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先秦文学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上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贯通夏商文化的不仅是某些相同的制度，最主要的是贯穿于这些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都是以原始宗教为主的。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而夏商文学是与此时的原始宗教紧密联系的。

传说南音起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东音起于夏孔甲的《破斧歌》。可以相信，夏商时代已有较为完整的歌谣出现。如《楚辞》中一再提及的夏启时的《九歌》，当是夏代流传下来的歌谣。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九歌》是夏启得自于“天”的，可以想见，古《九歌》与夏时的祭天活动有关，它应该是祭祀歌谣。商代的诗歌如《诗经.商颂》五篇，是自商流传至周的，这些诗歌颂咏祖先，歌舞娱神，都是用于祭祀的。它们在述功和颂圣方面，很近于周之二《雅》，有较高的表现技巧。商代韵文还包括《周易》中某些卦爻辞，这些卦爻辞多采用谣谚的形式,若舍去其中的占断辞,便是简短古朴的诗歌.诗歌内容或怨上刺世、申述痛苦，或抒发爱情、歌咏劳动,运用象征、比兴、白描、叠咏等手法，用韵参差错落，灵活多样，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萌芽状态的特点。

巫史文化的昌盛，同时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尚书》所录《禹贡》和《甘誓》两篇，据说是夏代的遗文。《禹贡》列有九州，这种

地理观念夏人不可能有，可以推断是周人补充进去的。《甘誓》记载夏启伐有扈事，文字简质，文义简单，亦是后人所追记。商代出现了完整的散文作品，其代表为《商书》。其中《盘庚》是可信的殷人作品，记录盘庚迁都于殷是发表的训辞，文字古奥。《商书》中另外四篇经过后人的润饰，已不是本来面貌。这些文章说明，巫史在政治、历史等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

随着周初分封制的推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克己复礼”，旧的巫术宗教文化逐渐被取代，礼乐文化成了主流。也就是说，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礼乐的精神实质是对社会秩序自觉的认同，而这些“礼乐”概念或制度又是从前代原始巫祭文化，尤其是巫祭仪式中发展出来的，比如丧祭之礼、乡饮酒之礼等等,这些礼仪的目的在于维护等级制度，它的核心是德、仁等一些政治伦理观念。周代的文化改革家们正是通过这一“神道设教”的方法，巧妙地完成了理性文化对原始文化的突破。正如王国维所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的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周代敬礼重德的理性精神，使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地位得到了肯定，各种神灵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殷商时期那种浓厚的巫术宗教色彩减少了。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对历史的关注源于对现实的关注，当神灵不再作为人们行动的动力，不再给人们指示方向的时候，历史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尤其在社会

变革时代，人们更需要从历史中寻找行为的根据和经验教训。因此，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起来，史官原来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地肩负着对现实的责任，所谓“史官文化”也因而成熟。《周书》中的“诰”、“誓”以文献的形式，记录了西周初年征服商人的历史，反映了周初的社会关系和周人的政治理想。春秋时期各国都有史书，反映了周初的社会关系和周人的政治理想。春秋时期各国都有史书，而以鲁国的《春秋》为代表。现存鲁之《春秋》是经过孔子修订的，它的基本精神是“道名分”，即讲社会伦理秩序，并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选择以寓褒贬，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显然，孔子是通过修史来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在春秋末年，还出现了《左传》和《国语》，此二书继承和发扬了《春秋》的现实精神和表现手法，倡导儒家敬德崇礼、尊王攘夷、固本保民等思想。《左传》是先秦史传散文的顶峰之作，它记述史实，刻画形象,以极为高超的表现技巧把中国叙事文推向成熟。开《战国策》、《史记》等史传散文的先河。《国语》以记言为主，其言辞典雅、精炼，并通过人物语言描绘情节和人物形象，文学成就虽略逊于《左传》，也为后世所推崇。

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特征，这一特点表现在各种文体中，如《春秋》、《左传》等历史文献中的“书法”，即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诗经》以“比兴”为主要的艺术手法，再加以复沓叠唱的结构形式，造成一种含而不露、回环往复的效果。刘勰概括道：“《诗》主言志，诂训同《书》，

离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詠，故最附深衷矣。”这就是说《诗经》采用了比兴手法，文辞优美，比喻曲折，最能切合人们的内心情怀。这种美学倾向为后代其他文体所崇尚，所谓“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

战国时我国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变革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春秋时代的礼乐制度颓然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生的关怀，著书立说，批评时弊，阐述政见，互相论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西汉初，司马谈曾把“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刘歆于六家之外，又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这些学派各自从不同的出发点，分别探讨了自然、社会、人生、政治、学理等问题。就其各方面的影响而言，以道家的庄周、儒家的孟轲与荀卿、法家的韩非以及纵横家最为重要，他们虽主张各异，但都秉有战国时代特有的文化气质。

就文学风格而言，此时正是百花齐放。诸子的生活经历不同，文化教养不同，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文学观念也不尽相同，因此文章便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如庄子为了表达对社会现实的嘲讽，表达玄妙精微的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等文学手法，使其文章充满了奇思逸想。他正是以“不言之言”、“不言之辩”，让人们“得意忘言”，自觉运用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心神交汇的表现手法，从而达到“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与无意之域”的境界。孟子深切地关怀社会现实，就救世心切，道义感和

使命感使他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因此为人为文都极具气势。《孟子》之文纵横捭阖，凌厉逼人。再加上生动形象的比喻，使得文风至大至刚，而又饶有韵味。《荀子》文风与孟子相近，有辩才。而述理更密，善于譬喻长于铺排，其总体风格，以“浑厚”二字概括之。纵横家是战国时代最活跃的政治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积极参加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因此语言的力量对他们显得无比重要。他们充分运用了夸张、排比、寓言、用韵等各种手法，务使其语言具有煽动性。《战国策》一书由此显得奇谲恣肆、雄隽华瞻、姿态万方。韩非子蔑视传统的礼乐德治思想，并对现实政治有深刻认识，所论势、法、术，显示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倾向。他的文章无所顾忌，峻峭犀利，入木三分，淋漓酣畅。战国时期除诸子之外，楚国屈原别开一朵奇葩，照灼古今，大放异彩。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处在宗国倾覆的前夕，又身遭贬谪，报国无门，满腔愤懑，无可告诉，发为诗赋。屈赋以参差错落的句式，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人格情操。

总而言之，战国时期思想温和领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风格各异的散文和诗赋。清人章学诚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