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与文学思考

历史意识与文学思考

本文一研究初唐文学，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忽略的，那就是初唐

一直沉浸在浓郁的历史意识中。从修史过程中的参与，读史、论史中

的影响，到历史意识的滋生和强化，无一不与文人密切相关，历史意

识与文学意识就这样悄然走到了一起。初唐的修史分为修“国史”和

修前代史，在所修的前代史书中，仅列进清人所谓“正史”《二十四史》的就有“六书”、“二史”共八部史书，占全部正史的三分之一，也占了唐前十五史的一半以上。但更引人关注的不是这些，而是参与

修史之人。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六十四统计，从高祖起、迄睿宗止，时间约近百年，参与修史者就多达67人，帝王后妃尚不在内①。

这67人中，有48人在《全唐诗》和《全唐文》存录下了作品。另外，据新、旧《唐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等

考察，其中绝大多数的人原本是有文集的，文集规模还相当可观，在

10卷以上的有陈叔达、令狐德棻、颜师古、孔绍安、萧德言、魏徵、

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来济、刘子翼、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李安期、于志宁、李敬玄、徐彦伯、崔融、徐坚等，有的多达60卷以上（如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崔行功、崔融等），更多的甚至超过了80卷（如《许敬宗文集》）！煌煌巨著，熠熠生辉，其中不乏像魏徵、李百药、上官仪、崔融这样一些在文学史要专门写

到的名家。相关史传中也一再称道这些人的文学才能，说他们“好属文”、“能诗文”、“善文”、“善文词”、“解属文”、“善属文”、“善缀文”、“有文词”、“能诗”、“工诗”、“工五言”、“以文藻知名”、“文辞雅美”、“以诗酒自适，尤长五言”、“以

文翰见称”“、文学宏奥”，等等。虽然从史家的角度来看，这些并

不值得称道，其所修史书也因此备受诟病，批评者说初唐“史官多是

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专尚虚辞”，“作者

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

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史通通释》

卷四《论赞》）等，都颇中肯綮，但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史学家具

备文学家的素养、文学家具备史学家的知识背景的情况却又成就了文

学的特殊意义，从此处正可以看出初唐历史与文学互动与渗透的最为

微妙的动态关系。读史和论史也是同样值得关注的现象，因为它涉及

的人群更为庞大，更为广泛。初唐人笃好历史的热情是前所未有的，

上至君主大臣，下至文人学士，读史、论史蔚成风气，特别是在太宗、高宗时期，差不多已经成了当时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比如王绩曾向陈叔达借读《隋纪》②，唐太宗曾将荀悦所撰

的《汉纪》赐给李大亮，李纲曾读《后汉书》，颜师古注《汉书》，

章怀太子李贤招集学者注《后汉书》，李善撰《汉书辩惑》，郝处俊

尤嗜《汉书》，徐坚曾受命“删改《唐史》”，王勃九岁读颜师古注《汉书》，作《指瑕》以摘其失。1此类甚多，不胜枚举。除了读史、注史，还有评史、论史。王绩、陈叔达书信往来讨论史书的问题，卢

照邻、王勃有《三国论》，宋之问有《在桂州与修史学士吴兢书》等。唐太宗对历史的兴趣可谓前无古人，对历史的熟稔水准足以令人惊叹。在《修晋书诏》中，他曾对前代所存十八家《晋书》一一点评，这些

评论虽然未必尽善，但绝非悬空虚拟，是真正读过之人才说得出的。

翻检唐代文献，评史、论史的场景随时可见，皇帝论史，大臣论史，

朝堂上论史，宴饮时论史，君臣之间论史，臣僚之间论史，帝王训诫

皇子皇孙时论史，连后宫中嫔妃也常常以史为说①。修史、读史、论

史的结果，是初唐历史意识的滋长和强化，在初唐人心目中，史的地

位神圣而不可动摇。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历史意识对当时人的影响：

一件是关于唐太宗的，太宗想看当朝起居注里怎么写自己，不敢直说，只好打着“用知得失”的幌子向史臣求情。另一件是关于张说的，张

说在张易之、张昌宗威逼利诱下，差一点作了伪证诬陷魏元忠，幸得

宋璟、张廷圭、刘知几等人劝诫提醒，才不至铸成大错。多年后张说

已为玄宗宰相，见史臣实录，欲“删消数字”而不可得。23两件事情

中的主角，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宰相，刘知几等人竟能以“无污青史”这样的理由劝止了张说的同流合污，而张说竟然以一次并无实际行动

的犹豫而永远带上了历史的污点；唐太宗更是以九五之尊，三番五次，口吻几近哀求。这一切所为何来？如果不是看重史的褒贬，作为帝王

和宰相的太宗和张说还会不会如此紧张不安？如果不是强烈的历史意

识深入人心，还会不会在意史官的记录？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由此不

难推想，在如此浓郁而强烈的历史意识下，初唐文学想不受历史的影响，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二历史意识无声地浸染着初唐文学。首先是文学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史

鉴意识，特别是政论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初唐君臣在平素的

政治生活中就是经常援史为例，到论政、议政提笔而为章表疏奏时，

自不过然也是以史为说，这些都无庸细论；不过这些政论文的思维方

式却值得注意，比如魏徵《论时政疏》第三疏中的一段文字：且我之

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府藏，譬

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甲兵，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

之百姓，度长比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

贫寡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然鲜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

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自谓必无乱；

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於将加戮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4在这里，强烈的史鉴意识已经取代了所有其它理性的思考，使一切判断都变得如此简单而清晰：一切

都从现实出发，历史不过是用来照亮现实的一面镜子。隋之亡、唐之

兴是否还有其它更为深刻的原因和理由？只要和现实无关，那就无关

紧要。这种直观而醒豁的历史思维方式被唐初君臣运用得十分娴熟而

有效，自然也成了唐初文人创作时最为突出的思维方式。读魏徵的

《论时政疏》《论治道疏》《十渐疏》，马周的《上太宗疏》《陈时

政疏》、孙伏伽《陈三事疏》诸文，无不如此。其实不仅文如此，诗

也一样。唐太宗曾“为诗一篇，追思往古理乱之道”（《贞观政要》

卷三《任贤》），又有《咏司马彪〈续汉书〉》（见《全唐诗》卷一），诗歌成了另一种论史的形式。他的《帝京篇十首》组诗，其实

也是这种史鉴思维的产物。组诗序中说得非常清楚“：以万几之暇，

游息艺文”，意欲“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弄清“以人从欲，乱于大道”之理，进而约束自己的行为。整组诗都是在这种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