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的教育

论民国时期的教育

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

民国时期的教育为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还有民国的学前教育、职业教育、边疆教育等都很有特色。民国几十年，中国战事频繁，论教育的规模、基础教育等肯定是不及现在的。但当时教育的态度，以及教育的制度都很完善。民国时期受西方影响很大，学校提倡培养人的独立人格，更是出现了很多大教育家，远非现在的当代教育所能比。中国现在经过几十年发展，经济规模有了很大提高，教育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影响肯定也会有所改善，但教育的灵魂却不复存在。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教育乃千秋之大业，民国办教育的很多做法都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准确，要求明细。

民国前期中国是极其纷乱动荡的，而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却异军突起，大有不可阻挡之势。近代大学教育是独立于封建教育体系之外的新式教育，其教育理念与封建教育理念迥然不同，相去甚远。其理念是整个教育体系最高的指导原则。一个教育组织一旦明确了教育理念，教育既有了方向感、目标性，也有了准绳与标杆。反之，教育就如无舵之舟，无弦之弓。民国前期，蔡元培、马相伯、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张学良等人，既是教育家，又是大学校长，广采博收世界先进国家的大学教育理念和办学经验，又结合了中国国情，经过理性思考和辨别，形成了近代大学教育共同的理念。在这全新理念的指引下，构建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体系的框架，规定了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方向，诞生了一批有别于封建教育的近代大学。毫无疑问，教育理念关系着办学的方向和成效。大学以研究学问，培养人才为办学宗旨。蔡元培执掌北大，针对北大的官僚习气严重，学生读书为求利禄的局面，“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提出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学生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蔡元培给北大作了明确定性，一扫北大的腐朽风气。蒋梦麟主政北大，继续强调“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学术衰，则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梗会进化之基础也。”“大学及高等教育者，所以养成平民主义之领袖者也”。一脉相承的大学定位理念，使北大成功创建，平稳运行，把北大铸就成中国近代大学的典范。张伯苓根据多年的教育活动经验和对当时中国大学教育现状的思考，主持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指出中国大学的要务，一是要传播关于中国问题的科学知识，二是培养解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知中国，服务中国”，成为南开大学以一贯之的办学理念，更可贵的是对“大学是什么”作出了符合中国的准确价值判断。综上观之，上述大学办学主体不同，各自办学宗旨表述亦有差别，但是把大学定位于“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却是这些大学校长的共同理念，并成为影响近代大学方向的主流理念。崇科学，重文艺，讲实用，明确人才培养方向。民国前期的中国大学，办学主体有国立、省立及私立性质，但“崇科学，重文艺，讲实用”的理念，却成为不同办学主体共同的选择。它解决了中国大学教育培养什么样人才的问题，指明了人才培养的方向。从此，中国开始自力更生培养具有近代科学素养

的各方面专业人才，打破了洋人在专业技术领域的垄断和控制。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树立了名师强校的理念。“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古今中外绝无例外。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国前期，中国教育最高行政长官及一批教育家，筚路蓝缕，树立全新的、具有超时代前瞻性的教育理念，指导了中国大学创建、运行和发展。有了“大学是研究学问，培养人才”的理念，使大学教育有了方向感；有了“崇科学、重文艺、讲实用”的理念，使大学教育有了目标性；有了“教授是灵魂，名师强校”的理念，使大学教育了质量标杆；有了“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使大学教育有了准绳。如此理念的选择，使近代大学完全不同于中国封建教育，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正处在改革时期，重温近代大学初创时的教育理念，仍有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