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场域、惯习下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认知——基于河北省T镇的调查(钟涨宝,聂建亮)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土地制度改革被再次强调，如“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从而引起学术界对土地制度改革新一轮的研究热潮。

学者们对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层面展开的，缺少对微观层面的研究，尤其是从农民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认知和行为视角来揭示其内在的微观机理。

[1](p24)可以说作为农村土地制度主要实践主体的农民，对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尤其是其中核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以及党关于农村最新政策的认知，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基础和调查方法（一）理论基础。

本研究主要借助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场域与惯习概念进行讨论。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我们可以将场域设想为一个运作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而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这些争夺旨在维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

[2](p133-139)惯习是布迪厄场域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而场域是客观关系的系统，它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但体现在事物中，或体现在具有类似于物理对象那样的现实性的机制中。

[2](p171)对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布迪厄将惯习定义为一个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第二，惯习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三，惯习还包括了个人的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这就造成了与现实世界的“分离”，因为个人知识有一种对现实世界重构的力量。

[3](p148-149)（二）调查方法和样本特征。

本研究以处于河北省西南部丘陵地区的T 镇为个案，T 镇共辖18个行政村，总人口1.5万，面积43平方公里，是北方典型的丘陵地形，辖区内各村的自然条件差别不大。

T 镇乡镇经济发展落后，个体私营经济有部分发展，近年来，石材加工业、养殖业等有所发展。

当地耕地主要分水浇地和旱地，水浇地较少，旱地居主体。

T 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北方丘陵地区的代表性。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

调查单位为农民，每户只选取主事农民一人进行调查。

研究采用多段抽样的方式进行抽样，首先从调查乡镇随机抽取5个样本行政村，然后再在每一个行政村抽取30个样本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50份。

调查利用2008年寒假完成，调查结束后将作者简介：钟涨宝（1963—），男，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聂建亮（1985—），男，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土地资源流转过程中的农户行为分析”和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依托土地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可行性研究”的部分成果。

项目编号：NCET-06-0670；07JA840013钟涨宝，聂建亮（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0）摘要：农民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制趋向正向评价；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认知与国家政策存在较大差距，农民更希望农村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并希望实行农村土地的私有化政策；有近一半的农民表示赞同“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新政策；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积极探求非农就业途径、并且每年有一亿多农民涌向城市就业的背景下，农民仍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

通过借助场域与惯习的概念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进行深度分析可知，正是乡村场域和乡村惯习共同塑造了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认知。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民认知；乡村场域；乡村惯习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0）03-0049-04乡村场域、惯习下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认知———基于河北省T 镇的调查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数据输入计算机，运用SPSS16.0软件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

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47份，有效回收率为98.0%。

样本中男性占77.6%，女性占22.4%。

样本年龄均值为40.63岁，文化程度以初中水平为主，占55.8%，男女两性文化程度差异不显著。

样本所在家庭去年年收入高于11000元的占50.3%，样本家庭人口数均值为4.55人，劳动力均值为2.82人，从事土地劳作的人平均每户2.13人，样本所在家庭平均耕地亩数为7.452亩，人均耕地为1.6893亩。

二、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一）农民对当前土地承包制的评价。

学术界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评价莫衷一是，笔者就农民对土地承包制的评价进行了调查。

调查发现，农民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制趋向正向评价，有70.7%的农民对当前的土地承包制持正向肯定评价，他们认为当前的土地承包制还可以，有19.7%的人认为不太好，还有9.5%的人认为很不好。

在占样本29.3%的给予土地承包制否定评价的农民中，认为农村土地制度的主要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人口变动，有的家庭人多地少，有的家庭地多人少，这不公平”的占69.6%；二是“土地太零碎，太分散，不便于统一规模经营”的占50.0%。

选择“土地好坏不均匀”的占15.2%，选择“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没有决定权”的占8.7%。

（二）农民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认知。

1.农民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认识。

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农民个人所有也就是私有是长久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三种观点。

笔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认知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归属存在较大差距，农民认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的占49.7%，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占9.5%，属于个人所有的占32.0%，不清楚的占8.8%。

2.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归属意愿。

笔者参照项继权等的研究设计了问题：“如果法律政策允许，你希望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

[4](p10)调查显示，农民土地私有的意愿较强，有72.8%的人希望农村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希望国家所有的占19.7%，而希望村集体所有的只有7.5%。

此处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总和占的比例只有27.2%。

3.农民对农村土地所有权改革模式的选择。

本研究依照徐美银、钱忠好的分类设计了调查题目。

[5](p46)在问及农民最同意哪种农村土地改革模式时，选择“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占37.4%，选择“国家所有，农民永佃”的占7.5%，而选择“农村土地的完全私有化”的却占到了55.1%。

（三）农民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态度。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表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笔者的调查显示，农民对于此项政策“非常了解”的占14.3%，“只听说过，具体不清楚”的占44.2%，回答“不了解”的占41.5%，就是说有近六成（58.5%）的农民知道这一新政策。

在对农民解释了这一政策的内涵后，笔者还进一步询问了农民对这一新政策的态度。

调查显示，“非常赞同”的占33.3%，“比较赞成”的占13.6%，“无所谓”的占23.1%，“比较不赞同”的占20.4%，“非常不赞同”的占9.5%。

也就是说赞同的占46.9%，不赞成的占29.9%，赞同的近五成，反对的约三成。

笔者于是询问了选择不赞同的理由，因为“时间久了人口变动很大，会出现有的家庭人多地少，有的家庭地多人少，不公平”的占93.2%，这与认为当前土地承包政策“不太还”和“很不好”的人的理由相似。

（四）农民放弃土地承包权的意愿。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个比喻经常被一些研究土地的学者所使用，这句话十分精简凝练地道出了土地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

那么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积极探求非农就业途径，并且每年有一亿多农民涌向城市就业的背景下，农民是否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土地呢？笔者对此进行了调查，发现69.4%的人选择“不愿意”，只有16.3%的人选择“愿意”，还有14.3%的人选择“无所谓”。

当进一步询问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的理由时，发现“粮食一旦紧张，有钱难买”的占53.0%，“非农工作不稳，留退路”的占43.0%，“种地有利可图”的占26.0%，“自己只会种地，不会其他活”的占23.0%，“放弃土地得不到补偿”的占16.0%，“土地将来可能会增值”的占13.0%，“不要白不要”的占11.0%，选择“其他”的占2.0%。

农民还会回答说：“没有地吃什么啊？”“没有地喝西北风啊！”可见农村土地仍然是农民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保障所在。

三、乡村场域与乡村惯习下的农民认知（一）乡村场域下的农民认知。

乡村场域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空间，它不是单纯的客观社会结构，而是由在关系网络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人们所构成的社会空间和力量场，是各种力量为争夺资源展开互动与博弈的行动框架；乡村场域最大的特点是中国城乡二元区隔分治模式下的资源配置规则、博弈环境与策略方式，农民是乡村场域中主要的行动主体。

[6](p32)1.乡村的区域经济地理特征是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的基础条件。

土地状况显然是影响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的基础因素。

农民对土地承包制的评价、对土地所有权的认知、对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态度、放弃土地承包权的意愿等都源于土地，土地是研究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的逻辑起点。

T镇地处丘陵地区，地势起伏不平，岭地坡地和地势较低且相对平坦的沟地相间分布。

地势较高的岭地坡地，坡度较大且土质较差，不容易种植需水较多的粮食作物，主要种植花生等产量较低的旱作物，而水浇地则不同，地势较低且相对平坦，但所占比例较小。

相比岭地坡地而言水浇地土壤沙质成分较低，每年施肥较多，肥力充足，还可以引水灌溉，因此可以种植需水量和需肥量较多，产量较高的小麦和玉米。

农民的粮食作物主要靠水浇地种植，而旱地或者种植经济作物，或者种植非重要粮食作物。

可以说水浇地是农民的主要食物来源，但是水浇地在华北丘陵地区却十分稀缺，农民期望获得较多的水浇地。

这种地势状况和水浇地的稀缺影响了土地的分配，进而影响了农民的认知。

其次，人口数量是与土地面积高度关联的变量，当地人均耕地较少，调查样本人均耕地面积1.69亩，考虑到当地水浇地和旱地的比例，人均水浇地面积将可能不足0.5亩，人多地少的矛盾较突出，而人口又存在不同家庭不均衡的波动，这一点与土地承包关系长期化相结合，就会造成家庭人均土地面积变动，进而影响农民的认知，尤其是对“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的认知。

2.乡村视域的制度变迁是农民认知变迁的本源动力。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制度对于乡村场域的建构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乡村关系主要是由制度型塑的，亦即制度是乡村场域变迁的本源动力，[7](p43)当然也是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变迁的本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