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一个资源大省的劫难

黑龙江，一座资源大省的艰难救赎作者：杜俊毅

中国版图最北的黑土地上，计划经济最早于此发芽，又相对较晚转向市场经济，旧胎记深重难除。

中国重化工业的一路高歌，最先成就了黑龙江，近十年又让内蒙古、陕西等能源产地迅速崛起；但随着重化工业进入尾声、产能过剩凸显，黑龙江经济率先撞墙。

能否上收社保教育等事权，给黑龙江等地方减轻负担？能否下放财权，提高资源税等地方税种的比重？自救之外，黑龙江的出路，最终又指向了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几项经济改革之一——财税改革。

就在人们快要忘掉这块位于中国东北角的黑土地时，2014年上半年，黑龙江重新回到聚光灯下。时移势易，这一次，是因为它成为全国GDP增速最慢的省份，不到5%。

时间倒转六十年，借着资源禀赋和“殖民政府”遗留的工业基础，黑龙江曾经作为新中国经济复苏的“供给地”而大放异彩，诞生了大庆油田、北大仓这样的全国样板。GDP总量和增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初的二十余年，始终位列前茅。

黑龙江经济，到底怎么了？

“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的和长期的准备。”美国经济史学家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的论断，映照着黑龙江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重化工业的一路高歌，最先成就了黑龙江，近十年又让内蒙古、陕西等能源产地迅速崛起；但随着重化工业进入尾声、产能过剩凸显，黑龙江经济率先撞墙。

政府开始行动。2012年推出促进工业经济增长17条，2014年6月再次出台稳增长的65条措施，计划投资3000亿元。

但这很可能是一场难言乐观的自我救赎。在一位不愿具名的省政府官员看来，一方面，黑龙江没能在春风得意之时安排好未来的产业转型；与此同时，大庆油田等重要央企的利润没有更多地留存在地方，也加剧了这座资源型大省的衰竭，“这就好比一头奶牛，挤干了奶，却让她自谋生路。”

中国版图最北的黑土地上，计划经济最早在这里生根发芽，又相对较晚转向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旧胎记深重难除。同样作为老工业区，德国鲁尔历时三十年，引入市场经济并成功转型；而在黑龙江，多元、竞争、活跃、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建设仍在缓慢前行。

率先撞墙

在过去的十年间，能源工业占到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的一半以上，增速均超过6.3%。但在2013年，这一数字降到0.1%。

2014年6月30日，被拖欠工资半年多的三十多名工人站在火车道口，集体讨薪。这一幕发生在伊春市，涉事企业是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西林钢铁，经济总量在伊春市所占的比重接近40%，对当地的税收贡献超过60%。

2012年，西林钢铁亏损超过14亿，平均每卖一吨钢材亏损200元。到了2014年春节，建好不到半年的高炉被迫压缩产能，即便如此，每个月还要亏损近1亿元。最近，西林钢铁阿城分公司全面停产。

银行看到了西钢的风险，纷纷收回贷款。西林钢铁的一名高管透露，上半年，13家债权银行收走了22亿贷款。

能源产业的触礁，更让这座资源型大省时日渐艰。黑龙江的资源型产业比重相当大，13个地级市中，7个是资源型城市：油城大庆，林城伊春和大兴安岭，煤城双鸭山、鸡西、鹤岗、七台河，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和单一。

2013年，黑龙江最大的煤矿企业龙煤集团整体亏损23.4亿元。昔日辉煌的大庆油田也早已步入老油田之列，每采出100吨油液，只能产出6吨原油。产量从过去年产5000万吨原油，下降到4000万吨，预计未来的产量还会更少，到2020年可能刚刚过千万吨。

“没有油了，大庆怎么办？”比这更棘手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油了，黑龙江怎么办？”

大庆贡献了黑龙江近三分之一的地区生产总值，还有近一半的工业增加值。黑龙江省财政厅曾经测算过，油价每桶波动一美元，就会影响大庆GDP14亿元，财政收入3500多万元，省级财政收入8000万元左右。

黑龙江并非没有意识到产业结构单一的隐忧。2006年的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曾写到，黑龙江省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矛盾，经济结构问题已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但这一年，黑龙江GDP仍以12%的速度增长着，中国经济也迈进“10%时代”。2007年，黑龙江GDP增速的排名也是垫底，不过增速还不错，维持在12%。

繁荣总是能让人忘记忧愁，当中国经济还在快车道上疾驰之时，这些结构性的病症显得不足挂齿。

2012年，中国GDP增速降到8%以下，“中速增长”的周期悄然来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随着重化工业进入尾声、产能过剩凸显，黑龙江经济终于率先撞墙。

在过去的十年间，能源工业占到黑龙江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的一半以上，增速均超过6.3%。但在2013年，这一数字降到0.1%。2014年上半年，增加值已然成了负数。大庆油田，出现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增加值负增长，也给了黑龙江经济致命一击。

哈尔滨北大六道街，大雪天卖煤的老年夫妇。全国平均10名在职人员供养3名退休人员，黑龙江则是10名供养7名。（CFP/图）

计划的胎记

黑龙江进入计划经济体制的时间要比新中国成立还要早上十几年。因为承载了国家很多指令性任务，产品大多被低价调拨，一直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自我完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不仅资源型产业的占比过大，长期以来，黑龙江还在原字号、输出性、奉献型的低端产业链条上徘徊，加工比重不足三分之一，深加工比重不足五分之一。相反，原材料所到之处，加工增值了数万亿元。

“二十粒大米不到几厘钱，到外省加工成一个脆脆饼，卖回黑龙江就是一块钱。”黑龙江省国资委的一名官员喜欢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黑龙江的这一经济结构问题。

每天，从黑龙江运往省外的原粮能装满16个火车专列，还有原油10万吨，木材3万立方米。这恰好是计划经济一个重要特征——资源基本上按照行政指令进行分配。

因为承载了国家很多指令性任务，产品大多被低价调拨。前述不愿具名的官员抱怨，黑龙江一直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自我完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黑龙江已经在计划经济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也使得市场经济转轨的成本更高、过程更复杂。

黑龙江进入计划经济体制的时间要比新中国成立还要早上十几年。日本人盯上了这片富饶地，挖出来的煤用以炼钢，钢铁又制成枪炮。他们采取了一种叫作“统制经济”的管理模式，与计划经济并无二致。

这也给黑龙江遗留下来别的省份难以超越的工业基础。新中国成立的头五年，全国56个大型工业项目，黑龙江一个省就占了22个。

1960年，数以万计的石油工人和转业官兵涌入“有月亮的地方”（萨尔图，蒙古语，意为有月亮的地方，50年前大庆石油会战的主战场）。由此，黑龙江作为重工业基地的地位再也无法撼动，GDP一直排在前八位。

到了1980年，时代变了，以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为首，全国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时任黑龙江第一书记杨易辰极力反对，他甚至在一次规格极高的会议上与支持这一政策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吵得面红耳赤。在杨看来，黑龙江是个大平原，土地连成片，更适合大型机械化，而不是包产到户。

就在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在其他省份激起巨大改革热情的时候，黑龙江没有出现同样的艳阳天，道理在于当时的黑龙江的农业已经是大农场的机械化生产，农民更接近于农业产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