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晏的思想轨迹和在正始玄学中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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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何晏的思想轨迹和在正始玄学中的历史地位
韩国良
摘要:何晏是正始玄学的实际领导者,他早年倡导绝对贵无论,晚年则转向王弼的相对贵无论,这和他与曹魏皇权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正始玄学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弄清正始玄学的发展线索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意义非常之大。对正始玄学的支柱之一何晏的历史地位和思想轨迹不能客观地去评价,对正始玄学的面貌就不可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何晏;正始玄学;思想轨迹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何晏、王弼是正始玄学的两大柱石,如果没有他们二人的倡导和参与,很难想象,为后人所瞩目的“正始之音”会是什么样子。遗憾的是有的人在研究“正始之音”所代表的玄学思想时,对两大柱石之一的何晏总不能客观地去认识:不仅看不到何晏在正始玄风中的实际领导地位,而且也看不到何晏前后的思想变化,看不到何晏执政以后推重王弼的内心隐曲,这样,就对正始玄学的面貌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正始玄学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弄清正始玄学的发展线索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对正始玄学的支柱之一何晏的历史地位和思想轨迹缺乏足够的认识,就会影响对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的理解与把握。对何晏在正始玄学中的历史地位和思想轨迹加以重新探索和阐发,无疑也是很有价值的。
首先我们来看何晏在正始玄学中的历史地位。正始玄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当时的上流社会流行是非常之广的,一个不会玄谈的人,在当时很难成为士子倾心的名士。正因如此,玄谈之风在当时盛极一时,荀粲、夏侯玄、裴徽、邓飏、司马昭、何晏、王弼等都是这一时期名闻遐迩的惊世谈士,而在这些谈士之中又尤以何晏、王弼最引人注意。但是具体一点讲,何晏和王弼在正始玄学中的贡献是并不相同的。王弼的玄学思想代表着正始玄学的最高成果,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王弼的年龄毕竟太小,正始初年他才只有14岁,他加人玄谈队伍应该是正始中期以后的事,所以真正在正始玄学中起领导作用的应该是何晏,这一点也是毫无疑义的。
《三国志·曹爽传》云:“何晏,何进孙也。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傅暇传》注引《傅子》云:暇弱冠时,“何晏以材辩显于贵戚之间”。《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魏氏春秋》云:“晏少有异才,善谈《易》、老。”又引《文章叙录》云:“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看来,何晏自少年开始即有异名,正始执政以后,因为他的权势地位,更是名声大振。《文心雕龙·论说》云:“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耽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虽然对何晏采用的是批评态度,但由此我们也足可见出何晏在正始玄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王弼登上正始玄坛也是由于何晏的大力提携才得以实现的。《世说新语·文学篇》云:“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座,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
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否?’弼便作难,一座人便以为屈。”《三国志·钟会传》注引《王弼传》云:“弼未弱冠,于是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正始中,黄门侍郎累缺。晏既用贾充、裴秀、朱整,又议用弼。时丁谧与晏争衡,致高邑王黎于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补台郎。初除,勤爽,请间,爽为屏左右,而弼与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时爽专朝政,党与共相进用,弼通俊不治高名。寻黎无几时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门下,晏为之叹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何晏之对于王弼实是极力举荐。王弼登上正始玄坛时,何晏以吏部尚书之尊,清谈名声之高,在当时玄学中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而王弼初出茅庐、涉世未深,之所以能在正始玄坛上大放异彩,固然凭的是他高妙的理论,但如果离开了何晏这位玄学领袖的推誉,恐怕仍是难以实现的。由此可见,何晏在正始玄学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实是王弼等人所不能替代也无法比拟的。不少人把何晏的思想看得一成不变,这是很不正确的。
何晏和王弼哲学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都是以“无”为本的,但何晏对“无”的肯定是绝对的,王弼对“无”的肯定是相对的,所以何晏的哲学可以称之为绝对贵无论,王弼的哲学可以称之为相对贵无论。如果说他们二人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区别就在这里。但是各种迹象都一致表明,何晏在晚年已经放弃了绝对贵无论,而信奉起了王弼的相对贵无论。
“正始之音”虽以“正始”命名,但它早在正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自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氏一族就成了刘氏王朝的实际统治者。为了加强曹氏政权的统治,曹操采用了一系列抑制豪强的政策。但是由于世家大族的不断抵制,所以在曹丕、曹睿父子为帝期间,便被迫采用了一系列让步政策。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九品中正制”,也即“九品官人法”便是曹魏政权与大族名士相妥协的产物。虽然中正官是由朝廷任命的,但当中正的既然是大族名士,他们私家操纵官吏铨选由此自也就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但是曹王父子的让步毕竟有限,这些让步并没有改变曹魏政权专制集权的性质。曹操所创立的带有特务性质的校事官制度也一直与曹魏政权相终始。正是由于曹魏皇朝的专制统治极大地压抑着日益壮大的门阀豪族势力,所以才使何晏的绝对贵无理论得以应运而生,流行一时。
《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略》云:“晏父蚤亡,太祖(曹操)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其时秦宜禄儿阿苏亦随母在公家,并见宠如公子。苏即郎也。苏性谨慎,而晏无所顾惮,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常谓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立,颇为冗官。”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何晏在文帝、明帝二朝也是很不得志的。但他既为曹操的养子,并且又娶了金乡公主为妻,“以尚主得赐爵为列侯”,可见他也不是一般百姓所能比拟的。和当时的世家大族的命运相同,他也受着曹魏皇权的压制,所以何晏才作为世家大族的代表提出了他的绝对贵无论。
《列子·天瑞篇》张湛注引何晏《道论》云:“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规以之员。员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何晏将“无形”、“无名”之道视为万物存在的本体和根据,认为“员方”、“白黑”所以均能完美地存在,都是因为主宰它们的道具有“无形”、“无名”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