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课：延安文学与赵树理、孙犁

《荷花淀》与《嘱咐》中的水生嫂、《芦花荡》中的两个女孩
子乃至《钟》里的尼姑秀慧，都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表现出高
尚的情操、刚毅的性格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1] 孙犁：《〈孙犁文集〉自序》，《孙犁文集》第1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1] 赵树理：《决心到群众中去》，《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 1452页。
1943年发表的《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 成名作，也是代表作。作品通过陕北青年
农民小二黑、小芹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
反映了农村中新生的进步力量同落后的迷
信思想、反动的地方势力之间的冲突和斗
争，而主人公在新政权的支持下获得美满
治的内里而已。
1949年后在赵树理影响下形成的当代“山药蛋派”作家群，他们 的作品介乎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之间，结合了政治导向、 宣传与地方风情、风俗描写，具有相当的影响，而这些小说像 赵树理的作品那样至今仍有价值，也在于它们与所谓“农村题
材小说”沦为简单的政策宣传品不一样，同时也描写了地方风情、
散文化结构方式，抓住某一生活场景的片段，渲染生活的诗意，
表现出农民身上自然焕发的人性美、人情美。
图7-5-21 《荷花淀》书影
与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自然、朴素而又清新、优美的女性形象 相类似，孙犁小说中最动人的形象也是女性，不过又与前者不 同，他笔下的女子不单是“天然去雕饰”的淳朴，更多了一层乡 土生活的温情色彩。作者后来曾有自白：“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 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 的心情写到她们。”[1] 《丈夫》中的媳妇、《麦收》中的二梅、
度一体化的文化政治体制行进的“集团主义”发生冲突。
1942年2月整风运动开始后，在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与《反 对党八股》两篇文章的鼓舞下，延安文艺界以极大的热情推进他 们已经有所表现的以揭露、批判为主的创作活动。其中，丁玲的 《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 是杂文时代》、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与《政治家· 艺术家》等文 章造成了重大反响，也引起了延安文艺界关于歌颂与暴露问题的 讨论。这些文章以知识分子特有的焦虑、愤激，批评了延安残存 的旧习气以及新滋生的不良倾向，反映了他们积极参与整风的热 忱。这种尖锐犀利而又普遍广泛的批评在普通人群里引起了巨大 反响，也引起中共党内高层的关注，而整风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 更选择此时对运动趋势进行转拨，使得整风运动开始朝着与整风 动员时的预定方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思潮。
就人物塑造而言，最成功的形象当属二诸葛和三仙姑。二诸葛
是一个深度迷信的老一代农民，他关心小二黑但不同意两人的
婚事，就是认为他们“命相不对”，怕小芹会“克”小二黑，而他 所以这样迷信，完全是因为在由权势决定一切的旧社会，自己 根本无力反抗，加上愚昧无知，只能将可怜的一点希望托付给 似乎可以主宰命运的神仙。二诸葛多虑胆小，遇事只会哀求祷
政权，欺下瞒上，继续作威作福；另一方面，许多农民受长期
专制思想毒害，不敢反抗，也在客观上助长了投机者的气焰。
老一代农民老秦是其中的代表。他最畏惧的是“官”：当他认为县 里来的老杨是官时，对其毕恭毕敬，可是一知道老杨也是“住长 工出身”，马上就换了另一副神情，而最后阎家山的问题得以解
决，他甚至跪在地上对老杨等人磕头表示感激。对“官”既害怕又
观地写出了农村生活的混沌处。
《李有才板话》以阎家山一地为代表，写出了农 村社会变动和农民解放运动的复杂性。地主阎恒
元表面上失去了权力，但通过暗中收买干部和少
数落后农民的方式，继续影响、操控地方事务。
这比《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兴旺兄弟直接混
进农村基层政权公开为非作歹要隐蔽得多。章工 作员有工作热情，但缺少农村工作经验，以致被
艺服从政治”的“工农兵方向”，要求文艺家“必须到群众中去”接 思想改造。“讲话”提出的许多命题今天仍不失其意义，如文艺与 生活的关系及来源问题的辩证论述，也符合审美创造规律，但 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它的更多的一些提法，如政治标准 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文艺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
等问题，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机械成分，极容易导致公式化的弊病。
孙犁在晋察冀边区（前排左三）
与赵树理的问题导向、写实作风不同，孙犁具诗人气质，抒情 化的笔致富有浪漫主义的艺术气息。他的小说基本以其本人家 乡冀中平原农村为背景，将人民群众保家卫国的斗争置于白洋 淀水乡如诗如画的背景中加以描述，没有很强的故事情节，也 很少对生活细节精心描绘，而往往采用随情绪流动自然推进的
延安文学
解放区文学的主体是延安文学，延安文学又以整风运动为界
分前后两期。整风运动之前的延安文艺界，以周扬为首的“鲁
艺”（鲁迅艺术学院）主张歌颂光明，而以丁玲为代表的“文抗”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张暴露黑暗，事实 上处于一种对立的情势。
这两大派系的形成，与延安作家来源甚是芜杂有关，而在根本 上，则是如何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与中共内部成长起来以 及后来延安的艺术院校培养出来的作家基本接受文学的意识形 态性和工具化观点不同，来自国统区、沦陷区的作家在进入解 放区之前大都已经成名，虽然或多或少都与左翼文学有所联系， 也承认其中的若干观点，但总保有一个独立作家所必然带有的 自由思想、个性意识。这导致他们最终必然和解放区正在向高
的关系：知识分子成为大众的改造对象。此时创作方面的风气
和主潮，是顺应了这种要求的“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1906-1970）
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
对农村、农民有深切了解。1925年考入山西省
立第四师范学校，受新文学影响，后参加革命
活动。1937年加入中共，多在报社工作。1943
这种变革的巨大动力。由于作者缺乏驾驭长篇的笔力，这部小 说不如他的短篇那样具有吸引力。
《李家庄的变迁》的几个版本
《孟祥英翻身》、《催粮差》、《福贵》、《小经理》、《邪 不压正》、《传家宝》、《田寡妇看瓜》等作品，具有“新颖、
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展现出“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 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1]。
年发表《小二黑结婚》，此后陆续有《李有才 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邪不压正》等 创作发表。1949年入京，任工人出版社社长，
并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次年任《说说唱唱》主 编之一，并当选为北京市文联副主席。
赵树理是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他来自农村，具有地道的农民 气质，不仅熟悉农民的日常生活，而且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他 说：“他们每个人的环境、思想和那思想所支配的生活方式、前途 打算，我无所不晓。当他们一个人刚要开口说话，我大体上能推 测出他要说什么——有时候和他开玩笑，能预先替他说出或接他 的后半句话。”[1]另一方面，作为一位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者，他 自觉地追求创作对时事的密切配合，努力使之发挥宣传、鼓动的 作用。这两种因素，前者使他可以忠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意识、 情绪、愿望，并为民众接受，后者则保证他的创作在一定阶段的 政治正确性，而当中共党的领导方针、政策背离了普通农民的实 际利益时，赵树理就必须面对艺术家的良心与革命者的政治立场 之间矛盾的折磨。
告，对代表权势的“官”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畏惧以及希冀，是一个 深受专制思想、迷信思想毒害的真实的底层农民形象。
与二诸葛相似，神婆三仙姑也有许多迷信思想，更有很多荒唐
的言行，但她的用意倒不是在精神上求安慰，而是借此突破农
村习俗、礼教的束缚，舒展一下身心。这种性格扭曲和变态行
为，在当时的农村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赵树理只不过非常客
况相同的若干作家的创作本有可能达到
孙犁（1913-2002）
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小学时期即开始 接触新文学，后入保定育德中学，眼界有所 扩大。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在
大学旁听、自修。抗战爆发后，在冀中、晋
察冀等地从事文化工作。1944年赴延安，在
《解放日报》发表小说《荷花淀》。抗战胜
利后返回冀中农村参加“土改”工作，同时作有 许多优美的小说。1949年后，在《天津日报》 工作，继续文学创作。
[1] 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赵树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 版，第1651页。
小说不仅一如《小二黑结婚》那样突出了中共的英明领导所起 的关键作用，以形象的手法展现了土改前后党在农村两种工作 方法之间的优劣对比，更真切地表现出农村社会改革的问题所 在。一方面，地主或者坏分子以或隐身幕后或假装积极的姿态， 利用一般农民胆小怕事的习性，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渗入基层
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毛以其政治权威奠定了此后解放区和1949
年后中国大陆几十年的文艺理论基础，对创作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
“讲话”后，延安文艺界开始自我反省和检查，一些作家作品被 重新审查，受到程度不同的责难，许多批判不可避免地超出了 正常的文艺批评。究其实，延安整风是中共内部统一思想的政
治行为，其后果，包括文艺界的整风对 “五四”新文学个性解放 思想的否定，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启蒙与被启蒙
图7-5-18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合影
毛还针对文艺界进行一场专门的思想整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 酿和准备，毛和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一起主持召开延安文 艺座谈会，并于本年5月2日、23日作了两次演讲，形成著名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的核心命题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提出了
图7-5-20 《李有才板话》书影
人利用。县农救会主任老杨来到这里后，通过深 入群众发现了问题所在，然后依靠群众、发动群 众，改造了村政权，清算了阎恒元一伙。
《李有才板话》主旨在于揭示农村民主改革中新政权的不纯。
作者曾自述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
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 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 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例如我写《李有才板 话》时，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 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 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1]
抱有期待，是专制传统造就中国社会普遍的“清官梦”在老秦身上
的自然反映，而农村闭塞，他表现得更为强烈和畸形罢了。
赵树理不仅局限于揭示实际的革命工作中所遭遇的问题，还努
力以更宏大的目光观察农村社会的变迁。《李家庄的变迁》以
山西一个闭塞的小山村为背景直写到抗战胜利，努力展现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以及
[1] 郭沫若：《〈板话〉及其他》，《文汇报》1946年8月26日。
赵树理采取评书体的小说形式，以琅琅上口的大白话，表现出 晋东南农村的地域风情、风俗，带着明显的乡土文学特征，然 而他之写农村风习，主要是为作品所欲展现的政治主题提供一 种文化背景，换句话说，民风民俗的描写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发 挥文学的宣传功能。从根本上讲，所谓“赵树理方向”其实正是 “讲话”所要求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只是赵树理本 人的兴趣、才华所造就的“大众化”外衣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政
图7-5-19 赵树理像和《小二黑结婚》初版书影
婚姻，也表明个人幸福和社会范围内的全 面变革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 系一旦分离，就直接导致上述赵树理本人 创作所面临的困境。
彭德怀题词
小二黑和小芹是农村“新人”形象。他们面对解放区农村基层政权 中混入的坏分子的压迫，敢于质问和反抗，显示了新一代农民全 新的精神面貌。两人的爱情，基于对未来的共同信念，并在农村 社会实际的改天换地的变迁过程中实现，这种关系带有男女恋爱 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其政治内涵：个体只有在集体的共同解放 中才能真正获取自由和幸福。小说之所以成功并取得重大反响， 在根本上是由于契合了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这两种当时最主要的
风俗，具部分乡土文学色彩。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赵树理在总体上注 重描摹农村、农民的新变化，虽然对民 间社会、文化的芜杂有所暴露，但因为 他与之存在血肉般的联系，不可能对之 做出必要的深入反思。作为一个农村作 家，赵树理不可避免地存在思想视野相
对狭窄、文化修养不足、文学师法对象
过于单一等缺陷。这限制了他及与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