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军事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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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军事制度的改革
【摘要】:清朝的军事制度大致经历了八旗和绿营制度、勇营制度以及后来的新军制度。
甲午战后,清政府为了加强军事力量,维护自身统治,开始走上军事改革的道路,编练新军。
本文主要从新军编练的原因、过程和内容着手,简略介绍清末军事制度的改革,以及改革取得的影响和结果。
【关键词】:清末,军事制度,改革,新军
清朝是以满族上层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并走向衰败的时期。
它经历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和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两个历史阶段。
其军事制度既因袭历代王朝的旧制和本民族的传统,也受到西方的影响。
至清末,许多近代军事制度已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
纵观清史始末,清朝的军事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八旗和绿营制度、勇营制度以及新军制度。
阅读清史,我们可以了解到八旗和绿营制度是清朝前期的军事制度,八旗和绿营同称为“经制兵”,就是国家的军队,是清朝进行军事统治的支柱;勇营制度出现于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是以湘军,淮军为骨干的汉族地主武装,在挽救清政府,镇压人民革命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新军制度则出现于中日甲午战后,是清朝末期清政府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规模巨大的反帝运动正在酝酿的社会大背景下,为了加强武装力量,维护自身统治而采取的新的军事制度。
纵向看来,有清一朝共进行了两次军事制度的改革。
首先,清朝中期以后,在纷纷兴起的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八旗和绿营制度的腐败彻底暴露,失去了镇压人们起义的作用。
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出现之后,清军在与起义军作战时,屡战屡败,已经失去了维护清朝统治的支柱作用。
在此契机之下,勇营制度出现,清政府依靠以湘军,淮军为骨干的汉族地主武装“勇营”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
从此,“勇”代替了“兵”。
这就是清朝第一次的由八旗和绿营向勇营的军事制度的改革,另一次的军事制度的改革则是出现于清末的由传统旧军制向新军制度的改革。
下面则主要地介绍一下清末的向新军制度转变的军事制度的改革。
《清史稿•志一百七》:“陆军新制,始于甲午战后……”,甲午战争的刺激,
促使清朝将传统旧军制向新军制转变。
甲午战争之后,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与昔日号称陆军劲旅的湘、淮军的不堪一击,使国人如梦初醒,痛定思痛。
中国有识之士发现,中国军事上的落后,不仅仅是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制度。
于是文臣武将纷纷献策,认为清朝军队“讨内匪则可,御外侮则不能”,只有改革军制,全盘西化,才能解决国防问题,日本由弱变强,就是中国学习的榜样。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上谕,上谕特别点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这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
新政内容涉及军事、外交、农工商、教育等诸多方面,纵观清末新政,其出发点是加强军事力量,增强国力,因此军事是新政的核心。
在新政的上谕发布之后,张之洞、刘坤一联合上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关于军制改革有以下的观点:他认为“外国之所最长者,盖莫过于兵”,驳斥“西操不如中操之空言,枪炮不如刀矛之谬论”,主张切实向西方学习,用西法练兵。
设武备学堂培养近代军事人才,军官必须为军校毕业,“非学堂出身者不得派充统领、营、哨各官。
”并建议设立一个统管全国军队的如日本的参谋本部之类的衙门,选择一位“深于外国兵制、操法者”作为管理大臣。
同时,为了配合练兵,在外洋军火禁运的情况下,必须自己设法制造新式军械。
“和约虽定,战备不可不修。
我无战具,则和局不能保矣。
经费虽艰,军械不可不制,不制军械则将士永不知今日战阵为何事矣。
”显然,军事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新式的近代军队,以加强国防,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全。
从此,清末新政正式开始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军事制度的改革步入正轨,新军也蓬勃发展起来。
《清史稿•志一百七》:“庚子乱后,各省皆起练新军,或就防军改编,或用新式招练。
至光绪三十年,画定军制,京师设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公所,改定新军区为三十六镇,新军制始画一。
”1904年,清政府下令更定军制,确立新军为常备、侯备、后备军三等。
其编制是仿照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建制,分为军、镇、协、标、营、队、排、棚。
“总统”为一军之长,执掌全军政令,其下依次为统制、协统、统带、管带、队官、排长、正副目。
新军以镇为基本建制单位,每镇官兵定额12512人,由步、马、炮、工、辎重等兵种组成,设统制率领。
镇下分协、标、营、队、排、棚,分由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和正、副目率领。
平时以2镇为1军,战时则根据情况,或以3镇为1军,或合数军为 1大军,由总统或军统率领。
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为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间有少数学习军事的留学生。
集兵方式采用募兵制,在体格、嗜好及文化程度上有严格规定。
新军的品德教育以“忠义要旨”为中心,技术训练“以实用易学为主”。
清末新军的建立过程主要包括:1894年冬清廷任命胡燏棻编练“定武军”十个营五千人,“俾成劲旅,徐图扩充。
”胡燏棻按照德国的陆军建制、战术,使用洋枪洋炮训练“定武军”,共10营,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
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共4750人。
后来由于步兵统领荣禄的推荐,袁世凯以道员衔接替胡燏棻。
袁世凯到任后,把“定武军”扩编为“新建陆军”,人数扩大到7000人,增加了步兵2000,马队250人,成为后来北洋新军的起始。
在南方,两江总督张之洞也与甲午年的七月,开始编练“新军”十三个营近三千人。
这支军队初名“自强军”,后来调到湖北,又称“湖北新军”。
《辛丑条约》签订后,面对日益蓬勃兴起的革命运动,清政府为了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决定进行军事制度改革,在中央设练兵处,在各省设督练公所,并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
以北洋新军作为中央军(亦称国军),以各省新军为地方军,将原有的防军、练军和其他旧军(旗兵除外)汰弱留强,一律改为巡防营。
命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铁良为会办大臣,加紧编练新军。
1905年又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官兵员额为官12人,兵512人。
1907年北洋新军六个镇练成。
至1911年全国连混成协在内,组成二十六镇。
清政府以北洋新军为中央军,以各省新军为地方军,而以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成为清政府维持垂危腐败统治的两个支柱。
1906年,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直接掌管新军编练事务。
清政府在编练陆军的同时,也对海军着手改革。
1909年,命载洵、萨镇冰为筹办海军事务大臣,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下设八司:军制、军学、军枢、军储、军防、军政、军医、军法。
建立巡洋、长江两舰队。
由度支部筹办海军建设费七百万两。
并派载洵出国考察海军。
1910年,海军部正式成立,载洵为海军大臣;又仿陆军编制,订海军官制,共九级:正副协都统、正副协参赞、正副协军校。
清政府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亦开始着手在全国各地建立军事学堂。
编练新军,需要大量掌握现代军事知识的军官。
新军要求所有军官不再是目不识丁的一介武夫,而是能文能武、懂得现代军事思想、军事理论、战略技术和操练方式的新军官。
新军官从哪里来?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关注日本的军事学堂,认为只有军事学堂才能培养高素质的新军军官。
1895年,张之洞上疏《吁请修备储才折》,主张广设学堂,除水师、陆军学堂外,还要设立制造、开矿、修路等专门学堂。
他指出,“整军御侮,将才为先。
”他举例说,德国军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今欲仿照德制训练劲旅,非广设学堂,实力教练,不足以造就将才。
”袁世凯也是建立新式军事学堂的鼓吹者,他在《请设学堂原禀》一疏中说,“设立学堂为练兵第一要义”。
他在奏折中说,“讲武为今日急务,选将为讲武要图,而学堂又为将才所自出。
泰西各国,莫不于此加以讲求。
”在众臣的提议声中,慈禧谕令全国各地设立武备学堂。
陆军学堂著名的有云南讲武堂,天津武备学堂。
云南讲武堂多仿日本陆军学校进行训练,武备学堂则请德人任教官,学习西洋行
军新法。
海军学堂有福州船政学堂,为中国创办最早的海军学校。
清末创办的海军学校还有天津水师学堂、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等。
清政府本想通过军事制度改革收回全国兵权,但因清末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政局不稳,人心思变,加之军费不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旧军与新军的矛盾,都在激化。
所以,困难重重,计划未能完成,新军仅编成十余镇,军权反而落到大军阀袁世凯手中。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终于灭亡,清末军事制度的改革便随清亡而终。
清政府清末军事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用暴力手段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然而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因为随着新式官兵培养和训练的加强,新知识和新思想的传播更加普遍。
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举义旗的便是湖北新军,随后纷纷响应独立的各地,无处不有新军主事或者参与,最终是袁世凯凭借北洋新军的实力,诱迫清朝皇帝退位,在形式上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清末军事制度的改革探索和实践了近代军队的建设发展道路,推动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
军事制度作为构成社会政治制度的要素之一,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革命,不能不对近代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清末军事制度的变革是清政府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采用西洋的技术装备和军事制度,变革封建军事制度的活动。
虽然它没有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没有改变军队的封建属性,但却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为培养军事人才而采办的各类新式军事学校,不仅造就了大批具备一定专长的军事人才,而且使传统的封建教育受到冲击;采用西法编练的新军,从初建到成军,一直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成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宣传和发动武装起义的主要阵地。
在一个旧秩序将要崩溃的社会中,军事部门的改革创新有诱导和牵动一个巨大的现代运动的实质意义,清末军事制度的变革正是为加速这种旧的统治和社会制度走向衰败灭亡提供了动力和催化剂。
参考文献:
《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二,中华书局,1977年8月。
《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李细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7月。
《中国政治制度史》,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法出版社,1987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