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创作的意义

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创作的意义

——以《人间喜剧》为例分析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曾以巴尔扎克的创作为例, 指出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 他称这一现象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恩格斯这个说法本身包含了对艺术特殊性的承认, 其真实含义是生活本身包含了意识形态属性或客观倾向,现实主义的胜利是生活本身的胜利。

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倾向，违反了他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以巴尔扎克为例, 指出他的同情心虽然是在贵族一边, 但却毫不掩饰地赞美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英雄们。这说明作品的客观意义有可能和作者的政治观点或倾向不一致, 恩格斯称这一现象为“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心和政治偏见; 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 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 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 ——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是深入到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真正老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接触到真正现实主义的实质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 假使他所创造的场景和人物的内在的艺术发展, 跟他本人最珍爱的偏见, 甚至跟他认为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发生了冲突, 那么, 他会毫不犹豫地立刻抛弃他本人的这些偏见和信念, 来描写他真正看到的, 而不是描写他情愿看到的事物。对自己的主观世界图景的这种无情态度, 是一切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优质标志。

巴尔扎克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使现实主义文学具有社会倾向性，反映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共同特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广阔的反映。他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中心图画，以金钱统治原则为这幅图画的线索，描绘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的历史，并以批判态度指出产生这些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阐明隐蔽在这一大堆人物、激情和事件中的意义，暴露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罪恶，为我们认识当时法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人间喜剧》的魅力在于它以一个个特定个体的故事提供了谴责现行世界秩序的美学形式,巴尔扎克现象只是证明作者描写了永恒的生活内容, 《人间喜剧》的美学质量及其真实性在于社会内容的个人化。作者描写的人物所显示的普遍内容超出了阶级社会, 代表了全人类特殊的社会对抗被发展成个人与个人之间、男性和女性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超社会力量的发挥。生产方式的变化取消不了这种动态。

实践对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有决定作用。巴尔扎克的生活实践来自于对真理具有狂热的渴望，对社会生活迫切关注，因此巴尔扎克创作的成功是历史辩证法的胜利。

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史，但是其中没有包括“工人生活

场景”；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人间喜剧》中只是得到零星的、间接的反映。巴尔扎克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但他对农民暴动始终采取否定态度，把农民反抗贵族的斗争说成是残忍的、野蛮的报复行为(《农民》)。他赞扬共和主义英雄，歌颂拿破仑的功绩，但他对封建贵族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这种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正是他那自由化的贵族保皇党立场的反映，这里既有封建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

巴尔扎克创作反映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是现实主义真实性的承载体。

《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性格是典型化的。尽管巴尔扎克唯心地认为“欲念”是人的基本要素，强调“欲念就是整个世界；没有欲念，宗教、历史、小说、艺术都是无用的”，但他总是把体现某一“欲念”的人物性格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过程，从不孤立起来描写它。而他要求通过生活环境来塑造人物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又是和他深信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观点相联系的。巴尔扎克作品里的中心人物乃至一些次要人物，都极为鲜明突出。葛朗台老头不同于十七世纪莫里哀笔下的守财奴阿尔巴贡，也不同于《人间喜剧》所描写的十九世纪任何其他守财奴和资本家的形象。

巴尔扎克正确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工人阶级，将无产阶级本身的发展和解放事业的客观历史与文学艺术结合起来。

一部《人间喜剧》事实上就是一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以很高的评价。巴尔扎克的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溃疡，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仇视人类感情和才能的正常发展，表现了对工人阶级的同情，批判了资本主义使人们陷于良心泯灭、道德堕落的境地。概括地说，《人间喜剧》的主要内容描写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亡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以及表现资产阶级的发家史，揭露了“金钱主宰一切”的时代特征和金钱的罪恶，并客观地描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

巴尔扎克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但他对社会的观察、分析、表现，常常离不开人性论观点，他的褒贬常常离不开抽象的道德原则。因此，他在对贵族进行无情揭露的同时，又美化封建家庭纯朴的宗法伦理关系，颂扬贵族人物的“高尚”与“正真”，以此与利己主义的资产阶级道德对比；而他在批判资产阶级的金钱关系和道德沦丧时，又不能透过阶级剥削看到当时已经奋起斗争的无产阶级力量。

巴尔扎克能从纷纭复杂的表象中探明事物的内在联系，追溯种种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提出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进而对社会弊端作出诊断和披露，以达到警世和匡正世风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