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在对《中庸》诠释过程中受吕与叔的影响及其对吕氏之批评(一)

论朱子在对《中庸》诠释过程中受吕与叔的影响及其对吕氏之批评(一)内容提要：朱子对《中庸》的诠释工作是在对其学术的继承与批评中展开的，在这一方面，朱子与吕大临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研究例证。

在程门诸子的《中庸》诠释中，朱子最取吕氏，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吕氏的影响。

但是，朱子同时也对吕氏的《中庸》诠释也有所批评，特别是吕氏在诠释《中庸》文本过程中所阐发出来的工夫理论，即吕氏所谓的“求中”之说，则深表不满。

从这个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子之注经，一则要做最大程度上与经典文本保持一致，这可认为是“学”的层面；同时又要透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一个能够安顿人生、指导实践的义理系统，这可以认为是“道”的层面。

朱子受吕氏之影响者，更多表现为前者。

但对朱子来说，经典诠释决不能与其总体上的义理系统相违背，只要是与“道”这一层面相冲突的，朱子就坚决予以清算。

朱子之深非吕氏“求中”之说，其用心即在于此。

关键词：朱子吕大临《中庸》一、引言对《中庸》的诠释，是朱子(晦庵，1130－1200)《四书》诠释工作的一重要环节。

在朱子一生中，先后作《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删定《中庸辑略》，并留下了三大卷与门人研讨《中庸》的语录，自有《中庸》以来，在对《中庸》的诠释史上，朱子可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

在宋之前，对《中庸》之研究，除了传统的郑注孔疏之外，鲜有有影响的作品流传。

1]北宋初年，习《中庸》之学始成一时风尚，2]而北宋中期随着道学运动之兴起，《中庸》更是备受关注，二程子（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及程门诸高弟多有论释《中庸》的著作或语录，如朱子说：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传之要，以着于篇。

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遗旨而发挥之，然后其学布于天下。

然明道不及为书，今世所传陈忠肃公之所序者，乃蓝田吕氏所著之别本也。

伊川虽尝自言“中庸今已成书”，然亦不传于学者。

或以问和靖尹公，则曰先生自以不满其意而火之矣。

二夫子于此既无书，故今所传，特出于门人记平居问答之辞。

而门人之说行于世者，唯吕氏、游氏、杨氏、侯氏为有成书。

若横渠先生，若谢氏、尹氏，则亦或记其语之及此者耳。

3]在朱子看来，这是一次真正革命性的变化，长期以来，二氏借《中庸》之名而说异端之学，“弥近理而大乱真”，直到二程夫子出，才得以绍子思、孟子以来“千载不传之绪”。

4]在《中庸》之诠释史上，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传统，或者说是一个新的诠释视域（horizon），朱子全部对《中庸》的诠释工作，可说就在这样一个新的诠释视域中展开。

因此，如何继承与发扬北宋诸子的学术遗产，遂成为朱子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

干道年间，朱子友人石子重汇集北宋诸子之《中庸》疏解成《中庸集解》二卷，朱子对此颇为重视。

据束景南先生考证，朱子其间多与石氏商量讨论，助成其事，5]并为之序。

该书对北宋以来道学家研究《中庸》之成果，“采掇无遗”而又“谨密详审”6]，故朱子在＜中庸集解序＞中称，是篇之成不但有助于学者“考其异而会其同”，更重要的是，“圣门传授之微旨见于此篇者，诸先生之说详矣”。

7]由此亦可看出，朱子实希望能通过对北宋诸说的考异会同以到达圣门传授之微言大义，所谓“行远自迩，升高自卑”之意。

8]但是，随着他研究的不断深入，他越来越对北宋诸说，特别是程门诸子对《中庸》的疏释有所不满，仅在序定《中庸集解》之后的四年，朱子在序《中庸章句》时，9]对石氏所辑录的程门《中庸》说的评价就与＜中庸集解序＞中所说的迥然有异：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

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

10]在朱子看来，《中庸集解》所辑诸先生的学说虽不失有可取之处，但对于进一步发明圣学来说还是不能令人满意，不但程门弟子多有违背师说之处，就是二程的语录，在经其门人转手之后，也难以表达出应有的精微之义，因此，有重新诠释《中庸》之必要性。

而这项工作的展开，首先要作的，则是要对前人的工作来一番清理。

《语类》卷六二载：游丈开问：“《中庸》编集得如何？”曰：“便是难说。

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驳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曾有人说。

”11]正因为如此，朱子在作《中庸章句》以阐明其一家之说的同时，将原先石子重的《集解》进行删略，成《中庸辑略》一卷，同时又作《中庸或问》二卷，以记其辩论取舍之意。

长期以来，对朱注《中庸》之研究，学者多从《章句》正面入手，对《辑略》、《或问》学界似乎重视不足。

然朱子亦曾教导其弟子，要进一步明了其义理，须“子细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

12]如此，我们一则可以厘清朱子学说之渊源，以明学术之源流，二则可以更加明了朱子对《中庸》的诠释取向与特色。

本文讨论朱子在对《中庸》诠释过程中受吕与叔的影响及其对吕氏之批评，即是试图从这一角度入手，以程门高弟吕大临(与叔，1046-1092)作为一个例证来考察一下朱子《中庸》诠释之特色。

二、朱子对吕氏《中庸解》的认同及其所受的影响在程门高弟当中，朱子对吕与叔最为推许。

13]吕与叔初从横渠学，横渠没后，又东见二程受学，故其一身实兼得关、洛两家之传。

14]史籍称其学“通六经”，15]“礼学甚精博，《中庸》、《大学》尤所致意”。

16]其著作主要有《易章句》、《礼记解》、《中庸解》等，但多散佚，现主要收集在陈俊民先生辑佚的《蓝田吕氏遗著辑校》一书中。

17]吕与叔对《中庸》的诠释，主要见诸其《中庸解》一书中。

18]朱子在少年时代，就已经接触过吕与叔的《中庸解》，他在成学以后还曾多次提到少年时代因读吕氏书为之警厉奋发：某年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解得此段痛快，未尝不悚然警厉奋发。

19]可见吕与叔的《中庸》诠释对朱子的影响甚早，其后朱子也一直对吕注《中庸》表示相当程度的推许：吕与叔《中庸》义，典实好看。

20]吕《中庸》，文滂沛，意浃洽。

21]李先生说：“陈几叟辈皆以杨氏《中庸》不如吕氏。

”先生曰：“吕氏饱满充实。

”22]龟山门人自言龟山《中庸》枯燥，不如与叔浃洽。

先生曰：“与叔却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远。

”23]。

在传程氏《中庸》诠释而有文本行世的吕、游、杨、侯四家中，24]朱子显然最取吕氏：曰：“然则吕、游、杨、侯四子之说孰优？”曰：“此非后学所敢言也。

但以程子之言论之，则于吕称其深潜缜密，于游称其颖悟温厚，谓杨不及游而亦每称其颖悟，谓侯生之言但可隔壁听。

今且熟复其言，究核其意，而以此语证之，则其高下浅深亦可见矣。

过此以往，则非后学所敢言也。

”25]朱子虽称“非后学所敢言”，但又说“其高下深浅亦可见”，这其实就是在明说吕高于游、杨诸人。

这一点表现在朱子相关著作的引用与编排形式上也看得出。

在《中庸辑略》的编排上，朱子一般在程、张之后，程门弟子当中，吕氏总是排在第一位，依次为谢、杨、侯等人，从中亦可看出朱子对吕注《中庸》的重视与偏爱。

正因为如此，朱子在诠释《中庸》过程中，亦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吕注《中庸》的影响。

这种影响既表现《中庸章句》的诠释中，亦表现在《中庸或问》与《语类》的有关评论中，以下我们将分别予以展开。

（甲）《中庸章句》中朱子受吕氏影响者《章句》是朱子《中庸》诠释的代表作，《章句》中所表现出来朱子受吕氏影响者，对于我们考察朱子与吕氏关系时，也就最能说明问题。

关于这一点有两种情况：其一，文本中直接注明引自吕氏者；其二，文本中没有直接注明来自吕氏但我们可以判明其受吕氏影响者。

（一）《章句》文本中直接注明引自吕氏者凡五，被引用的次数仅次于二程兄弟，而甚至高于张载。

26]程、张诸子为朱子学术与思想的主要渊源，其学术成果与思想观点被朱子较多的引用当属情理中事，但吕氏被朱子引用的次数居然与程、张比肩，这虽不能说吕氏在朱子心目中的地位可与程、张这些大儒等量齐观，但这一资料本身至少可以说明朱子之《中庸》诠释受吕氏的影响不小。

在《章句》中朱子引用吕氏之说的五条中，大致上说也有两种类型：其一，直接采用吕注以代替己说者一处，见诸第二十九章对“王天下有三重焉”的诠释，此处朱子完全采用吕氏的说法，即以“议礼、制度、考文”释“三重”。

27]《或问》中朱子进一步指出：“三重诸说不同，虽程子亦因郑注，然于文义皆不通，惟吕氏一说为得之耳。

”28]其二，《章句》中朱子在提出自己的诠释的同时，引用了吕注来论证己说。

这种类型有四条，都见诸第二十章，分别是：1）释从“或生而知之”至“及其成功一也”；29]2）释从“子曰：好学近乎知”至“知耻近乎勇”；30]3）释从“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至“怀诸侯也”；31]4）释“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32]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作《中庸章句》时可谓惜墨如金，一般不轻易引用他说，有引文则大多都不甚长，即使是引程子、张子之说，也都是尽量从简，但上列四条朱子引吕氏之说者，却一反常规，大段大段地照抄吕注中的原文。

这四段引文在字数上甚至要超过《章句》中其他引文的总和，这里也充分看出朱子对吕氏文字的喜爱。

33] （二）《章句》中未注明采用吕说而我们可以看出朱子受吕氏影响者。

事实上我们很难完全指出《章句》所有受吕氏影响者，因为有些诠释是程门的共识，这种情况我们在此存而不论。

34]但在对朱、吕二氏相关的文本比较中，仍然有些痕迹表明朱子的有些诠释是来自吕氏的，在此我们不妨略举三两例子予以说明：例一第九章：【吕注】此章言中庸之难也。

均之为言，平治也。

《周官·冢宰》：“均，国平治之谓也。

”平治乎天下国家，智者之所能也。

逊千乘之国，辞万钟之禄，廉者之所能也。

犯难致命，死而无悔，勇者之所能也。

三者，世之所难也。

然有志者，率皆能之。

中庸者，世之所谓易也，然非圣人其孰能之？唯其以为易，故以为不足学而不察，以为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35]【朱注】均，平治也。

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难也，然不必其合于中庸，则质之近似者皆能以力为之。

若中庸，则虽不必皆如三者之难，然非义精仁熟，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

三者难而易，中庸易而难，此民之所以鲜能也。

36]按：朱子《或问》中对吕氏之说没有评论，然朱子训“均”为“平治”，很可能是沿用吕氏之说。

郑注孔疏对此都没有训释，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文献中，只有与吕氏同时代的马晞孟有训“均”为“平治”之意。

又吕、马二氏又均以知、廉、勇训“三事”，我们从中可以肯定二者之间有一定关联，但现在很难判定到底是吕氏之说源于马氏，还是马氏之说来自吕氏。

不过，较马氏而言，吕氏对“均”字的训释更为清晰明确，而马氏《礼记解》又有从吕说的先例，37]则我们可以初步断定马说源于吕说。

但宋以来的注家大多训“均”作“平均”，如伊川的老师胡瑗，同为程门的游定夫，与朱子前后的陈亮等多人都作如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