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复兴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百年复兴路

——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曲折和探索，今日的中国得以再次屹立于东方。百年的屈辱留下的是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究竟怎样做才能让历史不再重复，这或许是我们思考的最多的。

提到中国的近代化就不能不提到洋务运动。正是从这时开始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敞开了国门，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民主的种子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苍天大树。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争议的朝代，它建立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此时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的根基开始动摇。可令人惊讶的是经过前几任皇帝的励精图治清朝不仅没有一丝没落王朝的影子，反而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盛世，此时的清朝疆域广阔，文治武功，人民安居乐业，由此看来这时的人们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境中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当时的清朝士大夫们第一次意识到了科技的差距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不过，能让他们下决心改革的并非两次鸦片战争中咄咄逼人的洋人，而是正试图改朝换代的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自军兴起，长期从他们的“洋兄弟”手中高价购入洋枪洋炮。早在1854年，太平军名将罗大纲驻湖口时，“身边即有洋鬼子四人”。1862年4月，上海一间洋行一月内就卖给太平军洋枪3046支、洋炮795门、火药10947磅、炮盖450万个。同年，忠王李秀成帐下已有“开花大炮多尊及洋枪二万杆，其火器精利远优于湘军百倍，”，作战时“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子落则石裂铁飞”。时人评论，“贼无技勇，……只重洋炮。夷人过昂其值，兵火后贼所掠之金银，半归夷人。”

如果说外患尚不能动摇清政府统治的根基的话，那么太平天国运动显然给清政府敲响了警钟，要么改革要么被改朝换代。如今我们一直批评洋务运动的先驱们只看重学习西方之器而不学习西方之本，并将此归结于地主阶级的局限性。但其实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清政府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改革，太平天国已攻下了半壁江山，要镇压太平天国要是自己强大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先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太平天国运动亦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跟当

时的西方列强都把焦点放在侵略中国而忽视了对日本的控制有很大的关系，此时的中国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借口获得了发展的极好机会。李鸿章等人也自知必遭保守派攻讦，于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辩，解释改革目的仅为“富国强兵”，绝非动摇国本，卖国求荣。从今天看以他们的远见卓识，当时他们并非没有意识到中西最根本的差距在于政治制度，但是为了减小压力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而且不能不承认的是这也是让中国强的起来最快的方法。

洋务运动一开始的目标是巩固国防创办“自强新政”以“求强”，具体表现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军官一律开始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开始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所，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由此拉开序幕：1864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建船政，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办天津机器制造局，1887年丁葆祯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短短几年间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火枪、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已能够在国内建造，其决心之大、动作之快令中外为之震惊，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

洋务派在兴建军事工业的同时，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为此“百方罗掘”但仍“不足用”，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认为泰西各国是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于是洋务派开始将工业范围扩大，兴办民用工业以“兴商务，竣饷源，图自强”。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始了“求富”之路，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煤矿、铁厂、缫丝厂、电厂、自来水厂、织布厂、电报、铁路相继建设，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垄断，为国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银，并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兴办近代工业的同时，中国的军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了甲午中日开战之前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各省防军、练军普遍装备了后膛枪炮，比之西洋各国毫不逊色，1888年北洋水师的成军更是使清朝的国防力量上了一个台阶，使得中国的军队从大刀长矛的中世纪军队一变而为使用先进兵器的近代军队。

开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必须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1864年李鸿章奏请清廷改革科举制度，在他的坚持下，清廷陆续开办了外文、

军事、西医、电报等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并于1872年开始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在多年之后这些留学生成了中国军队、工厂、外交方面的骨干中坚，西式教育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摆脱蒙昧状态。他们为中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这批人也成了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先驱，很多人的学说和成就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

“洋务运动”的成绩毋庸置疑：经过三十年洋跃进，清朝陆军洋枪数量“甲乎天下”，海军位列“亚洲第一”，诸省竞相修路开矿建厂，地方暴乱也悉数被轻易镇压，天朝的江山看上去稳固了不少。几乎是在“洋务运动”的同时，日本也开始了“明治维新”。当李鸿章得知日本名门子弟甘愿去西方工厂作学徒，以获得“制器之器”时，颇为感动。他引用了《易经》名言：“生生不穷，事事可通”，建议朝廷在科举制度中对精通技术的应试者另设新科：“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遗憾的是，尽管李鸿章身为晚清第一重臣，但这一涉及体制问题的改革建议却从未被最高统治者认真考虑过。

我们评价洋务运动时都以失败作结。却没有想过由于奕 、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努力，清王朝不但从北京和南京均被攻占的窘境中幸存下来，还恢复为一个具有统治力的全国性政权。美国汉学家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这样评价这一阶段的“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

就像我们评价辛亥革命时一致肯定他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所做的贡献，却忽略了他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由于它无法像清朝一样统治地方政府，而使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样。我们看待洋务运动的时候总是纠结于他的初衷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却忽略了正是通过洋务派的努力使得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虽然随着甲午战争的硝烟散去，中国被落后小国日本打败，清廷面对来自朝野内外的责问不但没有坚持洋务运动反而把洋务运动当成替罪羊。于是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变成为了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打开的国门再次重重的关上，从此原本和中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