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定罪量刑的原则

西周定罪量刑的原则

我国西周时期，“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理论在立法、司法领域起指导作用。所谓“明的”，就是主张崇尚德治，提倡德教，即统治者治理国家首先要用“德教”的办法，通过道德教化，用道德的力量去教育、感化，使天下臣服；所谓“慎罚”，就是主张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审慎、宽缓，而不应“乱罚无辜，杀无辜”。

在这种思想理论的指导之下，西周时期在刑罚适用方面实施了以下原则：

一、老幼犯罪减免刑罚。西周时期有“三赦之法”：“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蠹愚。”意为幼者、老者及智力不全者，如果触犯法律，应该减轻、赦免其刑罚。《礼记》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这一原则正是西周时期“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以及“亲亲”礼治原则在刑法定罪量刑方面的具体体现。

二、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西周时期，观念上和制度上已经开始对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惯犯与偶犯进行明确的区分，给予决然不同的处罚。据史籍记载，西周时期有“三宥之法”，对于三种情况下的犯罪要宽宥、原谅：“一曰过失，二曰弗知，三曰遗忘。”这说明当时对于过失犯罪以及犯罪人主观恶性上的差别，已经有比较清楚和深刻的人

事。在《尚书》中记载：“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时乃不可杀。”其中，“眚”指过失之意，“非眚”即是故意。“惟终”指惯犯，“非终”则指偶犯。该文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犯罪虽小，当时是故意为之，而且是经常性的惯犯，其罪虽小，也不可不杀。若是有人犯了大罪，但是过失行为，而且是偶然犯之，并非故意惯犯，所犯罪大，也不能杀。从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对故意犯罪、惯犯从重处罚，对过失犯罪和偶犯从轻处断，已经是很清楚的原则了。

三、罪疑从轻、罪疑从赦。在中国历史上审慎适用法律有悠久的传统。西周时期，为保证适用法律的谨慎，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和推行“罪疑从轻”、“罪疑从赦”的原则，对以疑案难案，采取从轻处断或加以赦免的办法。《尚书》载：“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这正是罪疑从赦原则的具体说明。《周礼》记载，西周时期还有“三刺之法”，凡是重大或疑难案件，要经过三道特殊的程序来决定：“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这说明西周时期对于司法审判，特别是重大疑难案件的慎重，也是西周“明德慎罚”思想的具体体现。

四、宽严适中。也是基于“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西周时期在定罪量刑问题上强调“中道”、“中罚”、“中正”，要求宽严适中，不偏不倚。《尚书》强调“有慎”、“中罚”

正是这方面的要求。关于“中”的含义，后人解释为“不轻不重之谓也”，强调在定罪量刑时做到不轻不重、不偏不倚，这是一种很高的司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