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进化与全球治理转型

国际体系进化与全球治理转型

作者：谢剑南

来源：《东方论坛》 2016年第1期

谢剑南

（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摘要：国际体系始终在缓慢演绎进化之中，其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动力大国实力变化及国家利益追求。全球治理通常伴随着国际体系重塑而转型，但也因其应景性特征

而调节的弹性较大。在国际体系进化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体系进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全球治理转型体现出由强权治理逐步转向议题治理的趋势，世界政府难以在全球治理转型

中出现。

关键词：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大国；合作共治

中图分类号：D8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1-0098-06

国际体系是国家间关系的组织构成体系，“包括国际行为主体、国际力量结构、国际互动

规则和国际机制等四方面。”[1]（P27）虽然关于国际问题的研究早已有之，但在国际关系理

论领域，关于国际体系本身尤其是国体体系演变的研究，则起步较晚。“1914年以前，国际关

系理论家几乎一致认为，国际社会的格局是一成不变的，世界划分为主权国家是理所当然的。

国际关系研究内容几乎就是外交史和国际法，而不是考察国际体系的演变过程。”[2]（P14）

研究国际体系的许多学者如卡普兰、沃尔茨等，把重点主要集中在通过引证循环的行为模式以

确认体系存在，以阐释不同的国际体系思想，也有学者如巴里·巴赞和理查德·利特尔，系统

考察了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他们“考察多重国际体系的整个历史，这段历史构成了一个超过5000年的时期；而不只是追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350年间当代国际体系历史。”[3]（P1）

追溯国际体系的发展历史，国际体系由区域性向全球性扩散并逐渐形成共有知识的过程中，国际体系通常由国际政治体系指代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国际体系不同于国家这样的行为

体的特性，无法用主权这样的基准来衡量国际体系。随着当前的国际体系深入拓展到世界的每

一个领域，威斯特伐利亚国家是否已经完全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甚至是否正在向后现代国家转变，军事-政治关系的首要地位是否正在被政治-经济关系所取代，目前还尚难定论，但有一点

是肯定的，即在当前国际体系的条件下，国际经济的重要性和互动的频繁性都史无前例地展现

了出来，由此佐证国际体系始终在历史地进化也自不必言。在国际体系的发展进化中，全球架

构也越来越类似于一个单一的制度体系，这要求全球治理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更多地

展示人类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由于我们的经济活动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因而，我们的道

德考量和正义关怀也必须要扩展到全球范围”[4]（P3），这就从客观上推动了全球治理在形式上、内容上和组织上的转型。

一、国际体系进化

现代国际体系是从欧洲的国际体系发展而来。在十六世纪前后，世界上主要存在着三个各

具特色又并行发展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东亚朝贡体系、穆斯林体系和欧洲体系，这三个体系

既平行进化又趋同进化。在东方，东亚朝贡秩序主要以中国为中心的以封赏、朝贡、贸易为特

征的体系，中国历朝皇帝始终有一种共同的天下情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

非王臣。”在亚欧腹地的穆斯林体系，作为15世纪至17世纪“欧洲苦难之源”的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也有同样的天下情结，他曾以同样的口气下书给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朕乃苏

丹之苏丹，君主中之君主，四海方圆内诸王冠的分配者，上帝在地球上的投影。”[5]（P57）这两种大一统的天下王国体系，注定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发展而被遗弃在历史长河的深处。

同时期的欧洲，则仍处于列强不断争权称霸的混乱之中，始终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成功统一欧洲，但欧洲各国间具有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体系却在缓慢形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民族君主国的出现、经济技术的发展与地理大发现推动了欧洲地区历史性的前进，奠定了欧洲在未来全球化关系中的领先地位。”[6]（P124）1618-1648年，由于新教和天主教的矛盾引发复杂国家利益之争而导致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卷入的“三十年战争”，最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标志着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首个国际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诞生。由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国际性和扩张性，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脉相承的维也纳体系、大陆同盟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及冷战后的国际体系，无论从所涉范围、运转模式、规范内化、利益共生等方面，都具有明显进化的共同特性。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每一个新国际体系更迭，都在某些方面对前一个体系有所改进提升，但在解决原有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与体系运转不相容的因素，在原体系内部累积又最终突破原体系的局限产生新的体系。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人数最多、利益损失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基础上，产生的雅尔塔体系仍在发挥作用：国家领土疆界基本固定下来并受国际法认可，国际体系的一般关系与规范首次真正扩展到了全球，国家间战争深受体系结构诸多限制而不再轻易爆发，国家死亡率接近于零，新兴大国群体崛起，中小国家蓬勃发展，生产和贸易在全球自由流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等等。总体来说，我们大致可以观察到，各种类型的战争尤其是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无论战争的起因和目的是什么，最后都是正义、良知、理性和道德战胜了邪念。

从这种观察结果出发，建构主义学派的温特认为国际体系结构的本质是“观念的分配”。温特总结了无政府状态下的三种国际体系文化：17世纪之前建立在“敌人”角色认同结构之上的霍布斯式国际体系文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建立在“竞争对手”角色认同结构之上的洛克式国际体系文化、目前只初显于欧盟和大西洋地区的建立在“朋友”角色认同的多元安全共同体的康德式国际体系文化。这三种概念上的国际体系文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一定事件、一定范围上有交叉重叠，总体上是一种国际体系的文化特征显示。尽管温特提出体系文化模式时，强调是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质，不是文化的进步性质，然而他认为，虽然进步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必然的，但进步的确存在，他谨慎地指出，“如果发生结构性变化，那么，这样的变化是朝着历史进步的方向发展的。所以，即使无法保证国际体系的未来会一定比过去好，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至少不会比过去差。”[7]（P387）

毋庸置疑，国际体系进化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源于人类自身的进化，另一方面源于生产生活所需，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促进了行为体互动能力与互动意愿的加强，使社会体系中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并更加多样化，因为“没有互动，各部分或诸单元便是分离的和独立的。”[3]（P80）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发展与完善自身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也促进了规则意识发展和规范共识的建构，使社会内部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得以进化发展，但发展上的不平衡也最终导致了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际体系的转型，正如学者李杰豪所总结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导致了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竞争和追赶，引起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进而推动着国际体系的发展。这其中，大国由于其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社会制度或先行的发展理念而始终处于历史的主导地位，成为促进社会发展和制度形成的主要推动力量。”[8]（P91）当然，这种生产力进步引起的社会结构的改变，是否会克服人性的弱点进化到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和国际体系状态，这可能不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因为人性只能单方面假定而无法得以确切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