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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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aidu Nhomakorabea之花》
《恶之花》共157首诗。波德莱尔指出:“这不是一本纯粹的合集,它有头有尾。”诗集共分6个部分,以第一部分《忧郁与理想》为最长,这是核心部分:它叙述人在忧郁的压迫与对理想的追求中徘徊,最后忧郁取得胜利。第二部分《巴黎风光》展示了巴黎各种不堪入目的城景,诗人在其中找不到摆脱自己痛苦的地方;于是他沉醉在酒之中,可是徒劳(第3部分《酒》)。第4部分《恶之花》写诗人深入到罪恶之中去体验生活,但是摆脱不了精神压抑。在第5部分《叛逆》中,诗人对天主发出反抗的呼喊,但天主毫不理睬。诗人只有一条路:死亡:这是第6部分。《恶之花》中有不少爱情诗,它们的对象主要是让·迪瓦尔、萨巴蒂埃夫人和玛丽·杜布伦。
波德莱尔的艺术观令人瞩目。第一、他主张以丑为美,化丑为美。他不认为丑恶事物就是绝对的丑,而是认为丑中有美。他指出:“自然是丑恶的”,自然事物是“可厌恶的”、“平庸的”;自然景色是丑的、“邪恶的”;罪恶“天生是自然的”,“相反,美德是人为的、超自然的”。这种美学观点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遵循的原则之一。第二、他提出了通感理论。在《通感》(又译《对应》等)这首诗中,他把诗人看作自然界和人之间的媒介者。诗人能理解自然。因为自然同人相似;树木是活的柱子,发出含含糊糊的语言。诗人在各种感觉中看到宇宙的可感反映。他区分了两种现实:自然的,即物质的现实,这只是表面;精神的,即内在的现实,他认为这是宇宙起源的基因。他由此指出不同感觉之间有通感:“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呼应。”诗歌同别的艺术也是相通的,亦即可以用色彩和声音去表达感情。第三、以象征手法去表现通感。象征是由自然提供的物质的、具体的符号,也是具有抽象意义的负载者,由此达到更高的、精神的现实。他认为诗人能破译这些象征符号,穿越象征的森林。象征的含义是丰富的、复杂的、深邃的,具有哲理性,这是借有形寓于无形。象征手法丰富了挖掘人的精神世界的手段。第四、波德莱尔力图解放诗歌的形式,他注意到散文诗这种刚出现的文学样式:“这种散文是诗意的,没有诗韵和节奏,相当灵活,对比相当强烈,以致能适应心灵的抒情冲动,适应梦想的起伏和意识的跳跃。”(《致阿尔塞纳·乌赛》)他认为散文诗是介于诗歌和小说的一种文学体裁,能将诗歌的节奏美、音乐美与小说反映真实的自由结合起来,兼有两者之长。它的主要目标同样是要发掘内心世界。
《恶之花》是一部内容别开生面的诗集。首先,诗人第一次把大都会的生活和丑陋事物带进了诗歌王国。在他的笔下,城市的烦嚣和污秽成了最触目惊心的景象。巴黎是阴暗而神秘的:“万头攒动之城,充满梦幻之都,/幽灵光天化日拉住行人衣衫,/神秘像树液一样流淌到各处,/进入强大的巨人狭小的脉管。”(《七个老头》)黎明时的景象是巴黎的一幅灰暗写照:这时,卖笑的女人闭上发青的眼睑;女叫化子吹着余火,呵着手指;产妇的苦痛格外强烈;鸡啼划破迷雾,像血泡将啜泣噎住;养老院的病人在吐出最后一口气;精疲力竭的浪子们返回家里。(《黎明》)这个大城市最不堪入目的景象莫过于《腐尸》所描绘的横陈街头的女尸了:“苍蝇嗡嗡地聚在腐烂的肚子上,/黑压压的一大群蛆虫/从肚子里钻出来,沿着臭皮囊,/像粘稠的脓一样流动。”这个场面是藏污纳垢的巴黎的缩影,腐尸是社会的机体,诗人通过象征手法表现了对现实的厌弃。波德莱尔没有将目光投向花天酒地的富豪们,相反,他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7个穷老头中有的眼中现出恶意;有的目光宛如凛冽的寒霜;有的像跛行的走兽,脊梁和腿形成直角,他仇恨世界,仿佛在用他的旧鞋践踏无数死者;有的像来自地狱,幽灵一样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这些面目可憎的怪人,使诗人逃回家中,关上大门,心中惶恐,“我的心像在可怕、无边的海上/没有桅杆的旧驳船那样颠簸”。那些贫穷的老太婆也是弯腰曲背的、“残缺的怪物”:她们“蹒跚而行,受到无情北风鞭打/……她们碎步疾走,全像木偶一样;/仿佛受伤野兽,拖着步子行走。”(《小老太婆》)她们显然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波德莱尔尤其注意的是受命运捉弄的盲人:“他们的眼睛失去神圣的光辉,/总是仰面朝天,仿佛遥望远方;/从来见不到他们在沉思凝想,/把沉重的头颅向着地面低垂。”(《盲人》)诗人还描写坐在赌桌四周的老妓女,她们的“面孔不见嘴唇,嘴唇不见血色,颌部没有牙齿”。(《赌博》)诗集中还出现了孤儿、女乞丐、穷艺术家、被害的女人、同性恋女人等等。他们是《恶之花》的主要描绘对象,是大城市中受欺凌、被遗弃的“贱民”。
波德莱尔的创新欲望非常强烈。他从一开始创作诗歌,就明确提出要寻找“现代性”,这就是“要从时尚中抽取出历史性所包含的诗意内容,从暂时性抽取出永恒来”。(《现代生活的绘画》)这种现代性,必然不同于传统性,它包含了现时的本质,同时能传至将来。波德莱尔在诗歌创作上的现代意识,是导致他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找到诗歌语言奥秘,取得杰出成就的主要原因。福楼拜在给他的信中说:“代找到了使浪漫派年轻的方法。你迥异于任何人(这是所有优点中的第一位)。风格的独创取决于创作。你的句子塞满了思想,以致都要爆裂开来。”兰波进一步指出:“波德莱尔是第一个通灵人,诗王。”“通灵人”指的是敢于突破传统,找到现代诗歌表现手法的诗人。波德莱尔确实找到了开启现代文艺大门的钥匙。
波德莱尔(1821-1867)被称为现代派的鼻祖,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直接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的欧美文学创作。
一、生平和创作
波德莱尔生于巴黎,6岁丧父,母亲为生活所迫,改嫁给一个名叫奥皮克的军官。波德莱尔反对母亲的改嫁,与继父一直关系不好。奥皮克是个极为严厉和狭隘的人,他的管教使这个敏感的孩子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无论在里昂的皇家中学还是在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就读时,波德莱尔都忍受着忧愁和孤独之苦。他上大学以后,在巴黎过着放荡的生活,以示反抗家庭的管束,为此,他的父母硬要他到印度去旅行(1841,历时10个月),摆脱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但波德莱尔只到达毛里求斯岛,由于思乡而半途返回。回到巴黎后,他获得了父亲的遗产(共75000法郎),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很快就把遗产挥霍得所剩无几。1844年,他在继父和母亲的干预下,受到法律的约束,每月只有可怜巴巴的一点生活费(200法郎),迫使他自食其力,另谋生路。他拿起笔,写作文学、艺术评论(1845-1846)和诗歌。但以文为生是十分艰苦的,他一直生活拮据。1848年,他一度投入到革命中。约于1852年,他翻译美国故事家和诗人爱伦·坡的作品,从中发现了一个与他相近的天才。1857年,他发表了诗集《恶之花》,这是他酝酿了15年之久的一部作品。《恶之花》受到当局的起诉,被下令删除了6首诗。波德莱尔并没有泄气,1861年的新版又增加了32首诗。1864年他到比利时作巡回演讲。长期以来,忧虑、债务、旧病复发,使他身体非常虚弱。回国后,他的神经系统疾病加重,不久他终于瘫痪和失语,46岁便去世了。遗著有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1869),以及评论集《美学珍奇集》(1869)、《浪漫派艺术》(1869),此外他还有散文作品《私人日记》和《人造天堂》(1860)。
《恶之花》共157首诗。波德莱尔指出:“这不是一本纯粹的合集,它有头有尾。”诗集共分6个部分,以第一部分《忧郁与理想》为最长,这是核心部分:它叙述人在忧郁的压迫与对理想的追求中徘徊,最后忧郁取得胜利。第二部分《巴黎风光》展示了巴黎各种不堪入目的城景,诗人在其中找不到摆脱自己痛苦的地方;于是他沉醉在酒之中,可是徒劳(第3部分《酒》)。第4部分《恶之花》写诗人深入到罪恶之中去体验生活,但是摆脱不了精神压抑。在第5部分《叛逆》中,诗人对天主发出反抗的呼喊,但天主毫不理睬。诗人只有一条路:死亡:这是第6部分。《恶之花》中有不少爱情诗,它们的对象主要是让·迪瓦尔、萨巴蒂埃夫人和玛丽·杜布伦。
波德莱尔的艺术观令人瞩目。第一、他主张以丑为美,化丑为美。他不认为丑恶事物就是绝对的丑,而是认为丑中有美。他指出:“自然是丑恶的”,自然事物是“可厌恶的”、“平庸的”;自然景色是丑的、“邪恶的”;罪恶“天生是自然的”,“相反,美德是人为的、超自然的”。这种美学观点是20世纪现代派文学遵循的原则之一。第二、他提出了通感理论。在《通感》(又译《对应》等)这首诗中,他把诗人看作自然界和人之间的媒介者。诗人能理解自然。因为自然同人相似;树木是活的柱子,发出含含糊糊的语言。诗人在各种感觉中看到宇宙的可感反映。他区分了两种现实:自然的,即物质的现实,这只是表面;精神的,即内在的现实,他认为这是宇宙起源的基因。他由此指出不同感觉之间有通感:“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呼应。”诗歌同别的艺术也是相通的,亦即可以用色彩和声音去表达感情。第三、以象征手法去表现通感。象征是由自然提供的物质的、具体的符号,也是具有抽象意义的负载者,由此达到更高的、精神的现实。他认为诗人能破译这些象征符号,穿越象征的森林。象征的含义是丰富的、复杂的、深邃的,具有哲理性,这是借有形寓于无形。象征手法丰富了挖掘人的精神世界的手段。第四、波德莱尔力图解放诗歌的形式,他注意到散文诗这种刚出现的文学样式:“这种散文是诗意的,没有诗韵和节奏,相当灵活,对比相当强烈,以致能适应心灵的抒情冲动,适应梦想的起伏和意识的跳跃。”(《致阿尔塞纳·乌赛》)他认为散文诗是介于诗歌和小说的一种文学体裁,能将诗歌的节奏美、音乐美与小说反映真实的自由结合起来,兼有两者之长。它的主要目标同样是要发掘内心世界。
《恶之花》是一部内容别开生面的诗集。首先,诗人第一次把大都会的生活和丑陋事物带进了诗歌王国。在他的笔下,城市的烦嚣和污秽成了最触目惊心的景象。巴黎是阴暗而神秘的:“万头攒动之城,充满梦幻之都,/幽灵光天化日拉住行人衣衫,/神秘像树液一样流淌到各处,/进入强大的巨人狭小的脉管。”(《七个老头》)黎明时的景象是巴黎的一幅灰暗写照:这时,卖笑的女人闭上发青的眼睑;女叫化子吹着余火,呵着手指;产妇的苦痛格外强烈;鸡啼划破迷雾,像血泡将啜泣噎住;养老院的病人在吐出最后一口气;精疲力竭的浪子们返回家里。(《黎明》)这个大城市最不堪入目的景象莫过于《腐尸》所描绘的横陈街头的女尸了:“苍蝇嗡嗡地聚在腐烂的肚子上,/黑压压的一大群蛆虫/从肚子里钻出来,沿着臭皮囊,/像粘稠的脓一样流动。”这个场面是藏污纳垢的巴黎的缩影,腐尸是社会的机体,诗人通过象征手法表现了对现实的厌弃。波德莱尔没有将目光投向花天酒地的富豪们,相反,他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7个穷老头中有的眼中现出恶意;有的目光宛如凛冽的寒霜;有的像跛行的走兽,脊梁和腿形成直角,他仇恨世界,仿佛在用他的旧鞋践踏无数死者;有的像来自地狱,幽灵一样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这些面目可憎的怪人,使诗人逃回家中,关上大门,心中惶恐,“我的心像在可怕、无边的海上/没有桅杆的旧驳船那样颠簸”。那些贫穷的老太婆也是弯腰曲背的、“残缺的怪物”:她们“蹒跚而行,受到无情北风鞭打/……她们碎步疾走,全像木偶一样;/仿佛受伤野兽,拖着步子行走。”(《小老太婆》)她们显然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波德莱尔尤其注意的是受命运捉弄的盲人:“他们的眼睛失去神圣的光辉,/总是仰面朝天,仿佛遥望远方;/从来见不到他们在沉思凝想,/把沉重的头颅向着地面低垂。”(《盲人》)诗人还描写坐在赌桌四周的老妓女,她们的“面孔不见嘴唇,嘴唇不见血色,颌部没有牙齿”。(《赌博》)诗集中还出现了孤儿、女乞丐、穷艺术家、被害的女人、同性恋女人等等。他们是《恶之花》的主要描绘对象,是大城市中受欺凌、被遗弃的“贱民”。
波德莱尔的创新欲望非常强烈。他从一开始创作诗歌,就明确提出要寻找“现代性”,这就是“要从时尚中抽取出历史性所包含的诗意内容,从暂时性抽取出永恒来”。(《现代生活的绘画》)这种现代性,必然不同于传统性,它包含了现时的本质,同时能传至将来。波德莱尔在诗歌创作上的现代意识,是导致他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找到诗歌语言奥秘,取得杰出成就的主要原因。福楼拜在给他的信中说:“代找到了使浪漫派年轻的方法。你迥异于任何人(这是所有优点中的第一位)。风格的独创取决于创作。你的句子塞满了思想,以致都要爆裂开来。”兰波进一步指出:“波德莱尔是第一个通灵人,诗王。”“通灵人”指的是敢于突破传统,找到现代诗歌表现手法的诗人。波德莱尔确实找到了开启现代文艺大门的钥匙。
波德莱尔(1821-1867)被称为现代派的鼻祖,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直接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的欧美文学创作。
一、生平和创作
波德莱尔生于巴黎,6岁丧父,母亲为生活所迫,改嫁给一个名叫奥皮克的军官。波德莱尔反对母亲的改嫁,与继父一直关系不好。奥皮克是个极为严厉和狭隘的人,他的管教使这个敏感的孩子陷入深深的忧郁之中。无论在里昂的皇家中学还是在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就读时,波德莱尔都忍受着忧愁和孤独之苦。他上大学以后,在巴黎过着放荡的生活,以示反抗家庭的管束,为此,他的父母硬要他到印度去旅行(1841,历时10个月),摆脱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但波德莱尔只到达毛里求斯岛,由于思乡而半途返回。回到巴黎后,他获得了父亲的遗产(共75000法郎),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很快就把遗产挥霍得所剩无几。1844年,他在继父和母亲的干预下,受到法律的约束,每月只有可怜巴巴的一点生活费(200法郎),迫使他自食其力,另谋生路。他拿起笔,写作文学、艺术评论(1845-1846)和诗歌。但以文为生是十分艰苦的,他一直生活拮据。1848年,他一度投入到革命中。约于1852年,他翻译美国故事家和诗人爱伦·坡的作品,从中发现了一个与他相近的天才。1857年,他发表了诗集《恶之花》,这是他酝酿了15年之久的一部作品。《恶之花》受到当局的起诉,被下令删除了6首诗。波德莱尔并没有泄气,1861年的新版又增加了32首诗。1864年他到比利时作巡回演讲。长期以来,忧虑、债务、旧病复发,使他身体非常虚弱。回国后,他的神经系统疾病加重,不久他终于瘫痪和失语,46岁便去世了。遗著有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1869),以及评论集《美学珍奇集》(1869)、《浪漫派艺术》(1869),此外他还有散文作品《私人日记》和《人造天堂》(1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