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方向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方向的困境与出路（2）———基于文化的视角2013-09-11 16:05来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作者：凡勇昆邬志辉摘要: 农村教育是我国教育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两种文化路向: 乡土化和城市化，在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下，关于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方向的思考陷入了“内卷化”。

为了走出困境本文提出了农村教育发展文化自觉的路径，它要求全面认识城乡文化差异，凸显农村教育文化自主，体现城乡教育一体化价值诉求。

关键词: 农村教育; “内卷化”; 文化自觉农村教育在我国现代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 简称《纲要》) 全文累计出现“农村”达40 次，足以说明农村教育的重要意义。

农村教育发展方向的定位是关系农村教育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尽管近年来学者已基于不同视角和立场提出各自的见解，但是该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甚至已逐渐成为农村教育研究难点。

长此以往，我们或许很难达到《纲要》提出的在2020 年之前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农村教育得到加强”等目标，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农村教育要走向何方。

本文尝试从文化的视角，在对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路向进行历时分析的基础上，共时地聚焦于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自觉道路。

一、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路向对于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走向的文化选择，不少研究者和实践者已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

他们在寻求农村教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无论秉承何种观点、基于何种立场，都已构成我国农村教育史上重要的“文化资本”。

笔者认为关于我国农村教育发展走向的观点主要有两种: 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

1．农村教育发展乡土化所谓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是指农村教育的发展务必凸显农村文化特色，发扬农村文化传统，在教育的课程设置、学校管理、教学组织等各方面要依据农村特有的文化来安排，从而使农村教育保持农村化，使农村教育更像农村教育。

我国近代农村教育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晏阳初、黄炎培、梁漱溟等研究者在进行乡村教育理论探索时，认为要通过农民教育来改造农民的各种愚昧贫穷的缺点，革新农村落后衰败的面貌，从而走出一条解救当代中国的道路。

其中梁漱溟的思想尤其具有明显的农村教育乡土化倾向。

他立足整个中国文化来思考农村教育，在求解“中国问题症结”时断定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而是文化失调。

①基于此，他认为乡村学校的学习内容应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各校共有的课程; 另一类是各学校根据自身生活环境需要而设置的课程，如匪患严重的乡村，可成立农民自卫武装组织，进行自卫训练，以维护地方安全; 产棉地区，可组织农民学习植棉技术，建立运销合作社，等等。

总之，乡农学校的所有教育内容强调服务于乡村建设，密切适合农村生产、生活需要。

②这说明乡村学校的教育内容应该来自于乡村，乡村丰富的文化资源才是乡村教育的生存土壤和精神食粮。

原因何在?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道德和理性的根在乡村，要保存中国文化的传统就必须从乡村入手，而理性的胚芽可以、也只能在乡村慢慢培养起来。

③由此可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具有明显的“乡土化”倾向。

与其同时代的陶行知也有着相似看法，如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

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

④他指出农村教育不应该学习城市中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应该教化农民应有的农村文化素养，形成具有农村特色的淳朴民风，否则对农村的发展有害无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城镇化建设，乡土和乡土文化逐渐远离了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乡村多了一些“城市”的标志，却少了一些“乡土”的痕迹。

有研究者对此颇为痛心，因为乡土地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就存在着的许多合理的文化因素，有着对于乡村生活以及乡村生活秩序建构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

⑤所以，农村文化应该成为农村教育的重要资源，这些“合理的”优良传统文化是值得学习和推崇的。

尤其是目睹到现在农村遭受“自然生态衰败”、“人际生态塌陷”和“文化生态更是破陋不堪”之殇，更让人殷切期盼乡土文化的“回归”，而这种期盼的实现能够引领处于“重灾区”的乡村教育走出沙漠。

农村教育要基于农村特有的乡土文化环境，遵循农村发展的需要和特点，这本无可厚非。

然而在当前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和必要，农村教育是否能够或者有无必要做到“守身如玉”? 正如一位教育研究者所言，对于那些猛烈批评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生活的人，实际上他们预设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前提: 即农村可以脱离城市而独立存在和发展。

⑥显然这是不现实的，换言之，农村教育要走纯粹的乡土化道路略显勉强，更像农村的农村教育也并不一定是农村教育发展的未来。

那么农村教育是否应该走向城市化?2．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所谓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是指农村教育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应顺应现代化发展的潮流，遮蔽农村教育的文化熏陶，以先进的城市文化作为农村教育发展的向导，以先进的城市教育作为农村教育追逐的榜样，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以及教学组织等各方面要以城市教育为标准，从而使得农村教育逐步城市化，以至最终实现农村教育城市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但是基本上可以用愚、贫、弱、私四个字来概括。

⑦并且，根据这四个问题，他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从具体措施来看，虽然大多也是根据农村经济、农村工业、农村生产着手进行，但是它在“乡村教育制度”、“卫生保健制度”以及“公民教育”等很多方面，多是来自或者借鉴城市教育中的经验和成果，具有比较明显地城乡居民的比较性和基于此的追赶心理。

因此，晏阳初的农村教育思想已经逐渐凸显了城市教育文化的“指导”意义，具有了较为隐蔽的农村教育城市化倾向。

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中城市主义价值取向的出现，在农村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中实际上坚持一种“以城市为中心，先城市后农村”的城本主义价值取向。

⑧如果说晏阳初的教育思想还代表着农村教育城市化的“萌芽”，那么此时农村教育城市化倾向已经“茁壮成长”。

在城本主义价值取向背景下，出现了诸多“理所应当”的现象，如城市中的学校尤其是城市中的“重点”学校和“示范”学校，无论在学校硬件设施还是在学校管理理念和方式、教育质量等方面较之于农村学校都有着明显的优势。

基于落后学习先进的思想，就逐步形成了农村教育向城市教育努力靠拢的潮流，城市教育自然成了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导航”。

例如，在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方面，乡土文化就基本处于课程设计和选择的边缘地带。

新课改在全面推广之前虽在38 个国家级课改实验区进行试验，但其中只有6 个设在县市，而且大多在县市的城镇学校，真正在农村学校试验的几乎没有; 同时新教材的编写者也主要来自大学和中心城市的专家及特级教师，他们缺乏农村教育体验。

⑨这种明显的城本主义课程编制的后果就是农村教育越来越远离乡土文化，城市化成为农村教育发展的唯一可能性。

然而，农村文化的强制割裂会让我们面对更加严肃的问题: 农村教育的特色何在? 农村优良的传统文化何以传承? 农村教育发展的未来路向何方? 在众多嗫嚅的回答中，或许已经证明了农村教育城市化道路也并非康庄大道。

二、农村教育发展陷入文化“内卷化”事实上，城市化或乡土化两种文化取向在我国农村教育实践中均客观存在。

然而，关于农村教育路在何方的问题至今没有让人满意的答案。

问题没有答案并不表明人们没有思考，而经过认真的思考之后仍然没有答案就容易愈加困惑，以至最终深陷于文化选择的“内卷化”之中。

尽管内卷化的含义不断发展和变化，到如今已经变得复杂而含混，甚至由此产生出了一些更加纠缠不清的问题。

⑩然而，它无论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在历史学、文化学领域，仍然有着内在的契合性。

11所谓“内卷化”是指某种意识、制度或者现象保持原有方式无休止的内旋，并且一直没有实质的发展和进步。

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选择困境就体现了“内卷化”的特征。

教育研究者和决策者处在城市化和乡土化的交叉路口，不知哪一种才是“应然”的农村教育发展道路，哪一种更能促使农村教育得到健康发展，此时“内卷化”所引起的痛苦和焦虑油然而生。

在农村教育中最大限度的减轻痛苦，甚至还有可能完全消除痛苦，我们应对此保持乐观态度，12其中沿着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来寻找答案或许是一种“柳暗花明”的思维方式。

在文化模式的评价上一般存在着文化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两种倾向，其中文化中心主义是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常有一种倾向，常易于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是优于其他人的，他将本民族、本群体的文化模式当作中心和标准，以此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常常敌视和怀疑为自己所不熟悉的文化模式。

1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文化选择也具有较为明显的乡土文化中心主义和城市文化中心主义倾向，它的主要特点是文化认同比较单一，非此即彼，典型的笛卡尔式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不可否认，城市地区在经济发展、政治环境、公共交通以及生活设施上与农村相比有着天然的优越性，城市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现代化发展的方向，甚至有人认为农村的现代化必然依赖于城市的现代化。

然而，农村所特有的乡土风情、传统民俗、善良淳朴以及睦邻友好也是现代都市所“遗忘”的，现代城市市民在生活间隙也渴望站在乡间的田野上，去感受空气中弥漫的泥土气息。

因此，所谓的城市化和乡土化都略显武断，这种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是自我的、割裂的、独断的。

分析至此，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摆脱“内卷化”的曙光。

三、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出路在思考农村教育发展的选择中，本研究认为应该运用系统化的思维方式，即把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来对待，它们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并非彼此排斥甚至相互敌对。

系统化的思维方式要求农村教育的发展应该走向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由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出的，提出之后，在国内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化自觉的大讨论。

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它没有“文化回归”的意思，不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14由此可见，自主、自知之明是文化自觉的关键词。

虽然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源于宏观的“东西文化”、“民族文化”的比较，较少涉及“群体文化”和“城乡文化”，但是当研究者处于城乡教育两种具有明显差异文化的情景中反思农村教育的文化走向时，文化自觉理论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