次鸦片战争后，虽然禁教令早已解除，但传教并不顺利，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人的儒、释、道文化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用西方知识文化改变中国人固有的观念是比直接布道更为有效的方法，而引进西方观念首先碰到的就是翻译问题。
所以，对部分思想开明的传教士而言，来华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语言并成为一名译者。
近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_传播_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_费小颖
FINANCE＆ECONOMY金融经济近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传播、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费小颖（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127）摘要：1840年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后，在日益高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中，中国开始了学习西方的艰难历程。
在此期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也经由新教传教士和回国的留学生传入中国。
19世纪60－70年代，洋务运动中开办的新式学校开始开设经济学学科。
进入到20世纪以后，借助经济学专著的译本和国人的自撰等形式，西方经济理论开始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并发展开来。
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西方经济理论；在华传播；近代中国在贯穿于整个晚清的第二次“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经济理论传入了近代中国。
这些理论的传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最早产生联系的时间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定论，一个被广泛接纳的观点是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第一次摩擦起火花发生在1766年。
当时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杜尔阁曾向两个中国留学生提出一系列问题，以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做以了解。
为了帮助两个中国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杜尔阁特地写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
但这本书是否曾经传入中国，则是个未解之谜。
毕竟杜尔阁的重农主义经济思想对于当时处在封建制度和农业经济的清王朝来说，缺乏落脚的现实基础，因此这点火花并未形成燎原之势。
西方经济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与早期的传播（19世纪60年代－1895年）这一阶段大体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1895年。
西方经济学正式传入我国的时间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传入要早，其确切时间大抵是在19世纪60年代，更确切地说是80年代。
这一阶段，在西方经济学说和理论的传播中发挥了主体作用的是新教传教士。
兴办学堂、译著书刊、开设经济学课程，新教传教士通过这些途径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在尚处于封建制度下的近代中国广为传播，这些经济理论和思想对以“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等为代表的传统封建经济理念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
新闻事业史：2第二章 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
3、香港政府官报：《香港政府公报》（1853）； 4、英文报刊的特色 为பைடு நூலகம்生存和发展，很重视经营和管理； 都刊登新闻和言论，关心中国的内地新闻，经常评论中 国事物。
第三节 近代报业在上海的崛起
一、背景
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西方列强的租界和通商口岸。
人口激增，商业贸易逐渐繁荣，成为中外贸易的枢纽和全国商 业中心。
外国人在租界里出版了大量报刊，使上海成为中国近代 报业的中心。
外国人在上海办得最多的、最早的是直接为他们的经济活动服 务的外文商业报纸
其中主要是英文报。
文体多样，既有千字以上的长篇论说、几百字的短论和三言两语的杂 句，有故事、寓言、七言诗，也有书信和编者按。没有新闻专栏，只 在第二期登载过一篇题为《月食》的预告性新闻，是中文近代报刊上 的第一条消息。 雕版印刷、书册式；
米怜的办刊思想：注意研究和迎合读者。
考虑到东南亚华人多属下层劳动者，文化程度不高但关心祖国，因 而主张刊物内容要简短、通俗、生动。 传教文章大量引用中国儒家语录，以增加亲近感和说服力，并采用 对话、讲故事的方式，以求更易于被读者接受，长篇文章则往往采 用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裁，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天文地理等介 绍科学知识的文章，配有插图，生动易懂。
出版了一些关于基督教信仰、教会组织方面的著述，如《神 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注耶稣教法》《养心神诗》， 著有中文著作《西游地球闻见略传》和《杂文编》及英文著 作多种。 倡议并参与出版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东西 洋考每月统记传》及英文期刊《中华丛报》，在中国近代出 版史上有一定影响。 1813年，伦敦会又派传教士米怜来华协助他的工作。1815 年，米怜带中国刻字工人梁发等到达英国殖民地马六甲，建 礼拜堂，办学院，设立印刷所，出版了中文月刊《察世俗每 月统记传》和一些宗教书籍及英文期刊。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当中信仰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宗教。
然而，基督教的产生与犹态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它有着严格的教义。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并不是一帆风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路线是随着朝代和最高统治者的更替而曲折变化。
标签：基督教传播发展1基督教的产生、分裂及其教义基督教(Christianity)是世界三大宗教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宗教，其信徒已近20亿人，分布在世界上223个国家和地区。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中期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
它的产生和犹太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犹太人为了摆脱新巴比伦E国和波斯帝国的统治；崇奉耶和华为独一真神，排斥其他宗教，形茈犹太教。
但是在当时犹太教派别中认为耶稣就是救世主的一个小派，受到正统犹太教的排斥，与犹太教分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基督教。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313年颁布了《米兰赦令》，明确宣布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基督教取代犹太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直到罗马帝国倒台前，虽然基督教内部并不是一直都保持团结，但都一直没有分裂。
随着基督教东正教派的形成，教会开始显示出最初的分裂迹象。
1517年，德国神甫马丁·路德把一张反对天主教会的《95条论纲》贴到了他自己主持的德国维滕堡教堂的大门上。
他争辩说，《圣经》的权威比教皇或者教会的权威要重要得多，只有通过信才能得到救恩，而不是像教会教导的通过自己的善行。
他的抗议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并导致了新教的诞生，也就是现在中国所说的基督教。
基督教除了信仰“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原罪说”、“创世说”等教义外，还强调了“唯信称义”、‘‘圣经是信仰的最高准则”和“基督徒都是平等的”的信条。
“唯信称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新约罗马书》，旨在强调信徒不分民族，无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只要信仰基督就可以得救。
而基督教经典《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信仰的最高准则是对教皇作为教会最高权威、世界最高领袖、基督在人世代表的公开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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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传教士和近代术语的传播
作者：余冬林《光明日报》（2015年09月05日04版）
近代术语是中国各学科赖以构建的基石。
它既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又为中国学术从传统四部之学向近代七科之学演进奠定了基础。
1807年9月，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由此揭开以新教传教士为主角的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序幕。
此后，西方诸国新教传教士相继来华，在近代术语的生成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近代术语的变迁中，我们也不难窥见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状貌。
马礼逊初抵广州时，由于清政府厉行禁教政策，使其不敢公开露面，更不用说进行宗教布道和文化传播。
“广州高度警惕的清朝官员在禁止中国人信仰这一外来宗教方面做得要比禁止鸦片流入成功得多。
显然，他们认为宣扬外国教义远比单纯售卖药物危险。
”（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禁教令虽然被解除，但新教传教士很快发现传教依然步履维艰，不仅因为儒释道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不相容，而且人们往往把传教士与殖民侵略联系起来。
要改变这种状况和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形象，新教传教士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文化传播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当时的中国人不理解这些新教传教士，甚至一些西方人对他们也颇有微词，如扬州教案发生后，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佗认为传教士是“一群不切实际、惹事生非的神经质”。
当时，曾有西方人云：“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
盖中国文字最古最生而最硬，若以之译泰西格致（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总称）与制造等事，几成笑谈。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虽然对此不以为然，但是依然要面对中西语言文化的巨大鸿沟。
此外，近代西方自然科学门类和名目繁多，而在中国其学其名几乎都没有，因此，此类术语的翻译更为困难。
对于术语的翻译，傅兰雅等提出了著名的译名三原则：“沿用中文已有之名、设立新名、编辑中西名词字汇”。
其中创设新名采用三种方法：一是以平常字加偏旁作为新字，仍读本音，如镁、矽等，或以不常用字释以新义为新名，如铂、钾、锌等；二是数个字解释某物作为新名，并以字数少为妙，如“养气”“轻气”“火轮船”等；三是音译，以官音为主，凡以前译书已惯用者则袭之（参见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受到中国上层敌视的新教传教士转而致力于在普通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
“那些在1842年前被禁止布道并因此而总要躲避一段时间的新教先驱们不得不借助于书面文字。
这与相信铅印经典只要能到达普通民众的手里就具有巨大效力这一最早的传道信念相契合。
中国的现实条件则强化了这种写作偏好。
”（费正清：《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因此，新教传教士主要通过编纂英汉字典、编写教科书、创办报刊、译述汉文西书等渠道来传播西学和近代术语亦在情理之中。
编纂英汉字典。
为解决语言障碍问题，19世纪20年代以来，入华新教传教士相继编纂、出版了多种英汉字典，如马礼逊的《英华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等。
这些字典大都问世于西学大规模涌入之前，一批政治类新术语如自由、国会、内阁等，自然知识类如阳极、蛋白质、分子等应运而生。
马礼逊及后继者在英华字典中厘定的术语，“不仅在中国传播开来，构成中国近代新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麦都思、罗存德等的辞典东传幕末、明治间的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所借鉴。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
编写教科书。
新教传教士为拓展传教事业，纷纷以兴办学校作为主要手段。
因中西知识体系的差异，新式学校往往会面临教科书匮乏的困境。
为解决这一问题，1895年之前，新教传教士充当了教科书编写者的角色。
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几乎都有过单独编写教科书的经
历，如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为英华书院编写了《智环启蒙塾课初步》等教科书。
为克服编辑教科书中的困难而加强合作，他们于1877年组建了“益智书会”，专门负责编辑、出版教科书。
益智书会总计出版数学、天文、地理、化学、心理、历史、哲学等各科教科书共98种，20余万册，销往全国各地。
此外，还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上海土山湾印书馆等传教士出版机构与团体参与了清末教科书的编辑。
教科书因其权威性和受众的广泛性，在近代术语的厘定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术语因出现在教科书中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
创办报刊。
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传教士入华之初只能在广州、澳门以及东南亚一带进行传教活动。
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就是由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米怜于1815年8月在马六甲创办刊行的。
该刊以传播基督教教义为主，兼及介绍西方地理、历史、天文等知识。
其中宗教术语的厘定，多沿用早期汉文西书中的译词，如圣经、灵魂、耶稣等，但一些天文学术语的翻译如行星等已有不同。
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份中文刊物，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5年在广州，1837—1838年迁往新加坡）。
该刊沿用和创译了一批近代以来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术语，如赤道、经纬线、国会、文艺复兴等。
此外，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报刊还有《遐迩贯珍》《中外新报》《六合丛谈》《万国公报》等。
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为吸引中国读者也兼载部分非宗教性的内容，有的在后来的发展中演变为传播西学的综合性报刊如《六合丛谈》等，或成为知识性专刊如《格致汇编》等，其中厘定的学科术语甚多，涉及地理、政法、经济、教育诸领域。
译述汉文西书。
新教传教士还与中国士人合作，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西学译介工作。
明清之际由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合作著译介绍西学的汉文书籍称为“早期汉文西书”；清末入华新教传教士著译或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著译的介绍西学的汉文书籍称“晚期汉文西书”。
概而言之，晚期汉文西书涉及“神理之学”（哲学）、“人生当然之理”（社会科学）、“物理之学”（自然科学）诸部类。
（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据1886年艾约瑟的《西学略述》，可大致得知当时西学所涵盖的具体学科和门类，主要包括婴幼儿教育、方言（包括印度、欧洲各国方言等）、教会、文学、理学等。
据初步统计，自1811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出版第一本汉文西书，至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清政府统治，译出的西学书籍至少在2000种以上（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在这些汉文西书中，新教传教士和中国士人共同努力借用或创制了涵盖各学科领域的大批术语。
这些汉文西书术语对近代中国的维新运动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清政府学部编订名词馆出现以前，推动清末术语统一的主要机构是益智书会与博医会等民间机构。
1890年益智书会在术语统一上已有较大进展，最突出的成果就是由傅兰雅负责的《译者手册》全部完成。
1904年，狄考文、赫士等负责编纂的《术语辞汇》正式出版，这是对益智书会自成立以来在统一术语方面所做工作的一个全面总结。
《术语辞汇》共收录1.2万个英文术语和大约1.8万个相对应的中文术语，涉及微积分、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心理学、国际法、神学等50余种门类。
博医会则编纂出版了《英汉医学词典》和《医学字典》等多种医学术语词典。
这些机构编辑的术语译名表、术语辞典以及术语命名的原则等，对后来中国术语统一工作的开展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其中的一些术语译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不过，虽然傅兰雅等制定了术语翻译的三原则，但遗憾的是当时新教传教士在从事译介活动时大都并未遵循这些原则，如合信、玛高温、伟烈亚力等都按照各自原则译制新术语，使术语混乱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同时文化传播自有其规律，不以传播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新教传教士所译介的政治、经济、科技等术语及相关知识观念，不但没有成为近代中国人膜拜上帝的心理依据和根基，反而成了他们抨击西方侵略的武器，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在接受西学新知的基础上开始以更为宏阔的眼光勾勒中国的未来蓝图。
（作者单位：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