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默顿：科学家的精神特质

打铁要趁热。

在科学网上“科学与政治”的话题慢慢升温的时候，我这里再给它加一把火，讨论一下科学家的精神特质。

说是讨论，其实我没有什么新的思想。

如同鲁迅感概一切好诗在唐代已经做完一样，我觉得关于科学家的精神特质问题，还有其它一些经典的科学社会学的大原则问题，在默顿时代，就已经被他和他的弟子们解决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时不时地重温一下默顿的思想。

默顿的全名是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生于1910年，活了92岁，于2003年去世。

他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和结构功能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性人物。

科学社会学成为社会学的一个有影响的分支，恐怕一半是托了默顿的福。

他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1935年，国内走向未来丛书有中译本）首次把科学作为一个具有独特价值观的社会系统来研究，被认为是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

默顿的博士学位是在哈佛拿的，他也曾在哈佛教过几年书。

不过，他的学术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是跟哥伦比亚大学联系在一起的。

他1941年进入哥伦比亚，直到1979年退休。

以哥大为基地，默顿培养了一批很有影响的学者。

我们科学网的曹聪博士，其博士导师就是默顿的亲传弟子。

算下来，曹兄算是默顿的再传弟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在科学网介绍默顿，还真有班门弄斧的嫌疑。

搞社会科学的人，如果一生能够提出一个令学术界广泛接受并使用的专有名词就算很不容易了。

比如，那个写了《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托马斯·库恩，提出并阐述了一个“范式”（paradigm）的概念，就足以让他名垂青史了。

默顿对科学社会学的开创性贡献，则足以令他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名垂青史好多次。

例如，1968年，默顿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科学的马太效应”一文（Robert Merton, “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 Science, 1968,159, pp.56-63.），首次揭示了科学共同体当中对科学家的奖励与承认存在着“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不公平现象。

默顿说，在宏观上马太效应显然已经渗透到社会选择的各个环节过程中，这使得科学资源的分配过于集中。

今天，“马太效应”已经是大家在讨论科技资源分配问题的时候耳熟能详的一个专有名词了。

默顿的贡献，远远不止发现了一个“马太效应”现象。

他在1942年提出的关于科学家的精神特质的论述，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这也正是本文专门要讨论的话题。

默顿1942年的文章，最初发表在《法律和政治社会学杂志》上，题名为“科学与民主笔记”（"A Note on Science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Leg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1942，1: 115-26），在本文收入其专著《科学社会学》时，改名为“科学的规范结构”（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cience）, 后来又曾经改名为“民主次序下的科学与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a Democratic Order，1949）。

他在1969年发表的“科学家的行为规范”一文（"Behavior pattern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cholar, 1969, 38: 197-225），再次强调了他关于科学家精神特质的概括。

这里，之所以把这篇文章的题名变动的渊源交代一下，是希望
读者能够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默顿在提出科学家的精神特质的时候，是把这个命题跟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当年的时代背景（1940年代初期），是欧洲的专制主义对正直的科学精神的摧残。

由于这种打击，很多科学家感到，他们必须依附于特定的社会结构才能生存。

这个状况跟大众心目中的科学家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大相径庭。

默顿说，“如果其墙壁遭到持续的打击，象牙塔也会守不住的”。

他认为，民主制度应该保证象牙塔的纯洁性。

他特别提出了民主制度下科学精神的四大特征（或者说科学家应该遵循的四个规范）：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非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组织化的怀疑精神（organized skepticism）。

“普遍性”的含义有两个方面。

一，对科学成果的评价标准的依据是实证与逻辑，这个标准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因而是不依赖于特定科学家个体的。

二，科学界的准入资格是平等的，不因出身、性别、种族、政治倾向而改变。

换句话说，实证加逻辑是检验科学成果的标准，在这个标准面前人人平等。

这令我们想起一句很熟悉的论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联想到二战期间德国对犹太科学家的迫害，默顿的“普遍性”一说，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公有性”是说，一方面，科学发现的成果是公有财产，而非个人私有的东西，应该归科学共同体所有。

科学家只有公布并交流其科学成果，才能获得科学共同体对其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承认。

另一方面，科学家必须尊重同行的科学发现，要在无偿使用同行的科学发现的时候，注明其来源，以示感谢与承认。

“非私利性”的涵义很广泛，但其宗旨是说，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应该是科学活动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目的，其它一切目的（对荣誉、地位、金钱的追求）都应该处于从属地位。

只有牢牢树立了这一观念，科学家们才能抵御社会环境中来自于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的压力。

最后，“组织化的怀疑精神”不仅强调怀疑精神，而且强调这个怀疑精神是“组织化”的。

具备怀疑精神，值得是不盲从、不轻信，反对偶像崇拜，拒绝权威与教条。

用现在时髦一点的词汇，是指科学家要具备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

“组织化”强调的是对“怀疑主义”制度化安排。

具体而言，则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盛行的对于科学论文与成果的同行评议制度。

默顿的四项规范所描述的，是科学家精神的理想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科学共同体具备强烈的反对特殊化的倾向，他们分享各自的科学发现，并依据公认的标准来检验同行的成果。

在上述规范下，科学家在科学成果面前是平等的，跟他们的社会地位、国籍、种族、宗教等等是不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