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足迹

2013年
1、张鹏岩，王开泳等，不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测算与对比——以河南省开封市为例，地理科学进展，2013,32,（9）
本文运用生态足迹的理论和方法，以2009年开封市3个不同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生活小区为例，采用居民生物资源和能源消费调查问卷数据，定量分析了2009年开封市不同收入水平小区居民的生活消费生态足迹。

根据板桥小区、康平小区、龙成花园3个小区的调查资料，分别计算了3个小区的生物资源消费和能源消费的生态足迹。

结果表明：①从3个小区人均生态足迹来看，总体上能源消耗的生态足迹较大；②从3个小区居民生物消费的生态足迹来看，猪肉的人均生态足迹最大，奶制品次之，肉类食品和奶制品的生产需要较多的土地面积；③通过分析3个小区不同类型的人均生态足迹，板桥小区化石燃料用地和建筑用地所占的比重最大，其次是耕地和草地；收入消费水平越高的居民，生态足迹越大，收入消费水平越低的居民，生态足迹越小。

证实了高收入水平居民对生态以及资源的占用程度要远远大于低收入水平居民，造成居民生态占用以及碳排放的不公。

最后，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 EF)是指一个城市、国家或地区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消纳这些人口所产生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Rees, 1992)，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Rees 提出，其博士生Wackernagel逐步完善的可持续发展量化研究方法(Wackernagel et al, 1996, 1997, 2004)。

所谓生态足迹，是为了维持特定地区人口所需消费品折算成的生物生产面积以及容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废弃物所需要占用的土地面积之总和；通过测算给定区域人口或是活动消耗的生态生产性土地和水域，并以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消除不同类型土地和不同地区生产力的差别，便可以进行不同国家或区域的比较(刘淼等, 2006; 王云平等, 2009;张泽洪等, 2006)。

计算公式如下：EF = N×ef =N∑(a j)=N∑(C i/P i) (1)式中：i为消费商品和投入的类型；
C i为第i种商品的人均消费量；P i为第i种消费品的平均生产能力；a j为第i种交易商品折算的生物生产面积；N为人口数；ef为人均生态足迹；EF为总的生态足迹。

在生态足迹计算中，将人类的各种消费按照生产力大小的不同归纳为6种生物生产类型，即石能源用地、林地、建筑用地和水域(熊德国等, 2003)。

生物资源消费：粮食、蔬菜、水果、蛋类、奶制品、禽类、猪肉；能源消费：汽油、天然气、电。

2、方炫，刘德林等，陕西省人均生态足迹动态变化及驱动模型研究，水土保持通报，2013,33（4）
生态足迹计算是指将某个确定人口所消耗的所有资源和吸收这些人口所产生的废弃物折算成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面积。

熊德国等人对该生态足迹理论进行扩展与改进，将生态足迹区分为消费性生态足迹和生产性生态足迹。

生产性生态足迹是指某个确定人口从生态系统中实际取得的生物产量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面积，其公式为：ｅｆ＝ＥＦ／ｎ＝∑ｒｊ（ａａｉ）／＝∑ｒｊ（Ｃｉ／Ｙｉ）／ｎ（１）式中：ｅｆ—人均生态足迹；ＥＦ—总的生态足迹；ｎ—人口数；ｉ—产品的类型；ｊ—生态生产性土地的类型，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化石能源地、建筑用地；ａａｉ—ｉ种产品折算的生态生产性面积；Ｃｉ—ｉ种产品的产量；Ｙｉ—ｉ种产品的全球平均产量；ｒｊ—用来将不同类型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调整为具有全球生态系统平均生产力的、可以直接相加的生态系统面积的均衡因子。

在计算中，生态足迹账户包括生物资源和能源两部分（表１）。

生物资源帐户分为农产品、动物产品、林产品和水产品４大类，其对应的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为耕地、草地、林地和水域；能源帐户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４类，本研究采用世界上单位化石燃料
生产土地面积的平均发热量为标准，将煤炭、石油、天然气产量折算成一定的化石燃料地面积，电力生产量折算成建筑用地。

本研究生态足迹计算中各类生物资源和能源的产量数据、区域内所能提供的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以及生态足迹驱动力分析中各指标数据均来自《陕西省1990—2007年统计年鉴》；各类生物资源的全球平均产量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库。

结果表明，陕西省人均生态足迹从1990年的0.818hm2上升到2007年的2.854hm2，人均生态承载力略有下降，说明陕西省始终处于生态赤字状态。

2003年以后陕西省生产性生态足迹大于消费性生态足迹，区域生态资源呈输出状态，社会经济发展对能源产业依赖性更加明显。

陕西省人均生态足迹动态变化是人口、经济、环境、技术、土地利用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与重工业率提高是生态足迹动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3、倪瑛、王伟，基于能值分析的生态足迹模型改进及应用——以我国西南地区为例，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2
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承载力比较。

能值分析( emergyanalysis) 是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美国生态学家Odum 基于系统生态、能量生态和生态经济理论知识，针对生态—经济系统分析而开发的一种研究方法。

这种模型通过使用统一的能值标准，把各种可用资源、终端产品以及服务转换成为太阳能量(直接或间接使用的)，并使用统一的单位太阳能焦耳( so-lar emergyjoules，sej)来进行具体的比较和加减。

运用基于能值分析的生态足迹改进模型分析评价了2005 －2009 年中国西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发现虽然西南地区整体上尚有生态承载力盈余，不过四川、重庆、广西和贵州一直处于生态承载力超载状态，而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

因此西南各地应从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环保理念等方面着手，改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任卓、何家军，基于生态足迹的三峡库区人口环境容量分析，统计与决策，2013,17
生态足迹法是通过对生态足迹需求与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从而评价研究对象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它指的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为满足一定区域或国家的人口生存所需消耗的资源以及吸收该区域人口所排放的废物需要多少具备生物生产力的土地或者水域面积。

其核心是将维持人类持续生存所需要占用的生态生产性面积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进行比较进而评定该区域或者国家当前可持续发展处于何种状态，以便对该区域或者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科学规划和建议。

在计算生态足迹时，生物生产性面积可以根据地貌状况及用途分为以下六类：化石能源用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以及建设用地，为使不同类型的生物生产性土地转化为等价的生态生产力，故引入均衡因子，将其转化为可进行衡量对比的生物生产型面积。

均衡因子是不同类型生产性土地的生产力水平与世界土地平均生产力水平的比值。

5、潘一萍，可持续发展的度量方法：生态足迹分析，经济问题，2013,6
生态足迹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度量方法，其基本模型是通过计算比较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来评价研究对象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近年来，生态足迹分析方法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逐步拓展了成分法、投入产出法、基于需求的标准法和动态分析等其他分析方法，并广泛应用于对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序列的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度量，以及对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特定行业、行动等方面的分析。

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的演进及拓展：
(一)成分法
成分法是自下而上利用当地数据加总个人资源消费以及废弃物产生的所有相关条目计算生态足迹的方法，最早由Simmons 和Chambers 提出，后经Barrett 等进一步改进，已
经基本完善。

这种方法以人类的衣食住行活动为出发点，基于过程对物质流进行分析，得到某一区域主要资源消费及废弃物的生产情况，以此了解物质流对环境产生的压力。

(二)投入产出法
列昂节夫等于20 世纪60 年代后期将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污染输出等因素纳入到投入产出表框架中，以追踪满足最终消费的直接和间接生产投入，计算经济行为对环境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三)基于最终需求类型的标准化法
标准化法根据最终消费类型将能源、材料、废弃物等进行准确分配，通过对消费构成的分析，探究人类的经济活动( 如生产过程、消费过程、废弃物处置过程等) 对环境的影响。

旅游生态足迹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与旅游消费( 如交通、住宿、饮食、购物、游览、娱乐等)相关的各种资源消耗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态生产性面积。

某一区域的旅游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可持续发展状况，可用该地区旅游生态足迹与旅游生态承载力比较得到的旅游生态压力指数( TourismEcological Pressure，TEP) 衡量。

由于能源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能源利用、交通、饮食等方面也是生态足迹研究的热点。

因此，学者们提出了能源消费足迹、能源足迹产值( VEF) 和能源足迹生态压力( EPIEF) 等概念，用来衡量人类的能源使用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国际贸易是产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别之间的流动，实际上也是资源及环境影响的转移，因此，用生态足迹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对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成了近年来的一个热点。

6、方恺，生态足迹深度和广度：构建三维模型的新指标，生态学报，2013,33（1）
追踪自然资本存量消耗与流量占用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议题。

系统阐述了国际上新近提出的生态足迹三维模型的概念与计算方法，重点对足迹深度和足迹广度两个指标进行了探讨，总结了模型的主要优势，并通过引入资本流量占用率和存量流量利用比两个新指标对模型作进一步完善，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1961—2006 年的中国生态足迹。

结果表明，中国自1978 年步入生态赤字时代以来，足迹深度增长了近 2 倍，足迹广度减少了11．84%，因自然资本流量不足导致资本存量大幅消耗已成为社会发展常态。

到2006 年时，中国需要2．9倍的国土才能持续支撑其资源消费量。

7、冯淑霞，松花湖常驻人口生态足迹调研，能源与节能，2013,8
生态足迹模型主要通过构造土地利用消费矩阵来解释人类消费活动与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之间的关系。

通常生物生产土地类型主要考虑：耕地、林地、草地、化石能源生产用地、建筑用地和水域6种类型。

生态承载力表达区域范围内实际所能提供的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总面积，并通过与生态足迹比较，计算生态盈亏来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

8、李凤，邱道持等，长江流域中心城市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比较研究—以重庆、武汉、南京、上海为例，西南大学学报，2013,35（6）
利用统计分析法和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试法，计算1997-2010年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4个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居民住房消费能力、住房消费压力和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对比分析了1997-2010年4城市住房消费能力、住房消费压力和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变化趋势及差异．研究结论：4个城市的住房消费生态足迹都大于国际公认值6，城市居民买房比较困难；1997-2010年4个城市的住房消费生态足迹逐年加深，原因一是商品住房价格上涨，二是人均住房面积增大；上海、南京、武汉和重庆４个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居民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变化存在区域差异；政府通过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提高居民收人以及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来降低居民住房消费生态足迹。

住房消费生态足迹（ＺＸＳＴ）取决于两个因素：1、住房消费能力（ＺＸＮＬ），2、住房消费压力（ＺＸＹＬ），其计算公式为：ＺＸＳＴ＝ＺＸＹＬ/ＺＸＮＬ
其中ＺＸＳＴ，ＺＸＹＬ和ＺＸＮＬ分别代表住房消费生态足迹、住房消费压力和住房消费能力．ＺＸＹＬ和ＺＸＮＬ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ＺＸＹＬ＝住房面积×住房单价
ＺＸＮＬ＝城市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
住房消费生态足迹的大小可以反映居民购房的困难程度，住房消费生态足迹越深，其购房困难程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9、李凤，邱道持，重庆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分类研究，2013,35（2）
运用城市居民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试技术体系（ＺＸＳＴ），对重庆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费生态足迹进行分类研究，以揭示该市各类城市居民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变化特征及变化机理，研究发现：最低收入户（包括困难户）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加深，政府应当重视廉租房建设，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低收入户和中等偏下收入户住房消费生态足迹较深，政府应当重视公租房建设，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基本适应房地产市场发展，属于商品房消费群体．
2012年
10、谭伟文，文礼章等，生态足迹理论综述与应用展望，生态经济，2013,6
介绍生态足迹的定义、思想、基本计算方法，总结其在国内外不同尺度、不同领域、不同应用层面、计算方法等方面的最新研究内容与进展，评析生态足迹理论的优缺点，对生态足迹的应用进行展望，从而为有志于从事生态足迹研究的学者做出理论铺垫。

目前较为通用的概括和表述是：生态足迹指特定数量人群按照某种生活方式所消费的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功能，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需要环境吸纳，并以生物生产性土地（或水域）面积来表示的一种可操作的定量方法。

11、鲁凤，徐建华等，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关系及其社会经济驱动机制——以新疆为例，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2,28（5）
选择新疆为典型案例，着重从生态足迹与社会经济的内在关系入手，探讨生态足迹变化的内在机理。

首先计算新疆1990-2008年长时间序列生态足迹，应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新疆生态足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

在对生态足迹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利用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建立生态足迹与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回归方程，采用岭回归和偏最小二乘（ＰＬＳ）回归方法对比验证，探讨1990-2008年以来新疆人口、富裕度、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足迹变化的内在作用机制。

最后基于定量结果，提出了调控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足迹影响的相关政策建议等。

12、成淑敏，高阳京津冀及江浙沪经济圈生态足迹比较分析，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2,21（4）
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分析了1996-2008年京津冀和江浙沪经济圈的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并将两大经济圈的核心城市做了相应的对比。

结果表明：京津冀经济圈的人均生态足迹高于江浙沪经济圈，其中江浙沪经济圈的生态足迹增长速度相对较高；两大经济圈人均生态承载力在1998年均有较大幅度下降，其后基本保持不变；两大经济圈1996-2008年均处于生态赤字状态，且呈现逐年增加态势，经济圈内核心城市人均生态赤字远高于同区域的省份，京津冀经济圈大部分年份人均生态赤字高于江浙沪经济圈；北京、天津、上海3大核心城市的各项生态足迹指标均呈上升趋势，天津市和上海市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赤字两项指标均高于北京市，且历年上海市的人均生态足迹平均要高出天津市14%以上，人均生态赤字高出天津市27.9%。

未来经济圈的发展需要发挥其经济优势，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地区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

13、魏来，薛齐，基于生态足迹理论的宜居城市建设研究———以安徽省临泉县为例，城市问题，2012,2
运用生态足迹模型，以安徽省临泉县为例，测算了其生物资源、能源消费及建设用地的生态足迹。

结果表明，临泉县生态足迹存在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供需总量失衡、矛盾突出、受“域间贸易”影响致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构成不对称等问题;与安徽省生态足迹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临泉县暂时属于弱不可持续发展等级，相当于安徽省1994 年的状态; 结合临泉县城市产业经济特点，基于生态足迹角度的分析，认为人口因素、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是临泉县面临的生态压力的主要根源。

14、周静，管卫华，基于生态足迹方法的南京可持续发展研究，生态学报，2013,32（20）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南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展，城市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在运用生态足迹方法分析南京市1999—2009年人均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变化的基础上，采用Mann-kendall法对南京市人均生态足迹突变点进行分析，应用灰色关联模型从经济、社会和生态子系统方面分析不同阶段人均生态足迹变化的原因。

研究表明：1999—2009 年间南京市人均生态足迹呈增长趋势，人均生态承载力呈减小趋势，单位万元GDP 生态足迹和生态多样性指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能力较好，但生态压力较大。

南京市人均生态足迹变化分为1999—2002 年的低位增长阶段和2003—2009 年高位波动阶段。

通过影响南京市生态足迹变化因素分析发现，2003—2009 年与1999—2002 年相比，经济子系统依然处于主要地位，但影响因素由农业向以三产为主转变，同时生态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各因素的影响力提升。

据此，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控制人口数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加大城市绿化建设，提高城市污物处理能力，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南京可持续发展对策。

生态足迹主要由生物资源消费和能源消费两部分组成。

生物资源消费部分包括农产品、动物产品、林产品和水产等26项消费项目，其中生物资源平均产量采用《国际统计年鉴2001》中的数据。

能源消费足迹的账户主要有煤、洗精煤、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热力和电力等10种。

采用国际上单位化石燃料生产土地面积的平均发热量为标准，将南京市能源消费所消耗的热量折算成相应的化石燃料和建筑用地的土地面积。

将各类型土地面积转化为全球平均性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时，产量因子是根据南京市资源产量的实际情况计算得出。

15、邱寿丰，基于NFA 计算方法的厦门市生态足迹分析，生态科学，2012,6
运用国家生态足迹账户(NFA)计算方法（2010 版），计算并分析2000～2009年厦门市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旨在展示国外生态足迹计算方法研究最新进展，更准确地揭示近年厦门市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状况。

结果表明：2000～2009年厦门市人均生态足迹由1.6869gha快速增长至3.2452gha；人均生态承载力由0.3172gha持续下降为0.2685gha；生态赤字持续快速扩大，支撑经济发展由需要5.32个厦门变为需要12.09个厦门的生态承载力；碳吸收地在生态足迹结构中始终占据第一位且呈快速扩大趋势，是厦门市生态赤字的主导因素；生态效率呈持续增长趋势，但目前厦门市生态效率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

生态足迹包括6种土地使用类型：农地、牧草地、水域（渔场）、林地、碳吸收地和建成地。

由于碳吸收地没有分配生态承载力，因此生态承载力实际上仅包括5种土地使用类型。

16、王录仓，高静．高寒牧区村域生态足迹———以甘南州合作市为例．生态学报，2012，32( 12) :3795-3805．
论文结合高寒牧区的特质，对生态足迹模型和生态承载力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了高寒牧区生态承载力的主控因素——牲畜特征、人口特征、生境特征和地域特征，以甘南州合作市为案例，具体测算和分析了41个行政单元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

结果表明:(1)人口生态足迹和牲畜生态足迹分布格局大致呈反向态势，说明在高寒牧区，人口与牲畜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

(2)从人口生态足迹和牲畜生态足迹对总生态足迹的贡献度上看，总生态足迹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牲畜生态足迹，说明牲畜是主控因素。

(3)从地均生态
承载力分布态势看，低承载区主要分布于北部海拔较高的广大牧区，这里生态结构非常单一，主要以高寒草甸草原和沼泽草原生态类型为主，寒冻风化作用异常强烈，生物有效生长期非常短。

而高承载区分布在市区周围和南部洮河谷地沿岸，生态系统除草地生态系统外，还有森林生态系统。

从而说明人为条件的改善、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的复杂程度和自然环境的严酷程度是决定高寒牧区承载力高低的主要因素。

(4)从生态盈余与赤字的空间分布态势看，赤字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广大的纯牧区，超载过牧是生态状况的关键性致因。

因此提高生态承载力、减少生态赤字的关键集结于草畜关系上。

17、李凤，邱继勤，城市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试探讨，西南大学学报，2012,34（6）
采用社会调查法、统计法、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试法构建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住房消费承载能力测试模型、住房消费负荷压力测试模型和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试模型，结果显示：1997-2010年，城市居民住房消费承载能力有所上升，住房消费负荷压力有所加大，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有所加深．认为导致城市居民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加深的重要原因，不仅有楼市房价上涨，还有城市居民住房消费面积增加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