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对于这个当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杰姆逊却不急于给出答案。

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恐怕不在于如何定义和描述后现代，而在于如何让中国的听众和读者尽快了解与后现代相关的基本问题，诸如:西方文化是如何分期的,“后现代”之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在理论层面的依据是什么,这些理论又是如何演变的,……等等。

毕竟，当西方文化已经累积、发展至“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时候，身处20世纪80年代的我们对于那些现代的、结构主义的著作与观点却依然陌生。

阿尔图塞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还有曼德尔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论述，都是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

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症候做出的进一步诊断。

故此，在开始讨论后现代主义这一“正题”之前，杰姆逊感到有必要将后现代理论的来龙去脉，以及他自己的理论资源做一个充分的交待。

他似乎把每一家理论都看成一处风景，一个故事。

而他的任务，就是充作导游，引领听众和读者和他一起，进行一次轻松的旅行。

于是，对于每一种深厚晦涩的思想，杰姆逊都只撷取其中的一二片段，或是某个闪光点，加以糅和、改造，最后缝合进自己的体系之中，再使之趋向于一种与当代西方文化实践更相符合的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

无论是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还是福柯、萨义德，甚至于更接近实践层面的麦克卢汉和大卫?里斯曼……所有这些令我们或者兴奋、或者挠头的名字，无论他们本人的观点有多么艰深晦涩，或者如何标新立异，杰姆逊却能轻轻巧巧地邀请他们，携带着各自思想的某个片段，在自己的精致结构中各就其位。

他用叙述击退了实际的困难与读者的沮丧，使艰难的理论回溯真正变成了一次轻松的旅行。

这种做法虽为杰姆逊招来了缺乏原创性的尖锐批评，却难以掩饰他的聪明和独到眼光，以及他那与生俱来的叙事冲动和高明的叙述技巧在经过一番兜兜转转之后，杰姆逊终于进入全书的主题。

他的表现绝不令人失望。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确是全书之华彩，是最吸引人的章节。

杰姆逊跨越了诸多界限，从建筑、美术、音乐、文学、摄影、电影、电视……等不同的领域选取了不同的作品加以分析，以感性的方式揭示后现代主义的特性。

有趣的是，杰姆逊并非单刀直入，从理论层面对后现代的概念与特质加以直接限定，而是在与现代主义的联系与比照中，在对不同作品的分析中缓缓行进，娓娓道来，既揭示了后现代与现代的区别，又显现出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

从柯布里希耶的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到法国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蒙克的《呼喊》、凡?高的《农民鞋》，到安迪?沃霍尔的作品——《钻石灰尘鞋》、可口可乐和玛丽莲?梦露的照片，杰姆逊为我们勾勒出的，是一个从炽烈的油画色彩到死灰色摄影底片的物质形式转变过程，也是一个从“孤独”、“焦虑”、“失语”到“耗尽”、“装饰”与“游戏”的心理结构转变过程，更是一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转化过程。

当然，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诸多特性远远不止这些，其他诸如平面化、历史感、深度的丧失等等，都是后现代的重要特质，都在杰姆逊为我们展开的画卷中，一一呈现。

然而，正当我们为了后现代主义的炫目色彩兴奋不已的时候，杰姆逊却一把扯下了后现代的文化面纱，冷冰冰地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不过都是华美衣饰，存在于后现代之后的，就是日益强大而无处不在的资本和资本的逻辑。

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所有的一切——语词、艺术甚至关于后现代的理论本身，都像香水、时装或广告招贴一样，只是供人消费的商品而已一、后现代相关的理论资源(一)卢卡契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的《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一册(全书分为两册)最近问世了。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应该首先加以肯定。

乔治?卢卡契(Georg Lukács，一八八五——一九七一)的名字，对于我国文艺界并不陌生。

早在四十年代初，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在《七月》杂志上译载了卢卡契的《叙述与描写》一文(这里顺便提一句:吕荧同志曾因胡风一案的牵连，遭到了莫须有的批判。

后来虽被解脱“胡风分子”之嫌，但身心已受重伤，成了个精神病患者。

铺天盖地而来的“文化革命”当然不能放过这样的人，不管是不是精神病人。

粉碎“四人帮”后，听说他已经冤死在狱中。

奇怪的是，至今还不曾听见有关单位给这个冤魂平反昭雪)。

这大概是解放前介绍到我国来的仅有的几篇之一。

从五十年代中叶到六十年代初，中国作家协会曾委托《世界文学》编辑部编译过供内部研究用的资料汇编，收入了卢卡契的三十余篇论文。

现在出版的这个《卢卡契文学论文集》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编印的。

所以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出版的卢卡契文集。

卢卡契的文艺思想在六十年代以前，在各国的遭遇很不一样，有毁有誉。

但是不管怎样，他的文艺思想现在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被目为本世纪最著名的文艺理论大家之一。

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一册的出版，我们想就下述几个问题对卢卡契的文学思想略作如下的介绍。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性质问题卢卡契在一九四五年就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思想体系”(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册273页，以下页码均指此书)，接着他说，应该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念，来理解“这样的体系具有何种性质”(同上)。

对此，他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马克思主义体系……从不脱离统一的历史过程。

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只存在唯一的、统一的科学，这就是历史的科学。

这种科学把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看作一个统一的历史的过程，它致力于揭示这过程一般的和特殊的——与过程的个别阶段相联系的——规律性”(274页)。

接着卢卡契就得出结论说:“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美学、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艺术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文学的存在和本质、产生和影响因而也只有放在整个体系(按: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笔者)的总的历史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

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是社会的总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文学作品的美学本质和美学价值(按:疑系“审美本质”和“审美价值”的误译——笔者)以及与之有关的它们的影响是那个普遍的和有连贯性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275页)。

卢卡契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辩证方法的本质正好在于绝对和相对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卢卡契在这里不仅和资产阶级的历史的相对主义划清了界线，而且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否认人类生活中各个个别活动领域(法?、科学、艺术等)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对的，只是那种认为科学或艺术的发展能够完全或者主要从它们的内在关系来进行解释的观点。

这种内在关系在客观现实中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它们仅仅作为一些历史关系的因素，作为历史发展整体中的因素而存在。

在这整体中，经济的原因，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中起着首要的作用”(274、275页)。

近一、二年来，我们的学术界一直在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没有一个科学的体系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撰写过一本有关文艺问题的专著和一篇专论。

只是在一些书信及某些文章中谈到过有关问题。

这就谈不上什么体系问题。

反对这个意见的同志中，有一种意见则是用文艺学或者文艺学概论一类的体系来解释和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

这两种意见我认为都不能令人信服。

应该怎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体系才是正确的呢,卢卡契认为要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必须首先搞清楚这个体系的性质。

上文介绍的他的两个观点，就是他对这个体系的性质的说明。

关于这个问题，卢卡契还有一段话是不能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史的最普遍的原则我们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中找到。

只有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文学艺术的起源、它们发展的规律性、它们在整个过程中的转变、兴盛和衰亡才能得到理解”(275页)。

这里须要补充一句的是，朱光潜先生也是力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的。

二、关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卢卡契在一处讲到，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275页)。

但是，他在批判了庸俗唯物主义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观点之后又说:“辩证法否认在世界上存在任何纯粹单方面的因果关系。

而历史唯物主义则特别鲜明地强调，象社会发展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多方面的过程中，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过程处处都是相互作用的复杂的编织物。

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有可能哪怕只是去碰一碰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谁要是把各种意识形态看作形成它们的基础的经济过程的机械的和消极的产物，那么他就丝毫没有懂得它们的本质和发展，他就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在丑化它、歪曲它”(276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里，我对卢卡契关于社会发展的“多层次”的创见感到极大的兴趣，可惜的是，在现在能见到的他的文章里，他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过哪怕是稍稍详细一点的阐述。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回到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的《序论》上来。

我曾在《读<西方美学史>》(见《读书》杂志，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一文里介绍了朱先生提出的一个新论点:他“坚决反对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或以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

他把历史前进的动力归纳为三种:“1.经济结构即现实基础，2.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3.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

”在这同时，他未明确指出它们之间关系。

但是从他标出的1、2、3的序列来看，它们之间不仅有主次、层次的关系，而且还有相互作用的多方面的交织关系。

例如，经济结构，就是经济基础，它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

它是历史发展或者说社会前进的最基本的动力，同时就是社会发展的多层次中的第一个内层层次。

这是因为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

其次，“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即国家政权、法律机关及其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受其制约的。

但是，它又对经济基础起着积极的、能动的反作用。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多层次中的第二个内层层次。

关于朱光潜先生说的第三种历史前进的动力——“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稍微多讲两句。

首先，说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并不错，但还不全面。

其次，如果社会意识形态就是那个“观念的上层建筑”，则这个第三种动力说就与第二种动力说重复。

根据我的理解，社会意识形态的另一面应该是社会存在。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对于马克思的这段话的要旨，列宁曾作过非常重要说明，他说:“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