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列荣文学批评史名词解释

“诗言志”
《尚书•尧典》原文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赋诗言志”
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情感等。

“诗言志”说是现存古籍对文学观念的最早资料，价值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说明古人对诗作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已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诗言志”应当是指诗乃是人的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其二，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诗的教化作用。

“兴观群怨”
《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
这是孔子提出来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的说法。

兴，指诗歌具体安排的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可以使人从诗歌鉴赏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观，是指诗歌真实地反映社会政治和道德风尚状况，因而能让人从中观察出政治的得失和风俗的盛衰；群，则是认为诗歌可以有使人互相交流情感、加强团结的作用；怨，是指文学作品有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

“以意逆志”
出自孟子的《孟子·万章上》，“意”指读者之意，既不断章取义，也不牵强附会。

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读者不要拘泥于个别字句的表面意义，而应当根据全篇去分析作品的内容，去体会作者的意图，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知人论世”
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
要比较正确理解作品的内容，除了“以意逆志”以外，还必须要对作者的生平思想以及所处时代有一定的认识。

诗缘情而绮靡
魏晋文论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观点。

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

理论意义：首先明确提出诗歌源于主体情感的抒发，诗歌因情感激动而作，在理论上概括出诗歌的本质，其次，它认为情感以审美表达为形式才能外化，凝定，情感与审美形式的结合形成诗歌的文体独立即强调诗歌艺术本质。

反映了魏晋文学想要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潮流。

发愤著书
是司马迁在评论屈原及其作品基础上的拓展。

他认为许多著作家都是由于遭遇不幸，受到社会的迫害或压制，有“道”难通，有志难申，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抒发心中怨愤，以流传后世，才著书立说的。

“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深刻揭示了文艺创作的动因问题，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上承先秦“诗可以怨”的传统，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产生重要影响。

表现了极大的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强调作家在逆境中也应当奋起，而不应消沉，是中国古代具有民主精神的进步文学传统的突出表现。

文以气为主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的著名论断
气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

所谓
“文气”既是描写作家的气质、个性，又是指作家创作个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创作主体即作家的气质、个性不同，决定了文学作品风格各异。

“文气”说强调创作主体心理结构的先天性、稳定性和个性差异，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家论”的美学涵义，开启了以“气”论作家作品的理论传统。

滋味说
钟嵘《诗品序》：“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南北朝产生的一种关于诗歌的审美要求，诗歌的作用在于表达情感。

情感外现于诗就变成了“滋味”，供人玩味、体验。

滋味说主要内容包括一、以”赋比兴”为具体创作手法：二、以”直寻”为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三、“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即慷慨悲壮之情与华丽的文采相结合。

四声八病
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yóng）著《四声切韵》，提出平上去入四声，而沈约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记之“八病”。

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等八种声病。

“四声八病”用于永明体诗歌的创作中，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求过分苛刻，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病
气盛言宜
韩愈《答李翊书》：“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韩愈特别重视作家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强调作家的道德行为和文艺修养。

所谓“气盛言宜”，是指作家的道德修养境界高，则在发言、著述时，无论用词长短或声调高下，均能得宜。

韵味说
是司空图最为著名的论诗主张。

是诗歌创作所达到的最高境界，是诗歌创作和批评的主要原则。

司空图强调诗歌要有“味外之味”，“韵外之旨”。

韵味的实现要求诗人在进行创作时努力追求诗歌的“醇美”，接受者在阅读诗歌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地领悟和创造。

韵味的实现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韵味”说对后世古典诗歌接受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

“文以载道”
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

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

”
文以载道是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观点。

由中唐时期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文以贯道”发展，经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解释得到完善。

“文以载道”的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达到目的地。

文学也就是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

作文害道
出自程颐《遗书》。

他把道和文、道德修养和文章写作对立起来，得出作文害道的结论。

程颐认为世上只有一种真正该学的学问，那就是“理学”，他要求学者都要学“道”，都要做“圣贤”，圣人有了“道”，抒发胸中所蕴，便能自然成“文”。

如果转去求文章之工，那
就是舍本逐末，有害于道。

活法说
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中提出的一个中心论点。

所谓活法，指的是遵守法度而又超越法度，富于变化又不离本宗。

关键是要活用诗法，而不要死执诗法。

工夫在诗外
是指学习做诗，不能就诗学诗，而应把工夫下在掌握渊博的知识，参加社会实践上。

“工夫在诗外”，原是宋朝大诗人陆游在他逝世的前一年，给他的一个儿子传授写诗的经验时写的一首诗中的一句。

诗的大意说：他初做诗时，只知道在辞藻、技巧、形式上下工夫，到中年才领悟到这种做法不对，诗应该注重内容、意境，应该反映人民的要求和喜怒哀乐。

陆游在另一首诗中又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可以知道，所谓“工夫在诗外”，就是要强调“躬行”，到生活中广泛涉猎，开阔眼界。

兴趣说
《诗辨》“吟咏情性，唯在兴趣。

”
是严羽提出的诗歌创作的特殊规律，“兴”指诗人对外界事物的感触所发生的的情思，也是联想、委婉含蓄等表现手法，“趣”相当于诗歌的韵味。

大意是说：诗歌应是抒情的，要有真实感受，通过一唱三咏的吟咏方式抒写出来，作到景象优美、意境深远，语言凝练而韵味隽永。

别材别趣
严羽《沧浪诗话》，"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别材，指诗歌创作要有特别的才能，不是只靠书本学问就能写好诗的。

这特别的才能如审美直觉能力、艺术想象能力等等；别趣，指诗歌有特别的趣味，不是发发议论、讲讲道理就可以成为诗歌的。

这是指诗歌必须有美的形象，感发人的意志，激动人的感情，能引起人的审美趣味。

别材，是针对以学问为诗而发；别趣，是针对以议论为诗而发的。

“妙悟”
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辨》“唯妙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主要强调学诗主要不是靠“学力”，而是靠“妙悟”，把“悟”作为学诗作诗的基本思维方法。

“妙悟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把艺术思维与知识积累、理性思维的差别说得非常透彻。

从文学思维的角度看，“妙悟”其实就是一种艺术直觉或一种直觉的心理机制。

格调说
由沈德潜明确提出，主张创作有益于温柔敦厚“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中正和平”的作品，故而归之于有法可循、以唐音为准的“格调”。

因此其诗论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有一定保守性。

而其创作多为歌咏升平、应制唱和之类。

但另一方面他也提倡“蕴蓄”、“理趣”、诗的化工境界及重视作品主导作用等具有审美理论价值的有益观点。

童心说
李贽《焚书》“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
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

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

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

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性灵”说
袁枚“诗者，人之性情也。

”“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性灵”说首先要求抒写真实的性情，这是对李贽的“童心”说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强调诗歌要有自己的个性，说“作诗，不可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

再次，强调诗歌的独创性，反对雷同因袭。

最后，在艺术境界上要求有自然化工之美，反对有任何的人工痕迹。

这一理论具有反道学，主张个性解放的特征。

神韵说
王士禛的神韵说的根本特点，即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追求一种空寂超逸、镜花水月、不着形迹的境界。

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消遣娱乐功能
境界说
王国维《人间词话》“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
诗学理论。

“境界”有三层意思：第一，“境界”是情与景的统一。

第二，情景须真。

第三、“真景物、真感情”得以鲜明真切地表达。

总之，王国维标举的“境界”乃是指真切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

这主要是侧重于作者的感受、作品的表现的角度上来强调表达“真感情、真景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