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状态对决策的影响

情绪状态对决策的影响
杨林1，杨元魁2,3,4,5,
(1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南京，210096；
2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南京，210096；
3东南大学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210096；
4江苏汉博教育培训中心，南京，210096；
5苏州市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媒体技术重点实验室，苏州，215123)
E-mail：yang1635@
摘要：近年，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正逐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介绍了基本情绪的神经通路和决策的神经机制，并且总结了情绪对决策影响的理论和实验研究进展。

将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分为固有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和已有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分别进行了介绍。

在已有情绪对决策的影响的研究方面，目前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

关键词：情绪；决策；认知；神经机制
古代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情绪不利于人的判断、推理和决策，认为情绪是理性思维的强盗。

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人类对决策行为的研究。

近年来情绪对人类理性认知活动的建设性作用已经开始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随之成为决策领域研究的热点。

本文主要从神经机制方面出发，探讨情绪和决策的关系。

1. 情绪的神经机制
情绪是有生物体对周围环境中的事件的评价所引发的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和生理状态[1]。

在研究情绪和构建情绪理论时一直存在两种取向:维度观点或种类(类型或分立情绪)观点。

持种类观点的理论家使用基本情绪的概念。

他们认为，某些情绪比其他情绪更“基本”，复合情绪(如焦虑、抑郁)则是多种基本情绪的混合物。

目前，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是Ekman（1994）[2]提出的六种基本情绪，包括快乐、恐惧、悲伤、愤怒、惊讶和厌恶。

Ekman使用“基本情绪”这一术语时主要是强调进化在形成情绪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和普遍的特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的现有功能。

近年来，许多文献表明，有两个基本的情绪和动机系统或者积极和消极感情形式，分别是趋近系统和退缩系统[3]。

Davidson（1999）[4]把趋近系统描述为促进欲求行为和产生特定的与趋近有关的积极感情类型，如快乐等。

退缩系统有利于有机体从厌恶刺激源撤退或者组织对威胁线索的适当反应，产生与撤退有关的消极情绪，如厌恶和恐惧等。

积极情绪又称为正性情绪，消极情绪又称为负性情绪。

1.1 情绪的神经中枢
神经系统分为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两大部分。

早期的情绪心理学认为情绪没有神经中枢[3]。

近年来，随着神经成像技术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以电信号为基础的方法（EEG、ERP）和以功能成像为基础的方法（PET、fMRI），允许更准确地测量大脑的结构和机能。

现在一般认为：情绪由大脑中的一个回路所控制，包括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 PFC）、杏仁核（amygdala）、海马(hippocampus)、前部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腹侧纹状体(ventromedial striatum)等。

它们整合加工情绪信息，产生情绪行为。

近年来研究不同情绪识别的神经基础及其部分分离的临床研究和脑成像研究逐渐增多[5]。

各种证据表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执行回路有所差异[6，7]。

1.2 自主神经系统
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NS)又称植物神经系统、内脏神经系统等，属于外周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自主神经由位于边缘系统和脑干的自主控制中枢（如杏仁核）和从这些中枢到达有机体全身的内脏器官的映射神经元组成。

自主神经系统可以分为传入神经和传出神经，传出神经由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组成。

通常所说的ANS是指传出神经，由外周的内脏神经中的运动纤维组成，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两个系统共同支配和调节内脏各器官(如心血管、消化道等)和腺体的活动[8]。

人的情绪体验是自主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共同参与的结果[9]。

目前人们已经普遍认为生理反应（例如皮肤电反应、心率、肌电反应）和心理学现象（例如情绪）有关。

Lang（1995）[10]的研究表明图片诱发的积极和消极感情之间有自主神经系统差异。

Levenson(1992)[11]认为自主神经系统差异主要针对消极情绪，例如悲哀、愤怒和恐惧状态可以看到心率加速，厌恶状态中可以看到心率减速。

在心率变异性方面，Peter等(2003)[12]的研究表明男性自主神经系统对于正性和负性效度图片的反应实验表明相对于高兴的面孔，人们对于愤怒的面孔会反应出更高的HF成分和更低的心脏间期加速。

李建平(2006)[13]的研究表明:厌恶情绪体验期间R-R间期延长,其他情绪R-R间期缩短。

悲伤、厌恶、愤怒的低频功率和高频功率呈显著负相关;快乐、恐惧、中性片段的低频功率和高频功率之间不相关，并研究证明了不同情绪在各种反应模式的分布上也是不同。

但情绪的生理反应是否具有特定性学术界仍存在不同意见。

有些研究者认为情绪伴随着不同的生理反应。

同时有研究者认为情绪的特点是一种普遍的、无分化的生理唤醒。

孟昭兰（1986）[9]指出情绪生理学研究中没有发现具体情绪特定身体反应的模式；Ewart（1994）[14]的研究支持了无特定反应的理论，强调不同情绪体验存在同样血压和心率的变化。

1989年，Stemmler[15]在对恐惧、愤怒、愉快和控制这四种不同情绪的研究中，发现传统的情绪生理指标——心率、呼吸率、皮肤电反应的变化都不能对这几种情绪给以区分；并指出虽然有实验表明恐惧引起的皮电高于愤怒，指温与头部温度低于愤怒，但别的研究却得到相反结果。

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外周自主变化太粗糙，不能决定情绪体验。

2. 决策的神经机制
决策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现实生活中，通常存在着两种决策情境:一是确定性情境，该情境中的几种方案是确定的，个体根据主观价值判断做出决策,二是不确定性情境，该情境中的几个方案是不确定的，即每个方案的客观价值或获得概率是不确定的或两者都是不确定的。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更多的是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

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又分为两类:一是概率已知的不确定性决策，通常称为风险决策(risk decision making);二是未知概率的不确定性决策，通常称为模糊决策(ambiguity decision making)[16]。

按照价值体系在决策中起的作用的不同以及决策复杂程度的不同, 可以将决策按照从低到高分成四级。

在较短时间范围内的决策（一般为低等级的决策）主要由边缘系统完成，它掌管着人的情感和本能行为。

时间较长的决策则主要由前额叶皮层（PFC）负责，还包括前部扣带回皮层、杏仁核、眶额叶皮质（OFC）[17]。

Monique等[18]采用PET技术研究了高风险任务中的决策过程。

结果发现，决策过程激活了眶额叶皮质（OFC）、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LPFC）、前部扣带回(ACC)、岛叶(insula)、顶叶下部（inferior parietal cortex）和右侧大部分丘脑（thalamus），以及左侧大部分小脑（cerebellum）。

风险决策属于典型的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它是目前该领域主要研究的内容，而对模糊决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2.1 风险决策的神经中枢
有研究者把决策过程分为奖赏过程和惩罚过程[19] 。

Marschner等（2005）通过神经成像研究确定了一些与奖赏过程相关的脑区[20],包括前额叶皮层(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前额脑区底部) 、杏仁核、基底神经节(包括尾状核,较外侧的壳核和苍白球) 以及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

研究进一步将奖赏区分为预期奖赏和实际奖赏,并发现不同的脑区负责不同类型的奖赏。

最近的神经成像和电生理研究表明，OFC和VMPFC 对表征奖赏和惩罚尤其重要，OFC的左侧中央区对奖赏敏感，侧面右侧区对惩罚敏感[ 21]。

研究进一步将奖赏区分为预期奖赏和实际奖赏,并发现不同的脑区负责不同类型的奖赏[ 22] 。

风险决策的研究还发现决策与杏仁核相关, 而杏仁核与情感相关。

在风险决策中, 决策者必须选定一种选项, 这将迫使决策者大脑内感性和理性产生相互作用。

前额叶皮层正中部损坏的病人难以做决策。

在一项赌博实验中, 这些病人即使知道了正确的选择结果, 也很难做正确的选择[23]。

一些情绪和决策关系的理论解释了这种现象，下文将进一步介绍。

2.2 模糊决策的神经中枢
一些研究结果认为风险决策和模糊决策的神经机制是不同的[24]。

Hus等[25]的研究认为在“模糊”条件下，不确定程度与杏仁核和眶额叶皮层正相关，与纹状体系统呈负相关；而纹状体活动与期望的奖赏正相关。

眶额叶受损的被试对于行为决策中的模糊性未知概率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水平己知概率的不确定性都失去了敏感性。

通过fMRI技术，Huettel等[26]证明了个体对风险决策和模糊决策的优先选择能够预测与决策相关的脑区激活。

对模糊的选择能够预测外侧前额叶的激活，相反，风险选择能够预测后顶叶皮质的激活。

3. 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
现在一般认为：影响个体决策行为的情绪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决策时的固有情绪（integral emotion）：由决策任务本身所引发的情绪。

另一类是决策前已有的情绪（incidental emotion），由看电影或是决策前的经历所诱发的情绪也会对随后的风险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即使这些情绪与决策任务无关[27]。

3.1 固有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
早期的决策研究者，认为情绪不期而至、难以把握，因而往往排斥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作用，热衷于建立理性决策的数学模型。

Bernouli（1954）[28]基于实验观察，指出人们的判断和估计依赖于获益后的心理满足或愉悦程度，提出了效用理论，开始了对情绪的关注。

自Kahneman和Tversky 提出前景理论后[29]，产生了以预期情绪为主的后悔和失望理论[30，31]，以及主观预期愉悦理论[32].这些理论都是在预期效用（Expected Utility,EU）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们都采用了基于结果和认知的理论视角。

上世纪末，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验证明个体在做出决策时，当时的情绪状态对个体的决策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假设有情绪启发式假设(Affect euristic)、情绪信息理论(Feeling as information），躯体标志理论（Somatic Mark）以及风险即情绪理论（Risk as feeling）。

情绪启发式 [33]，强调情绪对风险知觉和行为的重要作用。

情绪信息理论[34]认为当情绪看起来与判断有高度相关或当没有其它信息可以获得时，人们依赖于情绪所提供的信息，情绪作为一种信息线索直接影响了判断。

躯体标志假说[23]认为考虑某一选项时的躯体反应提供了对这一选项需求程度的信息，这种躯体反应与认知无关，但有损于这种躯体反应的神经障碍会对风险决策造成极大的伤害。

Loewenstein等[35](2001)提出的风险即情绪模型，可以描述决策时体验到的情绪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该模型假定:决策过程不仅存在受认知评估影响的预期情绪，还存在不受认知评估影响的即时情绪这些情绪能直接影响决策行为。

这里的即时情绪是指对风险即刻的内脏反应如害怕、焦虑、恐惧等，也就是决策时的情绪。

神经科学实验表明杏仁核和额前正中皮层(VMPFC)与即时情绪和决策有关[36]。

3.2 已有情绪对决策的影响
3.2.1. 已有情绪对决策影响机制的理论
关于决策前己有的情绪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早期相关的研究主要分为情绪泛化假说和情绪维持假说两类。

John和Tversky[37]提出情绪泛化假说，认为在给被试呈现能够诱发消极情绪的信息时增加了对无关的，但具有相同效价的风险事件发生的感知概率；呈现能够诱发积极情绪的事件则导致对风险事件发生概率判断的减少。

Isen等[38]（1983）提出情绪维持假说，将情绪对决策的影响视为目的驱动的过程，即处于积极的情绪状态的人们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持他们的积极情绪将避免去冒险，而处于负性情绪状态的人们则倾向于去冒险，尝试获得收益，由此产生正性的情绪，以改变原有的情绪状态，情绪泛化假说和情绪维持假说都是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假设，但是两者的结论却正好相反。

现在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包括心境一致性理论[39]、心境修复假说[40]等。

这些理论总体而言还是可归结入情绪维持假说与情绪泛化假说两大类，前者以情绪的动力作用为基础;后一类理论与前者正好相反，以情绪的信息作用为基础，它实质上是一种与情绪相一致的判断效应。

3.2.2. 情绪和认知的关系及其对决策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决策行为的产生是受情绪和认知共同影响的，但在某些情况下情绪与认知会发生冲突，进而产生异常的决策和行为过程。

例如有时候人们清楚地知道周围环境中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但很难让自己不害怕。

[41]
情绪和认知的关系还表现在情绪反应可以影响认知，情绪可以使人的认知过程具有选择性。

大量的研究发现人们有选择地提取与加工和当前情绪一致的信息，例如处于愉悦情绪状态下的个体能够记起更多令自己愉悦的事情，以及对事物做出乐观的判断和选择；而处于消极情绪状态下的个体更容易回忆令自己伤心的事情，以及做出悲观的判断和选择。

[42]情绪和认知的关系的第三个方面表现在情绪对认知的策略与风格产生影响。

Schwarz 和Clore指出处于愉快心情下的人，更容易采用启发式的信息加工策略，即采用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依赖已形成的知识结构、较少注意加工对象的细节以及付出较少的认知努力；相反，处于悲伤心情下的人更容易采用系统的信息加工策略，即采用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较少依赖原有的知识结构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刺激物的细节上。

[43]Hertel等人[44]运用胆小鬼难题游戏（Chicken dilemma game）研究了情绪对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发现情绪是通过改变认
知风格而改变决策水平的。

庄锦英(2003)[45]的研究表明，积极信息条件下，个体更多采用自动加工策略，更倾向于风险寻求；消极信息条件下，个体更多采用控制加工策略，更倾向于风险规避。

3.2.3. 具体情绪对决策影响的实验研究
将情绪对决策影响的研究不局限于仅将情绪划分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方面，而进一步研究相同效价的具体情绪对决策的影响，推进情绪对决策影响的更深入的研究。

具体情绪对决策影响的理论主要包括：DADE（the different affect-different effect model）模型[46]、A TF理论[47]、模糊痕迹理论[48]。

这些理论也都是基于一定的实验研究。

在众多的实验中，得到的结论有所不同。

风险决策的实验结论表明[45]积极情绪使人做出乐观的判断，表现出较高的风险寻求偏好；消极情绪使人做出悲观的判断，表现出较高的风险规避偏好。

徐辉(2005)[49]的实验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结论，但毕玉芳(2006)[50]的研究发现，积极情绪下的个体倾向于风险规避，而消极情绪下的个体倾向于风险偏好。

Yuen和Lee的实验研究[51]结果表明处于中性和积极情绪状态的被试比悲伤的被试更倾向于风险偏好，但中性和愉悦的被试在风险偏好上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研究者对消极情绪对决策的影响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Raghunathan和Pham[46]发现诱发焦虑增加了个体对低风险、低回报选项的偏好，而诱发悲伤具有相反的结果。

他们认为：悲伤情绪状态下的个体为了满足想要得到回报的目的而倾向于高风险，高回报的选项。

Lerner和Keltner[52]指出不同情绪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效价，而在于它们对各种认知评估的影响，正是后者导致了个体冒险程度上的差异。

Lerner和Keltner[52]通过让被试阅读材料诱发其恐惧和愤怒的情绪，对自我相关生活事件发生概率的估计，研究得出恐惧情绪的人们由于感知到的事件的不可控制和不确定性，所以表现出悲观的风险评估，作出风险厌恶的选择，而愤怒情绪下的被试由于感知到事件的可控和确定，作出积极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寻求的选择。

严霞(2008)[53]也实验证实了该结果。

而庄锦英等人[43]通过实验方法诱发被试的愤怒和恐惧情绪，研究被试在愤怒和恐惧两种消极情绪下的决策行为。

结果表现为愤怒使人高估风险的概率，表现出较高的风险规避偏好，而恐惧组对决策的影响不显著。

因此，在该领域的研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这一方面与情绪和决策的复杂性有关，另一方面和采用的实验不同有关。

4. 总结
情绪总是与个体的判断和决策相伴随, 关于情绪对个体判断和决策影响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 在近年的研究中, 特别是在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多个学科对人类决策问题研究的共同贡献, 使我们对情绪在个体判断和决策中的影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但是，情绪究竟对决策产生何种影响以及情绪如何影响决策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以后的研究中, 神经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必将推动情绪对个体判断和决策影响的研究。

同时, 将信息技术应用于行为实验研究可以为研究情绪在个体判断和决策中的影响提供更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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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on decision-making
YANG Lin1, YANG Y uankui 2,3,4,5
(1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 & Medical Engineer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2Research Center for Learning Scienc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3 MOE Key Laborator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Sciences, Nanjing，210096）（4 Thinktank: Handsbrain Education,Nanjing, 210096）
（5 Suzhou Key Media Laborator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Science,Suzhou,215123)
Abstract
Recently, the role of emotion in decision-making is abstracting focuses of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and becoming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this paper, firstly fundamental knowledge is introduced on the neural pathways of basic emotions and neural mechanisms of decision-making, followed by the summarization of theories on how the emotion affects decision-making and the progress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Then the role of two kinds of emotion in decision-making, integral emotion and incidental emotion, were introduced respectively. By far, there is still no definite conclusion about how the incidental emotion affec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Keywords: Emotion; Decision-making; Cognition ; Neural mechanism
作者简介：杨林，男，1985年生，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决策心理学、生理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