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

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

刘青峰金观涛

1 穆勒的归纳逻辑和目前常见的比较方法

当前，比较方法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比较历史学、比较文化研究已成为当代最热门的课题。但是，如果我们去探讨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比较方法的基础，就可以发现他基本上属于穆勒在19世纪提出的四种著名的归纳逻辑。众所周知，穆勒在他的名著《逻辑学体系》（1843年）中指出，科学上已知的每一个因果定律的发现都是“由于可归结为这些方法的某一种”的应用。他认为存在四种最基本的“科学发现”方法1，即求同法、差异法、共变法和剩余法。

穆勒认为，差异法是四种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确实，差异法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应用最普遍的。比如在中西文化对比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探讨的各派学说中，大多数研究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差异法。

让我们来检查差异法模式。如果让现象a代表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系统1是中国，系统2是西方（没有a）。很多学者都是从这两个系统的大量前行事项中来淘汰掉共同的因素，寻找差异，并已这种差异出发来寻找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因素。一些学者发现人口是这两个社会之间重大差异。于是就出现了从人口角度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的说法。另一些研究者发现中国存在着大一统的官僚机构和专制王权，这一点和西方构成重大差异，于是就把这一点看作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为了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中国会形成大一统官僚政治，差异法的重复运用使他们发现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存在强大的少数民族入侵的问题，于是又把大一统专制王权看作是对北方少数民族挑战的一种应战，从而从整个历史环境中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因素。更多的一些研究者把差异法局限在经济因素的分析之上，比如有的研究者经过对比，发现西方是农牧混合经济，而中国是单一的小农经济，于是一种新的假说又提了出来。

当然，这些假说本身都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简单，而且各有自己合理的成份。但是从方法论角度来分析，它们无一不是从穆勒的差异法出发的。差异法运用常常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导致众所纷纭的学派林立，这本身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重大的方法论问题。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盛行的比较方法本身是否科学和合理。

2 无穷多因素的困难

穆勒的归纳方法本是从自然科学中抽取出来，然后提高到普遍的方法论高度。穆勒在总结自己的方法论时已经发现它们并不是完美无缺，特别是对很多复杂的自然现象研究无能为力。因此基于穆勒归纳逻辑的比较方法碰到困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科学哲学家早就指出，穆勒的比较方法要行之有效，有一个重要前提，这就是我们分析的对象中包含着作为原因和结果的因素必须不太多。然而实际上这很难做到。“例如，为了解释硝化甘油为什么在一种场合爆炸而在另一种场合不爆炸，”我们往往会涉及无穷多的前行事项。“人们不仅得详细说明管理该物质的方法，而且得详细说明天空中的方量和太阳黑子活动的程度。”如果这些因素都不能忽略，“人们只有描述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整个宇宙的状态，才能充分地详细说明一个事例”。这样，我们要考虑的先行事项必须是无穷多的。而这四种比较方法在处理这无穷多先行事项时，无论求同或求异，都得到无穷多个差异，而不可能发现真正的因果关系。

穆勒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承认，差异法作为一种发现的方法的用处依赖于假定对于任何特定的研究只需要考虑少数事项。如果说，对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那些比较单纯的研究对象，科学家是可以做到把研究限制在少数事项上的话2，那么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这是做不到的。任何社会现象，几乎都涉及无穷多的原因锁链。就拿中西方社会对比研究来讲，研究者只要愿意，他们总是可以找到无穷多差异的。影响一个社会变化的因素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地理的，以至于气候的因素。上面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列出

无穷多的变量。而原则上讲，对于不同的社会，这些条件中几乎每一个都不尽相同，由于差异是如此之多，我们根据穆勒的比较方法从中选出几个说明现象，得到的结论很可能是站不住脚的。它们可能带有很大的主观任意性。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中不同学派的各抒己见，很难争论出一个事非出来可能本身就反映了方法论的缺陷。

一些学者认为，穆勒的比较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虽然不足于用来发现规律性，但总可以淘汰掉一些无关的因素。一些书中至今还认为“穆勒法给于科学界最大的帮助，是指示了一个‘淘汰作用’，使我们能够在复杂的现象中，把许多无关紧要的情境即似是而非的原因，尽量地淘汰，以便能决定真正的原因。”一个众所周知的应用就是对气候和地理条件对人类历史的作用。如果把人类近六千年的文明史作一比较研究，发现近几百年来人类社会进步很快，而地理条件是不变的，因而根据差异法，把地理因素淘汰掉，从而使我们可以把研究的方向局限在社会因素之中。然而这种说法在方法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至多只能使我们得到地理条件的不同不是造成社会发展道路不同的唯一原因，而不能把地理因素推除掉。

简单地利用差异法来排除某些因素常常造成重大错误。A·麦凯分析了中世纪晚期西班牙斯帝尔恶劣气候对社会的影响，发现不同的社会可以对气候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如果对比两个社会，认为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出现了不同的反应，而把气候因素忽略掉会造成分析的严重失误。比如，麦凯发现，通常人们认为是气候异常造成饥荒，饥荒引起暴乱，这种模式是幼稚的。暴乱是由气候和文化因素共同决定。十五世纪的西班牙，全体居民把气候带来的灾难看成对作恶的惩罚，于是为了恢复宇宙秩序，有必要清理社区中的离化分子。3在这里A（气候）B（文化）两个困素共同成为暴乱的原因。如果由于对于在A（气候相同）、BC（文化不同）的另外一个社会中没有发现骚乱，就排除气候因素显然是荒唐的。

社会现象常常是很多因素交互作用而造成，这正如人们常说的一个人吃了三个馒头，第一、二个都未曾吃饱，吃到第三个吃饱了，于是把吃饱归为第三个馒头是十分可笑的一样。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也存在着某一个现象取决于一组条件的事例。但我们总可以通过比较方法分离掉那些无关的变量，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无穷多个变量交互作用关联在一起这一点比自然科学更为突出。任何一个社会事件中，它的发生不能离开地点、人物、环境等等因素。我们很难想象无穷多个细节因素中哪些是可以排除掉的。因此简单的对比方法很难用于发现规律。

3 自然界一律和受控实验方法的推广

那么，对比方法能够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吗？怎样运用才是科学而合理的吗？为此我们必须探讨对比方法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它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要进行怎样的改造和变形？穆勒认为，对比方法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发现的基本方法，是基于两个重要前提：第一个是“自然界一律”，即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在同一情境之下，常有同一活动。第二个是因果律，即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是一组条件）便有某种现象（结果）这种因果律是普遍成立的。我们认为，穆勒并仅仅从普遍联系的存在这一点来论证比较方法的合理性，但没有指出这种方法的历史渊源和它更为深刻的实质，无论是“自然界一律”也好还是“因果律”普遍存在也好，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归纳逻辑的同义反复。规律和因果关系肯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联系，而穆勒的对比方法也正是基于从不同的事例中抽取普遍联系的。我们认为，穆勒的对比方法实际上是自然科学中最普遍的方法—系统受控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简单地外推。对比方法的实质就是对“受控实验方法”的一种模拟而已！

众所周知，所谓受控实验方法是指在严格控制实验条件下，通过系统的观察和改变控制变量来指示现象之间的联系。为了阐明它和对比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来剖析一些简单的实例。受控实验方法最早是由伽利略在科学研究中系统应用的。科学史书上常常记载着这样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有一次伽利略到教堂去，注视着教堂的吊灯摆动，同时默默地数着自己的脉搏，觉察到吊灯摆动周期是不变的，从而发现了单摆运动的基本规律。这个故事也许是一个事实。但实际上如果伽利略仅仅去观察吊灯运动，是不可能发现单摆振动周期仅仅取决于摆长，而和其它因素无关这一重要的物理定律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盏具体的吊灯，都有无穷多个变量，如大小、形状、摆长，颜色、重量，即使伽利略观察所有的吊灯，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