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共享看版权保护对知识产品创新的影响

从知识共享看版权保护对知识产品创新的影响

吴聃王雷1

摘要：本文把创新的主要推动因素概括为知识存量与创新动力，并进一步指出知识共享水平决定了创新的知识存量，探讨了两大推动因素在推动物质产品创新与知识产品创新时的不同作用，并以软件产品的创新为例，通过软件创新行为分析模型共享水平对知识产品创新的重要性，最后得出在某些领域版权保护应被降低以支持知识产品的创新。

关键字：知识产权，版权保护，知识共享水平，知识产品创新

一、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

熊彼特在1912年问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除了把创新列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以外，熊彼特还指出由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促进进一步创新的必要保证。从这一结论中我们可以有如下的推论：如果创新的结果不易扩散，即外部性弱，那么垄断利润既是一个客观结果同时也是创新者所必需的补偿与奖励；如果创新的结果容易扩散，即外部性强，那么必须采用一种策略（如技术专利）使外部性内在化，以保证至少在短期内垄断利润得以实现，否则创新主体缺乏应有的动力，进而社会失去发展的动力。

在这样的推论之下，在创新领域的私有财产制度得以派生，也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明晰产权的主要作用在于外部效应内在化、控制交易成本和限制竞争。其

1吴聃（1979～），浙江金华人，浙江大学经济学员国际贸易专业博士生。王雷（1979～），山东枣庄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硕士研究生。

最终目的都是使在既定条件下的社会总收益最大化或者社会成本最小化。知识产权通常分成两大部分，即工业产权和版权，专利是工业产权的最重要的形式。

以专利保护为代表的早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热情，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技术革命浪潮。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符合边沁的论断：“建立思想产权制度能够使社会得而不失。”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认为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完美的。事实上，即使是产权制度的实施也是有成本的，知识产权制度也一样。知识产权制度能够成功地促进创新，要看最终的净收益是否大于零。当然，从专利制度来看，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我们仍需要通过对产权制度有效运转的条件作一些讨论，只有明确了这些基本的前提，才能在新的情况出现时判断产权制度运转的效率。

我们认为，产权保护对个体要产生正的激励效果，应当以下列条件为前提：

1、产权保护对被保护的对象本身没有负的作用。

2、产权保护之后的社会净收益应当高于之前的社会净收益。

事实上，熊彼特及产权学派的诸多观点正是在以上两个条件下展开的。

应当承认，在当前绝大部分的经济社会领域，产权保护制度的实施满足以上两个前提条件，尤其针对第二个条件，经济制度自身的调整功能保证了高成本的产权保护制度不会大规模地发生，而代之以模糊的产权制度，比如公交车的月票。就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言，传统的专利保护制度也基本满足条件，至少对侵犯专利行为的监督和惩罚成本相对是比较低的。

但是在某些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领域，沿袭专利制度的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乏应有的效率。这一类问题主要集中在知识产品的版权或者说是着作权纠纷之中，其中最广为人知的领域是软件业。而相应地，法律界对版权问题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一切都要从版权保护的悖论说起。

二、版权保护悖论

对创新活动的产权保护天然地存在一个两难的矛盾：

如果不保护创新，创新者缺乏继续创新的动力，从而社会缺失了创新的源泉；如果保护创新，那么由于生产的垄断，首先创新的成果不易扩散，创新活动创造的产品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被削弱，其次阻碍了在创新成果基础上再创新的活动。2

对于这个悖论，法律界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一方的意见是即使保护创新有如此负面作用，为了保护创新者的权利，仍然应该严格执行版权的保护制度。另一方的意见则相反，如美国地区法院Pieme·N·Level 法官1990年从鼓励创造性活动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变异使用”（transformativeuse）的代表性学说，认为使用原作品如果是以与原作品不同的方式或是为了与原作品不同的目的，即变异使用，使新创作品不同于原创作品，因而是创造性，应允许其复制使用。3随着各种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的不断出现，以上关于版权保护悖论的讨论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现有的版权保护制度越来越不适用于新出现的知识创新活动。这些产业的生产行为涉及到大量的专业与非专业知识，而随着创新周期的日益缩短，知识产品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工具和知识原料数量日益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已有的知识产品进行传统方式的产权保护，由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知识产品的扩散，将存在三个问题：

1、容易导致保护过度，即保护不但影响了社会对产品的利用程度，也影响了企业对知识工具和知识原料的自由获取，进而影响企业从事知识产品的创新；

2、如果试图避免保护过度，对“度”的衡量将耗费巨大的成本；

2对创新扩散的重要性，显然熊彼特也注意到了，虽然他着重描述的是新产品刚上市时企业获得的垄断地位，但也从反面表明了他认为新产品终究会被模仿，该产品获得的垄断地位终究会消散，这种“租”的消散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3转引自朱慧，《版权的法律经济学研究述评》，《求索——浙大经济学院研究生论文集》，2002年7月1日。

3、知识产品尤其是软件产品极易扩散，要控制这种扩算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

问题1违背了产权保护要产生正激励的第一个前提条件，问题2和3则违背了第二个前提条件。事实上，产权保护要产生正激励的第一个条件是保护的机会成本问题，第二个条件是保护的实施成本问题。

如果我们把视角聚焦在软件业上，传统版权保护制度的缺陷就更明显了：对软件产品的严格保护，严重影响了其他企业或软件生产者对软件开发必需的工具和原料（标准组件，模块）的获取，也阻碍了对软件产品进行完善的活动，导致软件开发成本居高不下，软件漏洞百出；与此同时，对软件产品的严格保护，产生了高昂的监督和保护成本。

软件业内关于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的争论，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些缺陷，但对软件版权保护制度的质疑仍然没有获得主流的认同，这也许可以归结以下的两个原因：第一，过分重视了版权保护带来的垄断利润对软件生产上的激励作用，而忽视版权保护对软件生产本身的抑制作用；第二，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沿袭物质产品的产权制度以及早期的专利制度。

无论是第一个原因还是第二个原因，都是由于忽视了知识产品创新和物质产品创新的区别而形成的。那么，我们要做的，是重新认识创新活动及其推动因素，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囊括物质产品创新和知识产品创新，并在该框架中指出两者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导致的对创新活动促进方式的区别。

三、重新认识创新活动及其推动因素

熊彼特认为，任何创新是一种对已有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我们试图修正这一说法为：任何创新活动是一种试图获取已有生产要素新组合所必需的组合知识的活动，这种努力与创新主体对旧组合知识的深刻理解密切相关，而且努力程度与创新给行为主体带来的利益密切相关。

这样的定义引出了推动创新活动的因素，那就是知识存量、创新动力和灵感。这三个因素同时也勾画了创新的过程：任何行为主体只要具有创新动力，并且具备足够的知识存量，在适当的时机（灵感）就能进行创新活动。在这三个要素中，灵感最难以捉摸，不适合作理性的分析，也难以由某种制度安排来限制或促进，因此与我们最终的目的相去甚远，不再作讨论。我们要讨论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存量与创新动力。

创新动力较容易理解，与传统的观点一致：创新行为主体需要获取一定的利益来弥补其在创新过程中耗费的成本，同时还应有盈余来激励创新者以保持他对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