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概况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和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

1、文学的自觉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追溯到《汉书·燕文志》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铬律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

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面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和对偶；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精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教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好，成者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诗大序》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是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统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成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

2、文学创作的主题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和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等等，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

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这种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此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和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稽康、陆机、陆云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迫，托体同山阿。”（陶《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无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有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从陶诗看来，他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且现对那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