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中国对外关系比较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中国与西方联系之比较

国际政治邹强0143100041

一.前言

我写的这篇课程论文的主题对应的是教学大纲中第十二讲“落后挨打与西学东渐：被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后的中国”和第十三讲“近代中外关系模式考察：条约体系与洋务外交”。之所以要写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中国与西方联系之比较，是因为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即陷入了国势陵替、内外交困的陋境之中，正如李鸿章所说，中国所遇为“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面临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1在这种困局之下，中国如若再自拥天下之大而不思变革，或许不仅仅失去的是那一百年和近代化的机遇，甚至有可能亡国灭种而遭受更大苦难。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和维新派发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尽管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看，是进步而值得尊敬的，甚至是悲壮的，不能一味持否定和批判态度。没有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奠基，就没有随后的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要用历史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各个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事件，不能因为最后的成功来否定过去斗争的积累，否定过去的历史功绩。更为重要的是，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国内政治和社会有诸多问题需要攻坚克难，以史为镜，以史为鉴，可以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综上所述，我写了这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中国与西方联系之比较。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主要阅读的书籍有江秀萍著的《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周建波著的《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郑大华等主编的《戊戌变法与晚清思想文化转型》，解玺璋著的《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等。

二.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2

1肖先治,李双璧. 中国的政治近代化与戊戌变法[A]. 贵州史学学会.戊戌维新运动与贵州——纪念戊戌维新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C].贵州史学学会:,1999:11.

2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页.

的戊戌变法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首先我想简要论述这两个历史事件的联系。从时间上看，甲午战争的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随即维新派登上了中国的舞台，维新变法开始，在时间上它们是紧密相承的。从性质上看，有人把效法西方进行革新的洋务派与深闭固拒的封建顽固派等量齐观，“一律视之为镇压维新变法运动的元凶巨憝”，3藉以表明维新派与洋务派及其所推行的洋务运动没有任何思想上、行动上的联系与瓜葛。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同样有着传承的关系，洋务运动创办的各种洋务事业，在思想上、物质上、人才上和舆论上为戊戌变法起了奠基和相当程度的引导作用，二者都是希望学习西方之先进来改变中国之落后，甚至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可以说，洋务派和维新派是同路人。

而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学习西方的内容。虽然二者都是在维护大清王朝统治基础上的改革，但是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洋务运动是学习西方的器物变革，而戊戌变法则是学习西方的制度变革，这就是它们二者与西方联系的区别。这种变化取决于对国情认识的变化和时代观念思想的进步，恰如梁启超所说：鸦片战争之后学习泰西的进程，“始则工艺，次则政制”。4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思想的最初表述出现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是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此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推动洋务运动，基本上也是根据这一思路。于是，“中体西用”便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之久而不曾中断，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天朝上国”，古代中国只承认自己的“中学”，却极少开眼看世界。下面的一段话将帮助我们理解“中学为体”中的“中学”之涵义。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者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盖万事不变者，孔子之道也。”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器用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郑观应说：“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中学为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3余明侠.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J]. 江苏社会科学,1999,02:95-102.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九），第59页.

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5由此可见，支持“中体西用”的人大多用抽象的“道”来概括中学，它的核心就是中国传统的纲常礼教，即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主要包括伦理道德，等级制度等。

而“西学为体”中的西学，则是指西方的兵器、工业、科学技术、教育等，是不包括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与西方主动建立的联系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寻求器物之变，从而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可以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叩开了中国沉闭千年的国门，中国人对西方最初的认识就是坚船利炮。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中国被迫强行纳入了世界近代化过程中，封建统治阶层在感到惊愕之余，认识到了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重要性。李鸿章在奏章中就说：“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因此，洋务派便以“自强”为口号创办近代军事工业，随后又以“求富”为口号创办了一大批近代民用工业，比如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教育方面，则创办了新式近代教育，如京师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局设的船政学堂，学生不再只读四书五经，并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此时的洋务派把西方作为自己的老师，但是只学末而不学本——没有认识到政治制度的关键作用。

由此可见，所谓“中体西用”就是在维护纲常礼教的原则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试图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和教育，维护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但是甲午一役“天朝上国”的中华惨败于小小的日本，败局之惨、赔款之巨、割地之广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中国“以土地人民十倍之大而受扎焉，如巨象肥牛之遇乳虎”。6中国学习西方四十年却仍未能富强，正是由于甲午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才使得中国改革的主题曲由“御辱图强”转变为“救亡图存”，才使得近代变革思想沿着“变器——变事——变政——变法”的轨迹发展，7才使得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由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飞跃。

梁启超说：“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就是改变政治制度。洋务运动的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本末颠倒的学习是无法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的，

5江秀萍：《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第187页.

6《康有为政论集》，第137页.

7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