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S_低碳生态规划技术体系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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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生态城市发展背景

现阶段，建设低碳生态城市正在成为当前世界城市的主流方向，以城市作为单元来实现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日益明确。低碳生态城市规划作为各级政府指导和调控城市建设向低碳、生态化发展的基本手段，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尝试这方面的规划建设实践。

目前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达成共识的规划机制来定义生态

□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鄢涛 □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李冰 李迅

STARS—低碳生态规划技术体系的思考与实践

城市。许多相继规划并建设的生态城市，志存高远，但距离真正实现还有多远？国内外众多生态城均被迫修改下调规划建设目标。一些成功案例可为我们设计不同尺度优秀的生态城市提供参考，如瑞典哈默比新城、德国弗莱堡和澳洲墨尔本等。生态城市的规划需要一套实践支撑的技术体系，借鉴过去的成功经验和规避失败的教训, 从中学习到如何运营和降低风险。合理的规划能缩短我国城市与标杆城市的差距，不仅可以提供设计手段，还可以帮助引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

山西阳泉新城

二、低碳生态城市发展误区

在我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误区。基于中心在中国低碳生态城市发展报告中对国内正在规划和建设中的生态城进行的年度跟踪研究，在规划建设各个阶段体现出的主要问题归纳有以下五点：

“水土不服”：生态城规划忽视与中国国情和客观需求的结合，既缺乏对客观条件的准确认识，又缺乏本地化文化特征传承。如某日照条件并不丰富的沿海城市却欲大力发展太阳能利用，某北方缺水型城市却欲规划建成“东方威尼斯”，这些南辕北辙的做法在中国并不鲜见[1]。

“导向不明”：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建设生态城市动机不明晰，强调政绩工程，盲目关注大城市，忽视中小城镇或者盲目关注“新城开发”，忽视建成区的生态改造[2]；另一方面，生态城市发展尚未建立权威、理性、导向性的目标和指标体系，致使规划无章可循，给后面的实施和管理也带来一定困难。

“唯技术论”：部分生态城建设追求技术的新、特、奇，忽视对传统建造模式和场地记忆的传承，缺乏适宜技术应用和建设成本的控制，存在一些名为低碳、实则高碳的行为。如有些地方盲目推行垃圾气力收集系统，既不经济又不适用。有的生态城市各专项系统之间缺乏生态循环和协同，单项工程存在绿色技术堆砌、建设无序化的情况。

“理论缺失”：生态城市的定义不清，名称多样化，生态城市规划地位、编制方法和体系等尚未得到确立，造成规划理念不清晰，目标、原则和定位都不明确，给规划编制和管理造成负面影响[3]。

“实施乏力”：低碳生态城规划离不开制度保障和支撑，一些低碳生态的城市规划方案停留在顶层设计阶段，缺少落地实施的有效支撑，没有有力的实施途径和手段，激励机制缺乏。

三、“STARS”低碳生态城市规划体系

虽然低碳生态规划在理论建构上还不算成熟，但由于这一规划思想切合现实的城市发展需求，在当今的规划管理中也进行了大量实践。通过低碳生态城市规划的项目案例和学术研究，总结出“STARS”低碳生态城市规划的技术体系，以期对低碳生态城市规划中问题的解决方案做出有益探索。

“STARS”规划体系按照低碳生态城市规划及实施的五个重要步骤“生态诊断（Sustainable diagnosis）—目标指导（Target orientation）—集成规划（Aggregated planning）—控制导则（Regulatory guidelines）—实施监管（Supervision & management）”展开，强调全面开展调研诊断，科学设立总体规划目标，针对后续的实施和运营需求，制定地块控制指标和建设实施导则，同时在目标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并行评估规划方案的低碳生态效果，及时调整。

1、S——生态诊断

采用对比评析、计算机仿真模拟、实地调研等多种手段，对当地生态本底进行全面诊断，评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现状与发展方向，主要包括生态及资源诊断、生态承载力分析、生态安全格局、建设适宜性评价等。以山西省阳泉新城为例，通过对其坡度、水文地质条件、塌陷与水土流失敏感区、距现有城镇与村庄距离、景观视觉敏感区等生态因子的空间叠加分析，形成中心城区生态安全格局。

图1 阳泉中心城区生态安全格局

2、T——目标指导

在诊断基础上提出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生态总体目标和指标体系，指导规划建设中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在各生态专项领域细化指标和实施路径，落实到具体的片区和地块，指导规划方案。

我国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仍处在起步阶段，制定具有普适性的低碳生态城市建设和更新的评价标准来引导城市朝着低碳生态化方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4]。对低碳生态城市规划的目标构建主要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来考虑。定性的目标多以复合生态学的理论支撑，把低碳生态城市看成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综合体，包含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持续、社会和谐等多个方面和纬度。定量的目标主要是由可量化的低碳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来指导。目前对于新建的低碳生态城，已经初步设置了六项近中远期门槛条件，包括：坚持紧凑混合用地模式；可再生能源利用；绿色建筑比例达到80%；提倡生物多样性；实现绿色交通，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三种绿色交通出行比例大于65%；在生态城里要设置产业门槛，拒绝高耗能、高排放的工业项目[5]。

指标体系使低碳生态城市建设过程可量测、可监督，为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持。指标体系还可以用于低碳生态城市评价，进行城市间的横向对比和各城市发展过程的纵向比较[6]。指标体系的落实主要由实施路径、实施主体和实施阶段予以明确。宏观城市层面的指标体系可作为总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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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发展目标，分解至微观地块层面的指标体系则更多地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特别是规划的许可管理、图则相结合。

3、A——集成规划

低碳生态城市实践已呈现越来越全面，由单一技术向集成协同过渡趋势，低碳城市规划技术也需要逐步向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多维度、多层次和多学科的系统综合方向发展。低碳生态城市规划融入微降解、微能源、微冲击、微更新、微交通、微创业、微绿地、微医疗、微农村及微调控等微循环理论[2]，一般可包含以下技术专项系统：绿色循环的产业系统，紧凑混合的土地利用系统，高效便捷的交通系统，低耗清洁的能源系统，循环安全的水系统，减量再生的废弃物系统，和谐宜人的生态环境系统，综合集成的绿色建筑系统，智慧高效的信息系统，以及低碳安全的照明系统。各专项子系统之间强调形成“生态循环”，统筹建设时序，避免单纯堆砌高成本技术。

（1）紧凑混合的土地利用系统

贯彻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理念，公共交通引导用地布局，重要轨道交通站点周边进行高密度，混合式开发，鼓励绿色出行，降低碳排放。通过混合使用居住区与工作区的比值、综合容积率、地下空间开发比例等指标在规划方案里予以落实。

（2）低耗清洁的能源系统

首先应对用能末端进行负荷分析，提倡被动技术的优先应用和强制实施，评估和规划区域可再生能源，对能源供给方式进行优化，提高清洁能源利用率，创新能源管理机制。规划过程中应分解实施指标体系中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能耗监测覆盖率等指标。

（3）循环安全的水系统

通过生态安全格局分析，实施不同水域的保护和利用。规划雨水收集、中水利用、分散型污水处理设施等循环利用水资源。提倡低冲击的绿色基础设施，使开发建设尽量保持原有的水文状态，约束非传统水源利用率及综合地表径流系数等指标。

图4：湖北钟祥镜月湖的湿地循环净化水资源规划

（4）高效便捷的交通系统

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下，规划设置安全、便捷、舒适的慢行系统及人行尺度街区，保证足够的慢行交通路网密度和连通性，鼓励绿色出行，降低碳排放。规划应使绿色出行比例、公交站点覆盖率、慢行道路网密度等指标达到先进案例水平。

图5：大连双台沟低碳绿色重点小城镇绿色公共交通及慢行道路体系（5）和谐宜人的景观生态环境和城市物理环境

严格遵照生态控制线，保护生态系统，鼓励生物多样性，增加乔木配比，提整体生态效益，形成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状态。通过对规划方案的不同绿地及城市建设绿化用地中植物配比的建议，以乡土植物比例、绿容率等指标约束，提升城市整体碳汇能力和生态效益。

图2：深圳前TOD开发模式示意图

图3：上海南桥新城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规划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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