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当防卫的认定

论正当防卫的认定正当防卫是刑法基础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随着我国经济不断迅速发展，国民的法制意识增强，正当防卫这一概念的认定在诸多案件中产生了争议，需要我们尽快对其进行理性的认识与理解，以得出能够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

作者运用一些争议案件，引用并借鉴我国司法、立法、法学理论方面专家的言论，最终得出“必要行为原则”作为认定正当防卫的标准。

此外，作者还对正当防卫的力量博弈与立法精神进行了讨论，阐述了其背后的法律意义。

论正当防卫的认定郎卓从争议中讨论如何准确认定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法律上的正当防卫体现的是人类一直以来所拥有的基本权利之一，正如它的英文self-defense，正当防卫实际上源于“自卫”。

自卫是人类的本能，当自己的生命、财产或其他权利受到侵害时，受害者在无法通过其他手段予以制止的情况下，会本能地采取用较为激烈的手段进行自力救济，这种行为源自天性，也是一种合理的反应。

即便其手段具备某种犯罪的特征，也不能轻易将它与犯罪等同。

当把这种情况放到法律程序中评价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权利。

正因为如此，正当防卫和行为主体在行使其他权利时一样，也必须受到一定的约束。

这样的限制是非常必要的。

一方面我们要保护防卫行为人的防卫行为能够有效行使，保证其行为在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同时能够不受到过多的约束，以免影响该行为作用的有效发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考虑防卫行为人的防卫行为是否已经超越了“防卫”所应有的效果，是否虽然发挥了“防卫”的作用却也超越了必要的限度，进而成为一种对防卫对象不必要的侵害。

在这样的权衡中，立法者、司法者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价值取向和所处角度不同的情况下会有其各自不同的评价，这样的争议往往困扰着我们的司法实践，很多时候它们带给我们的是反省与批判，我们需要从这些争议中总结出我们的认定标准。

案例一：防卫不适时之争议一村妇回娘家探亲，在路上遇到一个持刀歹徒，歹徒企图强奸村妇，由于歹徒身强体壮，而且此地还是山区十分偏僻，村妇自知不是歹徒的对手，也无法求救。

因此，她假意顺从就说找个平坦点的地方。

当走到一个化粪池旁，该村妇示意歹徒脱衣服。

歹徒见其非常配合就放松了警惕，在脱套头毛衣的时候，趁歹徒头被毛衣包住，村妇用力把歹徒推倒在化粪池里。

此时正值寒冬，粪池很深，歹徒挣扎着用手攀住粪池边缘往上爬，村妇就用砖头砸歹徒的手，不让歹徒上来，十多分钟后歹徒就淹死在粪池中。

在这个案件的审理中，村妇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成为一个争议。

村妇将歹徒推下粪池，这个行为本身是符合正当防卫的，而争议主要存在于村妇后来的行为。

有观点认为，村妇在将歹徒推下粪池后，歹徒的侵害行为已经结束，此时村妇用砖头砸歹徒的手不让其上岸致其淹死，已经是一种事后加害行为，应被认为是犯罪。

这个案件的关键在于对于防卫时间要件如何进行认定。

能否通过表面上歹徒对于村妇的威胁已得到有效阻止，就认定歹徒的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了呢？笔者认为这是不对的。

分析防卫行为的防卫时间，不仅要看单个不法侵害与防卫行为的发生与结束，更应该分析当时的现场情况，搞清潜在危险与防卫行为的关系。

我们不难看出，案件发生在偏僻无人的山区，村妇在将歹徒推入粪池后，歹徒暂时无法威胁村妇的安全。

但是如果此时村妇停止防卫行为，放任其爬出粪池，那么不难想象，歹徒难免会重新加害这个妇女。

也就是说，此时加害的危险并没有结束，不法侵害的威胁并没有解除。

村妇用砖头砸歹徒阻止其爬上岸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行为，而非出于加害的目的。

虽然表面上看，这种行为不符合“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样一个防卫时间要件，但是实质上，这是一种对于威胁的防护行为。

在这里，我们一再强调的是一个“结合实际”的问题。

在分析关于“防卫时间”是否正确的案件时，应该首先考虑当时的现场情况，考虑到所有影响到防卫人采取防卫行为的因素。

换个角度说，当此事发生在另外一个环境下，例如妇女能够找到他人求救，或者此时犯罪分子一时难以上岸，而妇女可以迅速逃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妇女依然阻止歹徒上岸，并且最终导致歹徒死亡，就可以被认为是防卫不适时。

此时，无论是认为其事后防卫，还是认为其针对犯罪分子上岸后犯罪行为的事前防卫，都是准确的，如果是这种情况，村妇应当对她的后续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案例二：防卫过当之争议孙某傍晚外出，碰到两个流氓在调戏一个16岁少女，他与这个小女孩不认识，但是为了阻止两个流氓的调戏行为，就谎称自己是小女孩的哥哥，对他们说：“不要欺负我妹妹”，结果两个流氓追打孙某，将他逼到一个山坡上，孙某拔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反抗，将两个流氓一个捅死，一个捅成重伤。

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了非常耐人寻味的情况：最开始审理法院认定孙某故意伤害致死，判处孙某有期徒刑15年。

检察院认为罪名不符，应判为间接故意杀人，遂提起抗诉。

上级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又予以撤回。

被告人没有上诉，遂执行判决。

随后，上级法院发现问题，提起再审，改判防卫过当，判为7年有期徒刑。

最后，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再审法院定罪量刑正确，并作为1985年第2号典型案件进行公布。

这个案件并不复杂，在今天它就是一起典型的正当防卫案件。

但是，为什么在当时会有如此多的争议？不仅控审双方多次更改，甚至最终牵涉到最高人民法院，这都说明，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在我国刑法发展中是存在过疑问和误区的。

对比1979年刑法第17条第2款：“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我们就不难理解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个案例的争议点在于确定一死一重伤的结果是否属于“不应有的危害”，而就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执法尺度而言，这样的结果显然容易被认为是恶性的。

在这样的惯性思维和法律逻辑下，孙某的行为无疑已经超越了正当防卫的限度，以至于在一审中判为故意伤害。

通过对上述两个案件的讨论，在此我们不妨加以总结，“必要限度”应当如何来判断？笔者认为，不能简单说在哪类案件中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就是其限度，应当具体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具体证据来进行判断和推理。

跳出这个难以描绘的“必要限度”，从案件的角度来审视防卫行为的合法性，笔者称之为“必要行为原则”。

什么叫做必要行为原则？通过对具体案件的深入研究，立足于掌握充分的证据，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进行如下分析：首先要考虑的是该行为的做出是否适应当时的情况；第二，要看该行为的做出是否是有必要的；第三，要看行为的过程和造成的后果能否预知；第四，如果能够预知行为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的产生对于当时的情况是否必要。

这个标准相对于上面三个标准比较难以估计，但大多数情况下也较少发生，因为多数的正当防卫行为人是很少考虑行为结果的。

因此，当一个防卫行为适应当时的危急情况，且该行为的做出是有必要的，并且在做出时行为人难以预计其后果，或者能够预计其后果又不能避免的，这样的自卫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这个原则就是“必要行为原则”。

这个原则虽然有其局限性，它必须建立在具备完全充分的证据和调查，拥有完整的口供材料的基础上，离开了这样的环节，就难以依照上面的步骤进行分析，无法分析自然也就难以判断。

同时，这样一个原则也并非能够涵盖一切情况。

但是，这样一个原则能够比分析所谓的“必要限度”更为科学，且更加容易被接受。

同样一个案件，分析达到阻止犯罪的必要限度恐怕很难，但是判断防卫行为是否必要恐怕要相对容易很多。

正当防卫的力量博弈与立法精神我国是一个法制尚不完备的国家，公民的法治概念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较为薄弱，法律权威性、司法神圣性都难以得到完全的体现。

对于这样的现状，正当防卫的认定更具备了特殊的意义，要考虑群众能否接受能否认同，离开了这点，即便达到了法律上的目的，却也脱离了实践的意义。

很多正当防卫案件原本并不存在争议，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为了息事宁人，甚至是为了防止群众产生意见，有些司法机关不得不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国行政机关干预司法的现象十分普遍，我们也曾经接触过这样的案例，对于原本是正当防卫的案件，因为“从严从快”的批示，导致判成故意伤害。

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司法悲剧，也是现代冤狱的代表。

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的关注力度增加，很多过去能够影响司法的力量得到一定的监督遏制，干扰司法的程度受到削弱，我国的司法透明度，慎重度得到了增加和重视，但是我们仍然能发现在一些案件中司法机关受到各个方面的压力，我们依然不能忽视这些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执法机构间的力量对抗又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制衡因素，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在面对同样一个具体案件时，很多时候却产生不同的判断，法院认为是正当防卫无罪，检察院认为是防卫过当有罪；法院判无罪，检察院抗诉。

公安局在这样的矛盾中上演捉放曹。

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这些力量的博弈是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不论这些力量的影响何在，我们都有必要正视它们，因为这种博弈是一种零和博弈，不论博弈的结果是什么，带给案件本身，带给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都是零。

有效减少司法干预，维护司法独立，才能真正为正当防卫案件创造平等的审理环境。

“正义女神，蒙眼，素衣，金冠，左手持天平，右手执利剑，蛇与狗蜷于脚下……”法律，公平与正义的化身，当我们在讨论正当防卫的认定时，恰是认识和了解一种在守法与犯罪、正义与邪恶间游弋的行为，正如甄别在女神手中利剑的剑刃上跳舞的精灵，将天使与恶魔区分，将善与恶归类，最终置其于天平之上，给予其公正的审判。

这是一门艺术，诚如萧乾先生所言：当生死之隔一层纸时，便是精彩与壮丽。

这种艺术，须以精神领会，以心智理解，以行动实践，以经验维持，这是笔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是法律前进道路上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