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写作的三大原则

文章写作的三大原则

——兼谈如何克服“长、空、假”现象

对文章写作基本原则的探究，传统文论早已经有所涉及。早在先秦时期，墨子就提出了著名的立言“三表”——有“本”、有“原”、有“用”。“碳三表”可以看作是写作法典类文章应遵循的三项原则。后至南北朝时代，刘腮在仪心雕卿中概述出为文“六义”，即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这六条标准，是对所有文章而言的，包括文学作品在内。到了宋代，曾巩提出“四必”，即“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谈的是理论性文章写作的四项原则。

现代人对文章写作的原则、要求概述得更为详尽，而且更多地讨论特定文体的写作原则。比方说，介绍论文写作的书籍会概括出论文写作的许多原则。由于文体不同，因而概括文章的总体原则有难度。不过，探讨文章写作的一般性普适原则很有必要。笔者认为，用价值性、针对性、达意性来表述文章写作的基本原则比较适宜。本文拟对这三大原则作以简略分析说明。

一、高扬价值性原则，防止文章陷入形式主义泥坑

文章的价值，指文本经解读之后，对社会人生带来的正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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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和作用。凡是对社会人生有正面影响或作用的文章，就有价值；否则就没有价值或表现为负面价值。任何文章的生成与传播都有其特定的价值意图。特定的文本蕴涵着特定的价值。文本制作的目的，就是一种价值预设；文本功能的发挥，便是价值的实现。不具价值内涵的文章便没有意义。因此，价值实现，是文章生成的内在动力，也是文章功能发挥的外在实践。

形式主义文风深层的弊端，就是丧失文章所应承担、发挥的价值功能。自古以来有种观念，把文章当成一种文字游戏或形式花样。所谓“文章千万套，看你套得妙不妙”的俗语，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形式化的观念。作为“场屋文章”的“八股文”，最后走人僵化生硬的死胡同，根本原因就是抽空内容、脱离现实、无视价值而纠缠形式上的板块组合。

现代“新八股”文，问题同样出在无视价值效应上。众所周知，“党八股”曾被毛泽东斥为“祸国殃民”的东西。同古代文章相比，现代文章特别是行政文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长、空、假。长、空、假现象古代也有，如朱普著《尚书》，洋洋三十万言，因空泛为后人所厌弃。但古代这种情况并不严重，因为限于落后的材料载体、书写方式和印刷技术，要把文章做长是件不容易的事。可是到了现代，技术成熟、材料充盈，书杂文滥已成文化界公害。特别是一些领导的讲话，长、空、假泛滥成灾。在一些机关，从领导到秘书，有意无意地将文章、讲话拉长，因袭的表达，浮夸的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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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的措辞，矫揉的用语，乏味的套话，造成了苍白无力的官样文章。一些人总是习惯于移花接木、照抄照搬、剪切复制、添枝加叶、穿靴戴帽、成串成套，造成语言雷同，面孔大同小异，内容脱离现实。由于走不出形式主义怪圈，总是不触及实际情况，不回答群众关切的问题，因而空耗精力，没有成效。那些老话、套话、空话、假话，“场面话”“面子话”“顺情话”“会议语”“意识形态词”之类，不但没用而且败坏了政风，日渐引起公众反感。如某些领导讲话中惯常使用的“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了长足的发展”之类，就很玄、很空、很模糊。因为到底成绩有多大、进展有多少，谁也不清楚。它属于装横“门面”的摆设。如此，难免坠人形式主义的泥坑。

习近平同志强调“文风不正，危害极大”，并严肃批评了长、空、假的问题，明确要求树立“短、实、新”的优良文风。优良文风，体现着价值意识，并力求在价值实践中取得实绩。摧毁形式主义文风的关键，在于高扬价值性原则，清除长、空、假不良之风，关注现实，讲究实效。

二、确立针对性原则，保证文章特定功能得以发挥

所谓针对性，就是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和具体解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被毛泽东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文章的内容、意旨须具备内在的规定性和具体性，即具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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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目的和指向、自身的特定内容和主题定位。世界上没有能囊括万事万物的文章。想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文章，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便决定了写文章必须有一定的范围，有一定的主题区间。用古代文论家的话说，就是“唯适其宜”（王若虚仪黝）。文章可以讨论普遍性的问题，但只能就某一层面、某一立意进行讨论。文学作品允许存在模糊主题、复合主题、多向主题，但模糊主题、复合主题、多向主题并不是无主题。若失去主题，文章就会成为漫天烟雾，无法表述或表述不清。

文类、文体、文种，实质是由内容、功用不同的材料形成的文章样式、类型。不同的体式有不同的性质、特点和要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的“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诛尚实，诗赋欲丽”，就是按不同文体的功能、用途而提出的写作要求。长期以来，我们对文章的认识出现了一个偏差，就是以对某类文章的要求来涵盖所有的文章。这样以偏概全，是以牺牲文章的丰富性、多样性为代价的。比如说，有段时间，将文章的政治性（阶级性、党性）放在第一位，而事实上，许多文章本身就不具有政治性内涵。从科普文章到产品说明书，从财务文书到一般人的家信，内容就不具备政治色彩。上世纪作为文章指导思想的“文风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本是对党政机构宣传性文章的要求，可是长期以来却被作为所有文章的金科玉律。文学作品中，主题可以模糊，对象可以模糊，语言表达也可以模糊。咏物诗多用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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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以曲为佳，以隐为妙。如果非要要求准确和鲜明，会泯灭文学作品的语言弹性，抹杀朦胧美。谁也没有理由说“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不鲜明、不确定。事实上，诗中没必要写清风力的级数和落花的数量。语言过于明细和确定，就不是诗。毛泽东说的“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歌颂什么，批判什么，爱什么，恨什么，都要观点明确，不吞吞吐吐，不模棱两可”，显然针对的是宣传类文稿。文学作品反映人的内在感情，而人的感情世界极为微妙，存在又爱又恨、且喜且悲、乐哀交集、左右为难等心理状态，要求明确、唯一，就会变为政治附庸。至于生动，对一般事务性文书而言，也是没有必要的。一个简短的通知，事实上无法写得生动，也没必要生动，生动了反而会成为信息传输的障碍。可见，为使文章发挥价值，就需要弄清具体的针对性，分清类型、属性，防止指称错位和条件混淆，防止方法僵化及使用不当。

文章的功能，在写作与阅读的关系中实现，因此写作时需要看对象，考虑接受对象的需要和背景。一篇科技文章，用于学术交流还是普及介绍，用于科技情报还是科技开发，所选内容、表达方式等就不全一样。文章的用语要合乎所用文体，语调要合乎双方的关系。一封信，写给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措词和口气。现代社会分工日趋细密，使得人群呈现出不同的职业层、行业层、知识层、专业层。文章写给什么人看，要考虑对方的年龄、学识、职业、专业等诸多因素。长、空、假文章的一个通病，就是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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