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的历史观指导历史评价

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限于党史研究领域的分析，满足于单纯的立场坚持和表态，是远远不够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近年来的思想文化界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虚无主义思潮在文艺领域已初现端倪。史学和文学之外的大众传媒，实际上也充斥大量非历史的观点。

总体来说，目前至少有三种历史虚无主义需要我们注意。第一种就是党史研究领域的“否定革命”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实际上并不可怕；第二种是对全部历史的虚无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主张就是如此，长此以往，现实将因为历史的不堪回首而支离破碎；第三种是对历史教育的虚无主义，影视创作领域的“戏说”热和“空手道”、网络FLASH的“搞笑”和“无厘头”等等就是这种虚无主义的具体反映。[1] (pp. 2-4)针对这三种不同层次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有必要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党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我们面临的历史情境和历史任务、需要澄清和批判的错误观点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而在“重在建设”的意义上坚持科学历史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历史事实与历史著述

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学理分析和切合实际的理解方式。党史研究领域出现的否定革命、随意臧否历史人物的虚无主义固然要批判，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根本否认历史有所谓客观性真理，认定历史只是“文本”、“叙事”，甚至不过是一种“发明”。这样的“新历史主义”借口历史著述的主体性和价值渗透而完全否定任何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其实，即使在西方学术界，后现代主义也只是史学理论中的一家之言；有些历史哲学家，即使主张“历史本来没有意义，是我们给历史以意义”，也不主张历史事实是纯粹的臆造和构想。这里的关键之处是要说明：(1)历史事实本身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与人无涉的物理事实，而是始终包含着历史活动者主体性的价值事实；(2)历史著述能够间接而正确地反映历史事实。[2] (p. 27) 所谓的历史事实，既是客观事实，又是主体性的价值事实。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人类迄今为止所经历过的一切都可以被称为历史。这个历史与历史事实相重合，也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存在论角度的历史概念。但这个历史事实作为永远消逝的过去，并不是现在的人们直接面对的事实，人们也无法原封不动地将其复原。实际上，历史事实本身作为主体人追求真理、创造价值活动的过程和成果，同时又是一个价值性事实，内在地包含历史活动参与者的创造，依赖于著述者的认识和表达。“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 (pp. 118-119)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朴素到深刻的过程。经过了对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史学的扬弃，经过了自康德以来近现代哲学的洗礼，关于历史事实的价值内涵和主体性品格才逐步呈现出来。[4]

如果我们能接受历史事实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的价值事实，那么历史著述能够正确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著述作为人认识和评价历史的一种文本方式，当然不能直接作用于已经过去了的物理意义上的历史存在，所以简单地套用一般的认识论是行不通的。历史著述的对象已经不完整地存留于现在，但它们毕竟或者以遗迹文物的形式，或者以历史资料的形式，或者以二者兼而有之的形式存在于著述者面前，通过这些中介，著述者可以间接认识历史对象。所谓历史著述的客观性实际上就表现为对历史事实的正确的间接反映。

但是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历史著述的客观性主要是指其反映内容的客观性，而不是一般文本意义上的客观性。只有在历史著述基本上受历史事实限制、间接如实地反映历史事实的意义上，这个客观性才是可能的。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历史著述都天然地拥有客观性。历史著述的客观性有自己的辩证法。首先，这种客观性作为历史著述所追求的目标并不能一次性完成，而是要经过主客体之间的多次往复才能完成。其次，历史著述的客观性主要关注的是对历史现象整体性、全局性的大致正确的反映和把握，而不在于一味追逐细节上的正确。再次，历史著述的客观性是历史认识与客观历史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最后，历史著述的客观性不仅是著述与客观历史的符合，而且还是能动的符合，也就是说历史著述的主体性与客观性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客观性中就包含主体性。对于历史著述者来说，不发挥主体性，历史认识根本不可能产生，也就不存在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发挥得不当，反过来也会阻碍历史认识客观性的获得。

历史著述的主体性在历史学家具体的研究中表现为设定研究对象、接纳和整理历史活动所提供的信息以及理解和解释信息等方面。要描述在具体时间、空间条件下活动着的历史人物、事件及过程，历史学家常常运用形象和想象，而在描述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性格结构，描述社会习俗、社会心理以及历史过程的细节时，历史学家的形象思维和想象力就更为重要。它可以抓住历史认识对象的典型特征予以描绘，省略掉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可以求助于合理的想象和猜测去弥补材料之不足，以填补历史连贯链条中的空白环节；可以以头脑中原有的其他具体的历史形象与所要描述的对象相类比，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但是无论历史学家的形象思维的作用如何能动发挥，历史学家所描绘的画面还是要力求真实，必须在时空中有明确定位；必须用不断浮出地表的历史证据加以证实。历史著述者的主体性发挥因而必须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会把历史认识变成历史小说，变成纯粹的想象和虚构。

弄清楚了历史事实的主体性和历史著述实际上可能具有的客观性，也就从根本上弄清楚了后现代史学特别是新历史主义的“洞见”和“不见”。[5] (pp. 90-91)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一种对历史本文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方法。新历史主义对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加以批判，张扬“主体”和“意识形态”，注重历史文本的叙事特征。新历史主义的主将是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前者注重文学史的重写，而后者则注重“元历史”的构架。

作为一种虚无主义思潮，新历史主义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干脆不承认有所谓最后的实在，将历史直接归结为文本和叙事。文本不取决于历史事实本身，而取决于叙述它、解读它的人，取决于这些人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意图、认识乃至偏见。其中有误会、误解，也不排除有严重的意识形态的扭曲。所有这些又与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的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于是历史始终是被人写下来的历史，不存在客观所指的历史，一切均是人为的编造。任何历史只是当代史，都被“当代”的权力话语所驱使，有的自觉和明显，有的不自觉、不明显。新历史主义突出并竭力推演的这一极端观念，在戳穿绝对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所宣扬的价值中立、科学研究的虚伪方面有一定作用。[6] 它的洞见也正体现在对历史文本的高度警惕上。[5] (pp. 90-91)文本不是玻璃，不同的书写描述不同的过去，将构成不同的历史图像。书写的章节、资料的选择、叙述的角度和逻辑、所用的语词等发生变化时，历史的图像随之而变。在这个意义上，写法或历史叙述本身，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即使如此，我们并不能认同新历史主义的观点。

对真实存在的“过去”和书写出来的“历史”持漠视的态度，无论从学理还是实践的层面都是说不过去的。新历史主义完全否认任何真相和客观性，认为一切都是文本游戏，所谓历史不过是不同文本之间的竞争和选择，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人类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并非虚构，也非文本。历史的主要部分就是那些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的记录和记述，为保存经验，巩固群体，传之后代，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衣食住行。尽管世代存留的实物、遗迹会被不断解释和解说，但毕竟不可能被文本全部淹没，即使是想象和虚构也不可能随意飞翔。相反，各种文本总是围绕着特定的历史实物进行科学的、伦理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描述和解说。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留下来的鞋子、头发、假牙毕竟不是否认纳粹大屠杀的文本所能推翻的。这些劫后遗存恰恰说明：历史并非文本，文本无法取代史实。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毕竟制约和规定着历史叙述的边界。我们不能一概抹杀这个隐隐约约始终存在的制约。过去存在的遗迹、文献、传说、故事等等，始终提醒我们正视历史的真相。历史正因为如此不可能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

要对历史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叙述，事实上也不能缺少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不能少了理性的秩序和框架。历史原本的存在，完全可能是散漫的、杂乱无章的，但叙述不可能是一笔糊涂账，“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断”。新历史主义确实发现了一些历史的漏洞，也一度使人招架乏力，但最后的结果又如何？恐怕除了自己把自己拆碎之外别无其他结局。从这个意义上看，盲目肯定和追随后现代史学的“洞见”将是一条不归路。

三、历史规律与历史责任

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否认历史有所谓的规律。无论是党史研究领域的虚无主义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后现代“碎片”理论都拒斥“规律”和“必然性”。而这个观点又往往被当作怀疑甚至否定共产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