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赛珍珠英译《水浒传》

第24卷第6期2009年12月宿　州　学　院　学　报Journal of Suzhou U niversity V ol .24,N o.6D ec .2009
do i :10.3969 j
.iss n .1673-2006.2009.06.015多元系统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赛珍珠英译《水浒传》
朱明胜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通　226019)
摘要: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翻译理论提出,翻译研究要不再局限于对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译作的
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来研究翻译。

利用此理论,分析赛珍珠本人、美国当时的接受语境,可以解释其在翻译《水浒传》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其译本在当时的美国大受欢迎的原因。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水浒传》;赛珍珠
中图分类号:H 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06(2009)06-0041-05
收稿日期:2009205226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2008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08SJD 7400034)。

作者简介:朱明胜(1972-),安徽亳州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引子
自古以来,翻译理论随着翻译活动的进行一直在发展,特别在20世纪后半期,翻译理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翻译理论家相继提出各种翻译理论,扩大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待翻译有了更多的视角,使人们对翻译有了更多的审视。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最本质的进展是越来越重视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诸如共同的规则、读者的期待、时代的语码,探讨翻译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运用新的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述,等等,这是当前西方翻译研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发展趋势[1]。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了多元系统概念。

他吸取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客观描述翻译文学在主体文化中的接受与影响,以期有效揭示制约文学翻译的规范与规律。

该理论的核心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

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

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
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①。

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
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译作的发
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不仅指译文的读者,还指整个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身上。

该理论提示我们在考察翻译时,要重视翻译文本之外的因素,这给我们分析一些翻译现象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一般而言,绝大多数的翻译属于次要活动,其作用是保守的,是为了维护或强化现有文学(文化)传统;但在下列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可能成为主要的活动,可能促进形式库的充实与完善。

第一,当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第二,当文学处于“边缘”或处于“弱小”状态,或兼而有之时;第三,当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点,或出现文学真空时。

佐哈尔沿两条线索研究翻译作品与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第一,主体文化是如何选择翻译对象的;第二,翻译文学是如何与目的语言中其他系统产生联系,从而“采取特定的规范、行为和政策”,发挥特定的功能。

佐哈尔认为,如果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这就意味着它是创新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翻译文学常常与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

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原创”作品与“翻译”作品不再泾渭分明;“翻译
作品的类型扩展到‘次’(se m i 2)翻译和‘准’(quasi -)翻译”;翻译规范“可能过于异化或带有过于强烈
的革命性”;翻译的忠实性与充分性(多少类似我们
所说的硬译)趋于同一。

在这个时期,“硬译的文本不是引入,而是强加于目标语言的文学多元系统”,最知名或最受欢迎的翻译作品均由主要作家翻译。

在
1
4①
埃文・佐哈尔著《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20页;转引自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第234页。

文学新模式的构建过程中,翻译不仅引进新思想,而且引进新的(诗学)语言、写作模式和技巧[2]。

1　赛珍珠与英译《水浒传》
赛珍珠的翻译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前
后耗时5年,在龙墨芗先生的帮助下完成了译文,后由纽约庄台公司(T he John D ay Company ,N e w
Yo rk )在1933年出版。

这本书仅在1933年9、10、11月就曾连续三次印刷出版,以后又多次重印。

据《南
大逸事》记载:“这是《水浒传》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在美国很是畅销,从中国杀将过去的这批‘梁山好汉’,一下子就‘蹿’上了美国权威的‘每月图书俱乐部’的排行榜。

”这足见此书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

在书的译序中,她道出了翻译《水浒传》的初衷:“这本中国最著名的小说《水浒传》的译本,并不试图从学术上作什么探讨,也不在解释和考证方面过多下功夫。

翻译这部小说时,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兴趣,只是因为它生动地讲述了美妙的民间传说……我觉得中文的语言风格与该书的题材极为相称,因此我希望不懂中文的读者至少能产生一种幻觉,即他们感到自己是在读原本。

”
谈到翻译策略时,她说:“我尽可能做到直译……保留原作的内容及写作风格,甚至对那些即使在原文读者看来也较为平淡的部分也未做任何改动……原文中的那些打油诗也照译成英文的打油诗。

”
在译序中,赛珍珠解释了她将书名《水浒传》译为A llM en A re B rothers 的原因:“当然,英文的书译名并非原著本来的名字,因为原名根本无法翻译。

‘水’等于英文的‘水’(w ater ),‘浒’意为‘水边’
(m argin s o r borders ),‘传’则相对于英文的‘小说’(novel );至于在我个人看来,将这几个字排列在一起几乎毫无意义,也不能准确反映原书的意旨。

于是,我自作主张,选取了孔子的一句名言作为书名(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该名无论在内涵还是在外延上均体现这些绿林好汉的侠义精神。

”
在译序中,赛珍珠讲出了她翻译《水浒传》的目的、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为什么要把书名译为A ll M en A re B rothers 的缘由,这对我们分析这部译作都有着重要作用。

赛珍珠作为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推向世界的第一人,其“异化”的翻译手法一直为人所诟病,而如果利用多元系统翻译理论来观察赛珍珠本人、当时美国的文化语境,正好印证了佐哈尔的理论,说明了其采取“异化”翻译方式的合理性及其对当时美国的影响。

下面就从译作的发起者、译语的接受语境及其“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加以阐述。

2　译作的发起者
译作的发起者,即赛珍珠。

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的赛珍珠,在襁褓时期就被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带到
了中国。

赛珍珠从小接受双语教育,长期受到双重文化的熏陶。

她前后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她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

她深深热爱中国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以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领奖仪式上的致辞中,她说:“我的第二祖国是中国。

……中国人民的生活多年来也是我的生活,的确,他们的生活始终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1972年,尼克松来华访问后,中美关系解冻,她虽逾古稀之年,但对中国的爱心拳拳耿耿,愈加炽烈。

她满怀着希望申请访华,但终未如愿,于1973年带着终生遗憾而不幸病故。

尼克松先生在她病故时,在悼词中称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人。

”她之所以选定《水浒传》来翻译,既有艺术上的考虑,也有“政治上”的因素。

精通汉语的赛珍珠对《水浒传》的口语化文字风格很是赞赏,而小说的政治内容对她的吸引力更大。

她十分清楚,“中国历史上的其一人士不管属于哪一种人,也不论他们持有什么信仰,无一不喜欢《水浒传》,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

”在她眼里,这部小说的主要矛盾是“老百姓和腐败的官府之间的斗争”。

梁山一百单八将类似于英国中世纪追随罗宾汉的绿林英豪,他们并非存心造反,只是受环境逼迫,万般无奈之下才揭竿而起,他们所反抗的是邪恶的势力和无道的社会。

在中国,赛珍珠经历了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她同投身于这场科学民主救国运动的一些代表人物交往频繁,自己也参加了关于儒家思想和农民运动的大辩论;同时她还是对中国妇女解放斗争怀有同情心的观察者。

更重要的一点,赛珍珠在中国的几十年间,正值中国内忧外患。

她曾强烈地感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意识,这应该说是她选择翻译描写农民反抗精神的《水浒传》的一个原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赛珍珠在中国经历了两次排外运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的南京事件,她深深意识到白人和华人之间的不平等。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加强了她追求和呼吁自由平等的民主意识和决心。

在中国的种种经历和所受的美国教育使赛珍珠找到了中国式的民主意识和美国式的民主意识的契合点[3]。

作为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讲述了农
2
4
民反抗封建剥削、压迫和反动的腐朽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毋庸置疑,这部作品对于有着叛逆精神的赛珍珠也有着重要影响。

赛珍珠只所以选择了根据金圣叹评点的贯华堂本70回的而不是120回本的《水浒传》,历时4年来翻译,是因为她认为这个版本最好,较长版本的结尾是好汉们被朝廷招安,而70回本的则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与官府反抗到底的思想。

3　译语的接受语境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文学主题为赛珍珠的英译《水浒传》提供了传播的可能,而意象派的表现手法为其翻译提供了表现形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人的身心受到了沉重打击,出现了信仰危机,产生了“迷惘的一代”。

而美国经济却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的霸主。

于是,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以纵欲、饮酒、享乐为主调的喧嚣的爵士时代。

然而,好景不长,1929年至1933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先袭击欧洲大陆,接着席卷美国,终于让西方人又一次尝到了经济危机的痛苦,精神上遭受打击。

赛译《水浒传》之所以畅销还因为它迎合了当时西方读者的阅读心理。

这时候,意在讲述“美妙的故事”,“没有丝毫学术上的兴趣”的赛珍珠推出这样一个译本,使西方读者在阅读时逃避在一个远离现实的梦幻世界里,掩饰了现实的痛苦与矛盾,在欢娱中得到满足,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自恋心理[4]。

这样,《水浒传》受到西方读者欢迎就不足为怪了。

战后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相继发展。

当时的文学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和支持。

例如西奥多・德菜塞早期作品表现了社会环境对人行为的巨大影响,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弱肉强食,抒发了对在社会激烈竞争中的弱者和小人物的同情。

1929年开始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使美国作家对美国社会的现状和出路进行了更加深刻的反思。

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

作为经济大萧条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作品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农业工人的悲惨命运和反抗精神,塑造了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

斯坦贝克在表述资本主义制度的邪恶时,特别强调了劳苦大众团结斗争的力量[5]。

作家理查德・赖特的作品表达了黑人对美国社会种族歧视制度和黑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强烈愤怒。

他指出了不公正的社会环境是造成黑人暴行的根本原因,也预言了黑人终将把愤怒转变成为争
取平等权利的暴力斗争。

“意象主义”诗歌是20世纪前20年间一群英美诗人所掀起的一场诗歌革命。

意象派诗人反对传统的诗歌题材和诗体,也反对对感官经验的传统表现方法。

他们努力探索新的诗歌形式,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英美诗歌的发展,难怪有人说意象主义诗歌既是奠基石又是硕果。

作为翻译家的庞德,同时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为意象派诗歌的创始人和代表。

庞德的诗学对现代英美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

他最有影响的译作《中国》一出版,立即在西方兴起了一股“中国热”,并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佳的十余首诗之一”。

该书也成了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作,极大地推动了意象派诗歌在西方的发展。

20世纪初,他通过对意象派诗歌的支持,对传统的诗学进行了冲击[6]。

庞德在翻译时对抽象的概念不感兴趣,他注重的是形式、零星的意象和个别的细节。

他认为,只有在一瞬间才能“抓住真实”。

庞德正是这样在翻译中抓住了零星的意象和个别细节,用英语写出一首首新的诗。

实际上,庞德是以中国古诗为蓝本,写出一种半翻译、半创作的诗。

庞德这样做,也是有其目的的。

1915年,当他出版《中国》时,正是一位踌躇满志的年轻诗人,早就厌倦了19世纪维多利亚伤感的诗风,对于前辈诗人抽象的说教与陈旧的题材和作诗手法颇为反感。

他要进行改革,使诗歌获得新生。

他想给新时代增添新的色彩,用坚实、鲜明的意象来取代长吁短叹的抒情。

他为此进行探索,在他的探索过程中,接触了中国古典诗,对之大感兴趣,并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

庞德把翻译当作文化斗争的工具,就像美国20世纪60 -70年代的翻译也被用来对当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流行的审美观念和文化观念进行挑战,并给整个反文化运动带来了动力。

庞德在翻译诗歌时,认为译诗应重现原诗总体的效果,既可以表现在形式上,也可以表现在用典上。

他还把翻译看作是创作,即“创造性的翻译”。

从而为诗歌翻译开辟了新的途径——在直译和意译之外,还可以进行创造性的翻译。

由于他本人不懂中文,而是看了一个美国的东方学家费诺罗萨(E rnest Fenoll o sa)的笔记而翻译中国古诗,加上他可能为了实现自己的诗学和翻译理论或来自费诺罗萨对中文的误解,庞德的翻译中出现“误译”也就在所难免。

但他对中国古典诗的翻译,起到了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并在沟通东西方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翻译所造成的长远影响并不取决于原著或译作本身,而是取决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会把外来知识引向什么道路。

他清新的翻译和写诗风格影响了美国文坛,给人们带来耳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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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感觉。

美国当时的文化语境给赛珍珠的《水浒传》英译本提供了文学主题和表现形式上的可能性,这就可以解释其译本在美国大受欢迎的原因。

尽管对于书里的内容她基本上采取了直译的翻译方式,但是对于英译书名却采取了意译方式,而没有译成W ater M arg in(J.H.Jack s on译),采取了这种翻译方式,符合当时美国的文学语境。

虽然她曾先后试用过《侠盗》(T he Good R obbers)、《义侠》(T he R ig h teous R obbers)等译名,但她都不感到满意。

直到出版前,才突发灵感,利用自己学的《论语》中的一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如果说,在孔子的儒家思想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指的还是中国,那么赛珍珠以此作为其译作的书名,则不仅仅概括了原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她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平等相处的美好愿望[3]47。

1933年出版的《中华月报》评论说,赛珍珠译本“忠实地译成英文”,“真是不易多得的杰作”,因译作中的“人物颇与英国的罗宾汉等绿林豪杰相似,所以这样有兴趣的,合西洋人口味的,而有永远性的人皆兄弟,更引起欧美读者的欢迎。

”①
5　“异化”的翻译策略
在中西方的翻译史上,很多学者都提出过“直译”或“异化”的主张,并阐述这种翻译策略的作用。

三国时期的支谦曾提出“因循本质,不加文饰”,东晋的道安更加发扬蹈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鲁迅先生赞成“硬译”,即那种“有新造的句法使人一时感觉异样而后来可以据为己有的所谓‘硬译’”,“即装进异样的句法——输入新的表现方法”,同时他还“反对顺而不信”,因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代,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②鲁迅先生在中国当时白话文不太发达的情况下,就指出了“硬译 直译”给汉语所带来的好处。

16世纪法国翻译家雅克・阿米欧(Jacques Am yot)提出:“一个称职的译者的任务,不仅在于忠实地还原作者的意思,还在于在某种程度上模仿和反映他的风格和情调。

”[7]
德国著名学者施莱尔马赫(Sch leier m acher)在其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中指出,翻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途径。

要帮助译作的读者在不脱离本族语的情况下正确而完全地看懂原作,可以采取两种不同途径。

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

这两种途径截然不同,因而无论采取哪一种途径都必须坚持到底,如使二者混淆,势必产生不良后果,使译作的读者无法理解原作的意图。

在第一种情况下,译者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填补读者不懂原作语言的空白,把自己在认识原作语言中所获得的印象传递给读者,把读者送到陌生的原作的发源地,从而使读者根据译者提供的语言形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理解原作的真正含义。

通过“异化”这种翻译方式,我们可以更深刻、更正确地认识到语言之间的差异和各种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

我们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

一篇译文的价值取决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和对这种差异强调的程度。

因此,我们在翻译中应尽量反映语言之间的差异。

本雅明认为,语言的本质只有在具体语言之间的差异中才能把握,也只有通过具体语言之间的差异才能把握。

德里达也认为语言之间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该被隐藏起来,而是应该表现出来。

纽马克指出:评论者应该从译者本人的角度看待译文,了解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过程,尽力弄清楚译者为什么要那样译;许多情况下,一些在外人看来明显的“误译”其实是译者有意为之。

从翻译风格上看,赛珍珠译本总体翻译策略是直译,尽量保留汉语特有的表达方式,尽管句子较长,但以简单句为主,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词恐怕就是起连句作用的“and”[8]。

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初衷就是想把它忠实地介绍给西方读者,保留当时语言特有的表达方式和行文特点。

她认为,要想做到这些,直译就是最为有效和便捷的翻译方法。

因此,在译文中她采取异化的翻译方式,让美国读者领略到“美妙的民间传说”的同时,也见识了“原作的内容及写作风格”。

5　结论
如果利用多元系统理论,把语言、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等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赛珍珠所翻译的《水浒传》,可以给我们的分析带来更多的启迪和深思,也能让我们更好地思考语言层面之外的因素,扩大研究视野,以便更加中肯地来分析这部译作。

44①
②许广平《鲁迅与翻译》1955年第3期,《俄文教学》转引
自罗新璋《翻译论集》第3162317,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原载《中华月报》,1933年第2卷第3期,第627页;转引自马红军《为赛珍珠的“误译”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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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lysis of A ll M en A re B rothers Tran sla ted By Pearl S.Buck Fro m
the Perspecti ve of Polysyste m Theory
ZHU M ingsheng
(Schoo l of Foreign L anguages,N an tong U niversity,N antong,J iangsu,226019,Ch ina) Abstract:T he Po lysyste m theo ry,put for w ard by Even2Zohar,e mphasizes that tran slati on study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to the translated tex t,the s pon s or,the m an i pulato r and the recep tors of the tran slated text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 on.A pp licati on of th is theo ry to analyzing the tran slato r,the literary context in U S and the tran slati on techn ique can give a satisfactory exp lanati on to the popularity of“A llM en A re B rothers”trans2 lated by Pearl S.Buck in the U S.
Key W ords:Pearl S.Buck;A ll M en A re B rothers;po lysyste m theory
(上接第2页)践,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叙事研究相继进入包括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应用中,并被称为“叙事革命”。

在企业、学校的组织文化建设实践中,也越来越重视叙事的作用,通过讲述一个个关于组织的历史故事,对组织文化进行总结和升华。

对此,赵中健先生指出,“回顾文化以及组织(企业)文化的理论探索,可以发现,只有在组织的活动事实中寻找文化,理解组织活动的精神动力,才可以避免文化定义争论所产生的无从把握组织文化的尴尬状况。

由此,通过学校历史叙事提炼学校的文化精神,体会学校故事中所包含的真实感人的文化力量,便成了学校工作者实施文化构建的合适途径。

”[5]
建构大学精神,是学校每位师生的责任,而且也是要每位师生的参与,而教育叙事研究,采用质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进入现构成以当事人的身份走进故事中,用局中人的观点,对教育中的沟通及意义和本质作出不断的解释,这是构建大学精神所需要。

叙事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思考教育的模式。

通过故事的形式来陈述前后两事物之间可能存在的特定关系。

其关注点和思想方式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生活世界”,拨开蒙蔽其在教育上的面纱,把教育的灵魂重新展现出来,使广大师生在具体情境中体验感悟
其大学精神。

原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先生在《闲话“北大特色”》一文中写道:“北大有哪些特色?或曰北大的特色是什么?一我确实说不出,更难用简洁的词语来概括这‘北大特色’。

不过,我可以说一些不算故事的故事,也许从这里你可以品尝到一点北大特色的味道。

”之后便一连讲了十几个“不算故事的故事”。

这些故事其实就是对曾经发生在北大的一些历史事件的文本记录,也就是关于北大的生动的文化记忆。

教育叙事研究具有真实性、情境性、实践性、反思性和共享性等特点。

应用型大学通过发生在校园里点点滴滴的感人故事,在解构和重构教育叙事材料过程中对个体行为和经验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

不断深化,凝练和培育大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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