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悲剧 悲剧的英雄──孙悟空悲剧形象再探(一)

英雄的悲剧悲剧的英雄──孙悟空悲剧形象再探(一)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吴承恩的《西游记》无疑是首屈一指的神魔小说。

在《西游记》中，孙悟空无疑是最具光彩的艺术形象。

然而，由于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学术界的评价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据有关专家统计，关于孙悟空的形象大致有七种代表性的观点：(1)“安天医国”、“诛奸尚贤”的代表人物；(2)“人民斗争”的代表人物；(3)“西天取经”的完成者；(4)坚持反抗、追求光明与正义的代表人物；(5)新兴市民阶层的代表人物；(6)向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投降的投降派；(7)前（大闹天宫）后（西天取经）矛盾的艺术形象。

①七种观点，似乎都没有着重揭示孙悟空形象深刻的悲剧性。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人生宝贵的东西莫过于生命。

但人们往往为了圣洁的爱情而牺牲生命，而为了追求自由则不惜舍弃生命和爱情。

综观孙悟空的生命旅程：从大闹三界（主要是大闹天宫）到护法取经，从挥舞金箍棒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神佛奋斗到双掌合十口宣佛号，从齐天大圣到“南无斗战胜佛”，他走了一条自由被不断剥夺的道路，不仅是行动的自由而且是思想的自由。

中外文学名著中的悲剧人物，一般是以生命来向一种旧的制度、旧的思想体系抗争的。

如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生命牺牲了，悲剧则随之完成。

孙悟空则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自由被彻底剥夺，悲剧却仍在继续，因而孙悟空是一个层次更深刻的悲剧形象。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中，能同孙悟空这一悲剧形象媲美并稍胜于他的，大抵只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了。

一
孙悟空性格诸因素中最鲜明最具有特征的因素乃在于对自由、平等的追求。

作家独出心载地构思了孕育孙悟空（石猴）的母体──花果山是没有任何束缚和污染的、绝对自由的大自然，构思了孕育孙悟空的“子宫”──仙石是未和任何动物或人发生血缘关系的自然物，那么由此产生的孙悟空必然是不会服从任何宗法制度和礼教桎梏而追求无拘无束生活的。

以石猴为首的猴族群体，在“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生活，果然“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超越了兽禽人等“社会关系”，是一个自由程度很高的“乌托帮”群体。

孙悟空最初的造**，是因为生命寿夭问题上的不自由、不平等。

有头有脸有名望有地位的神仙佛都可以长生不老，与天地齐寿，孙悟空虽有满身本事，仅仅因为没资历没名望就归阴司阎王管着，只允许活324岁，到了这个“定数”，阎王就差“勾死人”来勾魂。

孙悟空不听这个邪，打死勾魂鬼，直闯森罗殿，痛斥十殿阎王，强行勾销了自己乃至整个猴族在阴司生死薄上的名字，在生命这个问题上，依靠自己的威力，讨回了公道。

孙悟空的进一步造**，是因为他深感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玉帝害怕孙悟空犯上作乱，将他骗上天宫，给了一个根本不入流的“弼马温”。

论孙悟空的聪明才智和本事，在玉帝的灵霄宝殿上应位列极品。

玉帝居然搞了一个“弼马温”封号的欺骗性的“安排”，完全是对人才的一种摧残，是极大的污辱。

因此，孙悟空一旦明白真相时，“便不觉心头火起，咬牙大怒”，激愤地斥责“玉帝轻贤”，反出天廷，自己树起了“齐天大圣”的旗帜。

文的欺骗不成，玉帝搞起了武装镇压。

孙悟空力挫李天王率领的围剿部队，理直气壮地呐喊“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教我替他养马？你看我这旌旗上的字号。

若依此字号升官，我就不动刀兵，自然的天地清泰；如若不依，刹时间就打上灵霄宝殿，教它龙床定坐不成！”显示了实力，喊出了强音，充分评估了自我价值，抗议了摧残人才的玉帝的老朽昏庸。

玉帝的武装镇压受挫，再次玩弄了文的欺骗。

第二次骗术高明了许多，晋封了孙悟空一个“齐天大圣”的空名头，舆论造得山响，但在最实际的分配上，却根本没有一点实惠，连天宫一次蟠桃会居然也瞒着“齐天大圣”，不让他参加。

深感污辱的孙悟空私扰了蟠桃会，将那些原先对于他来说属于“禁品”的仙果、仙酒和金丹都偷吃了，于是犯下了天廷绝不能容忍的“十恶”之罪，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闹天宫的
活剧，由此向高潮进展。

玉帝最终拉破脸皮、放下招安的骗术，撒下武装“围剿”的“天罗地网”直至请出西天佛祖如来来制服孙悟空。

交替地使用硬刀子和软刀子来降服那些敢于犯上作乱的叛逆者，乃是中外统治者的绝伎。

尤其玩得好的是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

软功硬功兼施，王道霸道杂糅，两种货色齐备，因时因事制宜，以消弭反抗，麻醉斗志，解除武装，化敌为奴为目的。

《西游记》以玉帝为代表的神仙佛集团是玩弄牧师和刽子手两种伎俩的高手。

倘若把孙悟空的大闹天宫作为一个全过程来看，它的矛盾是一个发展变化着的动态流程，这个流程贯穿着孙悟空对于自由、平等追求的不断升级，不断向高一级层次攀登的正常要求。

生命问题的自由平等属于最基础的层次，这一层次的问题解决了，自然而然就会考虑到自身的社会地位，自我的价值取向。

如果玉帝的人才观和用人制度是比较民主的、实事求是的，能合情合理地使用孙悟空，而不是极端的蔑视和欺骗，那么孙悟空就很可能安于其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

退一步说，玉帝起初因为不了解孙悟空的本事，错封了“弼马温”，但后来不是虚与委蛇，而是真正赋予孙悟空以“齐天大圣”的责、权、利，那么也不会激化孙悟空同天廷已有的矛盾，而变得势不两立。

正是愈欺骗愈压制，反抗的力量就愈强大，意志就愈坚决。

孙悟空同玉帝这场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斗争，其矛盾双方行进的轨迹，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不可避免地激化为同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冲突，孙悟空毫无退路地把自己放到了同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相对立的地位，而这种制度的核心是任何一位最高统治者都不容许触动其毫毛的森严的等级制度。

一切封建统治的规章制度秩序都是为维护等级制的永远牢固而设置的。

难怪佛祖如来在制服孙悟空前要破口大骂：“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龙位？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

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你算，他该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等级的高低，首在于论资排辈。

资深无匹的玉帝龙床，岂能让你那“初世为人的畜生”孙悟空来坐？等级制的规矩是万万破不得的。

以一个孤立无援的志士，去同一种历时弥久顽固不堪的等极制相抗衡，即使他有很大的本事，也难奏回天之效，孙悟空悲剧的根本原因大抵在此罢。

伟大的思想家鲁迅毕其一生对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作过深刻的思考。

五四时期，他曾用“吃人”二字形象地概括过封建制度从“灵”与“肉”两个方面来摧残和虐杀人民的本质。

鲁迅把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尖锐地嘲讽为“中国的固有文明”，这种制度“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那么，这种“人肉的筵宴”为什么能够“一直排下去”呢？鲁迅认为这是因为有所谓“固有的精神文明”即万古不变的等级制在支撑着专制制度这座腐朽的“大厦”。

可悲的是，这种极不平等极不自由极不人道的等级制，却又被历代被压迫人民认为是天经地义。

②
现在孙悟空不仅敢“非议”，而且敢造**。

不仅敢造**，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

倘若让孙悟空坐上龙床，那么“固有的精神文明”就会毁于一旦，“固有的文明”大厦也将摇摇欲坠。

对于玉帝和如来这些高踞于专制等级制塔尖上的“独夫”，还有比这更大的威胁吗？于是，一切由等极制而带来既得利益的各派力量，结成“神圣同盟”来围剿无法无天的孙悟空就是必然的了。

诚然，大闹天宫以孙悟空的失败而告终，但这七回书却是全书最光辉的部分。

就孙悟空的形象特征而言，这是集中表现他对自由平等追求的最充分最完美的部分。

只有在大闹天宫的七回书中，孙悟空才是真正的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英雄，他的大闹天宫的行动令人神往，使人对森严等级制存在的“永恒性”和“坚牢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有的专家联系到吴承恩所处的明代中后期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已经出土，新兴市民阶层也随之产生，他们必然会对自由平等萌生自发的要求，期望着等级制既成格局的打破或者至少是调整，从而使自己在国家整个经济和政治的全局中占有合法的
一席，吴承恩正是艺术地反映了这一特定的历史现象。

③这确乎是一种真知灼见。

就明代中后期新兴市民的时代要求来看，这是一种对于顽固僵化的封建等级制的冲击，正因为封建官僚等级制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新兴市民阶层要求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显然体现了解放生产力的进步因素。

一个是“方生”，一个是“未死”。

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等级制暂时还居于绝对优势，刚刚冒出萌芽的新兴市民阶层还太柔弱。

“未死”与“方生”甫一交锋，“方生”就败下阵来。

在新旧之交的初级阶段，不大可能有别的结局。

恩格斯认为：悲剧乃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

④孙悟空的悲剧，不正是这样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吗？
二
《西游记》的艺术情节逻辑地显示了孙悟空在同维护玉帝为首的“神圣同盟”的决战中，因为总体实力的过分悬殊而归于失败。

而他皈依佛门、保唐僧取经乃是被镇压在“五行山”下，求生不得、欲死无门时的唯一选择。

“文革”前，在学术领域日甚一日的“左”的思潮影响下，《西游记》的研究和评论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左右，焦点集中在孙悟空身上。

论者习惯成自然地给天宫神佛和地下妖魔一一划定阶级成分，尔后硬套农民起义模式，谴责妥协了的孙悟空的不坚定不彻底。

“文革”期间，在“评《水浒》，批宋江”的影响下，上述偏向有了恶性的发展。

激动得失去了理智的人们，把《西游记》比之于《水浒》，把孙悟空比之于宋江，于是孙悟空＝宋江，成了不折不扣的投降派，《西游记》成了宣扬投降主义和奴才哲学的“毒草”。

现在，回过头去看看，“文革”中的“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以及骂孙悟空之类的“左”潮是多么荒谬而又可笑，它们绝对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四人帮”旨在“古为今用”，旨在反对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阴谋，而且“四人帮”在推行他们的政治阴谋时，又往往先列出几段或被篡改或被歪曲的毛泽东语录作为“尚方宝剑”来统一“舆论”。

其实，毛泽东无论在写文章或做诗填词时，涉及孙悟空的评价时，从来就没有认为他是什么“投降派”，更没有认为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宣扬投降主义和奴才哲学”。

相反，毛泽东着眼于孙悟空的神通广大降妖伏魔，赞曰：“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可谓榆扬备至！当然，领袖的这种赞扬仍然不属于科学的学术评论，而是一位大政治家针对一段特定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有感而发。

明乎此，我们就无须把某位权威人物的某些片言只语，当作评价艺术形象不可商榷的金科玉律了。

更何况那些裁定孙悟空的形象“宣扬了投降主义和奴才哲学”的人，根本离开了神魔小说创作的基本特点，得出了极端武断的“政治结论”。

即就宋江与孙悟空而言，又岂能简单化地施以等同式的类比呢？宋江，是作家参照史实，采用现实主义方法塑造的典型人物；孙悟空，是作家根据佛教故事、神话传说、话本、戏曲，采用浪漫主义方法创造出来的神话英雄。

二者之间划上等号，显然荒谬得可以！
我们批评了脱离孙悟空艺术形象实际的“左”论，但我们却不能无视甚至否认孙悟空向神仙佛“神圣同盟”妥协了的确凿事实。

从大闹天宫意欲推翻玉帝皇权，转化为服从皇权保唐僧到西天取经，孙悟空堕入了不能自拔的悲剧怪圈、只许你规规矩矩，不准你乱说乱动；只许你吃大苦耐大劳保唐僧西去，不许你再自由自在驾“筋斗云”独来独往。

如有违犯，“紧箍咒儿”立即念动，予以惩罚。

如来的“五行山”，化成了一只“嵌金花帽”戴在孙悟空头上。

如要不受惩罚，只有强制自己从内心到行为，都自觉接受皇权佛法的规范。

孙悟空保唐僧取经说得好听些是“修行”，实际上是在磨灭以往的锋芒。

一旦锋芒锉平，棱角磨圆，自会安于现状，苟且偷安，走向自己原先无畏地追求平等自由的反面，这是个异化的过程，大抵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