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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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生屡遇困厄,两次被赶出鲁国,在卫国遭受铲削足迹的污辱,在宋国受到砍倒大树的羞辱,最严重一次是困于陈蔡绝粮七日,靠野菜汤度生,跟从的学生饿倒很多。“如丧家之犬”“天之丧斯文”的喟叹见其狼狈。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邮票——“周游列国”与“杏坛讲学”,反映孔子政治上失意而教育上得意。
在春秋社会大动荡和大变革背景下,孔子强调仁,要统治者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具有进步意义。
面对周王室衰落,分封制、井田制破坏和诸侯争霸兼并的现实,各个诸侯国急需富国强兵之术,纷纷冲破周礼制约,孔子希望通过恢复周礼,约束私利和欲望以稳定社会秩序的主张不合时宜,以仁德治天下的条件也不具备,自然要被冷落。
二、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尊儒主张的特殊背景
李斯说:“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敕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诸刑书者,悉诣守尉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灭;吏见知弗举,与同罪。”
黄老之学由于主张休养生息,清静无为,最能适应西汉初期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黄老之学成为汉初70余年间的基本统治思想。(于东新《略论汉初的黄老之学与儒学》)
汉兴,接秦之敝,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至汉武帝初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
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一所外国孔子学院教学板书内容:
Threebonds:theruleristhebondoftheminister,thefatheristhebondoftheson,andthehusbandisthebondofthew ife.
分析:
1.秦朝严刑苛法导致短命而亡,教训深刻。
2.汉朝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统治者可以放弃“无为”。
3.社会存在着危机,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匈奴威胁没有解除,需要政治上积极有为。
4.董仲舒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改造成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适应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的需要。
5.汉武帝推崇尊儒尚法、外儒内法统治策略。
三、对儒学宗教化的认识
从南北朝开始,儒、
佛、道并称三教,孔子、释
迦牟尼、老子并称“三
圣”。儒教以孔子为至圣先
师,而有神论者则把孔子神
化为承受天命的教主,儒教
又叫“圣教”。北魏恒山悬
空寺三教殿描绘出儒、佛、
道三教共荣的图景。
将孔子、佛陀、老子三圣之像巧妙、和谐地置于
一图之中,以彰显三家难分难舍的融洽关系。
认识:
孔子强调“不语乱力怪神”“敬鬼神而远
之”,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作为社会政
治学说的先秦儒学具有强烈的理性和人文色彩。
西汉董仲舒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
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改造成新的
儒学体系,宣扬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使儒学神
秘化。君主是代虚无缥缈的“天”执政,完成
“天”赋予的工作,当臣子的只有服从的义务。
董仲舒把天神化,也就是把儒家学说宗教化。
随着道教兴起和佛教传入,魏晋时期佛教进
一步传播,道教吸收佛教和儒学理论并走向官方化。从南北朝开始,儒、佛、道并称三教。
两宋时期思想家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把儒学发展为理学,更具宗教的色彩。“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内容具有宗教禁欲主义倾向。“陆王心学”吸取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已与佛理无异,宋明理学被认为是“儒表佛里”或“阳儒阴释”。
以上表明,儒学是一种理性主义学说,它的入世精神与倡导出世的宗教不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自西汉以后神秘化、神圣化、教条化,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和一定的宗教功能。
四、对明淸之际儒学的认识
顾炎武《日知录》:“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认为:王守仁的思想“似远承孟子”;李贽的思想“略本孟子遗意”。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之最高原理出于《孟子》之‘贵民’与《礼运》之‘天下为公’”。黄宗羲论君臣关系“其立言亦悉依《孟子》,一扫专制天下‘君为臣纲’之传统。”他们致死不食清朝俸禄,“怀种族之奇耻,究兴亡之要因,于是排斥夷狄,批评专制”。
从背景看,封建专制强化而弊端日益暴露,商品经济在统治者极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艰难环境中出现繁荣,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市民阶层扩大,工商业者阶层队伍扩大,他们不满封建束缚。宋明理学日益僵化,扼杀人的天性,理论鼓吹具有虚伪性,导致知识分子逆反,启蒙思想家要求挣脱思想束缚,实现个性的自由发展。西学东渐使近代科技传入,许多传统观念受到冲击,明亡清兴“亡天下”之痛。
从主张看,他们从先秦民本思想中找批判武器,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
李贽将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整个正统思想,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思想核心是主张个人自由,讥刺神化孔子和儒经。但显然并非否定先秦儒学,只是对汉儒“三纲五常”和宋明理学大加否定。
黄宗羲主张限制君权,倡言“天下之法”,批判旧儒学“君为臣纲”的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崭新思想命题,并非否定君主制,是对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顾炎武针对儒生只重经书,不谙世务,提出经世致用,提倡到实践中求得真知,只在否定理学空疏浮泛的学风。
王夫之主张“天下惟器”,反对“天命论”和“生知论”,否定理学心学的本源论,坚持以儒家六经为治学原则。
当然,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发展了先秦儒家思想,上古民本主张只在维护君主统治,明清之际的批判思想
含有一定的民主色彩。摒弃贱商传统和唯物意识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