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博物馆提供60件馆藏文物说明

云南省博物馆提供60件馆藏文物照片
1、广南羽人船纹铜锣
西汉高46厘米广南阿章寨出土
1919年出土。

鼓面饰太阳纹，分14芒，其外分5晕，饰多种几何图案；鼓胸饰船纹，共有4组，每船上表现人物4~5人，人物头上戴羽冠；鼓腰饰椎牛纹、鸟纹、舞人纹等，纹饰生动、自然；鼓胸和鼓腰之间饰4耳。

内容当与南方农耕民族祈年求雨的仪式有关。

该鼓造型端庄，铸造精细，纹饰华美，光泽闪亮如新，毫无锈蚀，边边角角皆铸造得规整、圆滑，是石寨山型铜鼓的最高成就者。

广南属古句町国地。

2、立牛铜葫芦笙
战国高28.2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
1972年出土。

器物的音斗部分仿葫芦形状制成；器体正面开有5个孔，背面开有1个孔，孔内原来应插有竹管，出土时已经腐朽无存。

上部为曲管，曲管上开一小孔，并于顶部焊接一头小牛。

牛呈站立状，脚长而内翘，长尾拖于地，显得娇小、恬静、可爱，好像小牛是从器底遗址攀爬上来，至顶部时由于重量的作用而使得器官自然弯曲，造型之奇特，构思之精妙，令人拍案叫绝。

滇国青铜乐器中，吹奏类乐器以葫芦笙为主，大抵可以分为曲管和直管两种。

笙是中国古乐器之一，属“八音”乐器。

以葫芦做音斗
的葫芦笙则属于“八音”中的“匏音”。

古今云南，许多民族皆以葫芦笙作为乐器，载歌载舞。

葫芦笙产生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无法考证，此类簧管乐器在中原地区大约出现于西周时，战国至秦汉已很普遍。

从出土的滇国青铜葫芦笙的情况来看，时间至少不会晚于战国时期。

3、鎏金八人乐舞扣饰
西汉高9.5厘米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
1956年出土。

器物主体造型表现了8位艺人分为上、下两层演出：上层4人头戴冠冕，冠后垂两带，嘴里唱歌，手作舞蹈状，精神抖擞，翩翩起舞；下层4人是伴奏的乐师，其中两人吹葫芦笙，一人吹短管乐器，一人抱鼓而击，用情至极......每两人间均置一壶。

应当是一种以唱为主，辅以舞蹈动作的滇人歌舞。

这样的场景与现代的舞台演出极为相似——台上（上层）是舞台，台下（下层）是乐池。

4、鎏金双人盘舞扣饰
西汉高12厘米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
1956年出土。

器物主体造型表现了两男子双手持一圆盘，交错舞蹈。

人物髻发，无冠，着紧身裤，系腰带，佩长剑，跣足，足下饰一蛇。

人物通体鎏金，线条曲折而富于变化，动感十足。

目前山东、四川等地出土的画砖上也有盘舞者，但年代均比石寨山的要晚，因此这件扣饰对研究汉代的盘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5、鎏金掳掠扣饰
西汉高9厘米晋宁石寨山013号墓出土
此件扣饰表现了一场战争之后，滇国军队满载而归的情景：两名滇族士兵作前驱后赶状，他们手中各拎着一颗人头，中间夹着一头牛、两只羊和一个背小孩的妇女。

而最下方，一具无头尸体正遭践踏。

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胜利者已经开始启程，战争之掠夺与杀戮的本质在这里显现无遗......作品的造型设计皆正面侧位，个体安排错落有致，以鎏金工艺加强器物正面的感染力。

滇国武士头戴鸭嘴型头盔，身穿高领甲，手腕戴宽边镯，肩扛靴形斧，跣足。

从两位武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滇国士兵装备精良。

滇国步兵比骑兵多，装备好，骑兵一般仅有头盔及臂甲。

6、鎏金圆形群猴扣饰
西汉直径13.5厘米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
此件扣饰是难得的滇国艺术珍品。

器物中间呈圆盘状，正面内凹，中间镶嵌红色玛瑙珠一粒，其余镶绿松石。

圆盘的四周饰10只一般大小的鎏金猴儿：首尾相连，各伸出右前肢挽住前面的伙伴，组成一个动态十足的环形图案。

猴儿们的表情各异，或愉悦，或嬉戏，或沉静，似乎正在举办一次聚会，拟人味道很浓，可爱异常。

7、斗牛场景扣饰
西汉高5.6厘米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
器物表现了古滇人的一个斗牛场景。

分为上、下两层：上层11人，5男，2女，作观望状，应为观众；下层10人，均为男性，作蹲踞状，且头饰长缨。

中间一头犍牛自小门冲出；门上还有一人，双手操作杆状物，应为开门放牛之人；牛后还有一人，作持棍赶牛状。

这件扣饰表现的应是一个斗牛即将开始的场面。

斗牛是滇国居民生活中的一种常见习俗，不过滇国的斗牛是牛与牛斗，非人与牛斗。

斗牛习俗，至今在云南部分少数民族中仍然盛行，主要是在一些节庆日举行，为了娱乐，也为了比试养牛者的养牛水平。

从器物的现场情况来看，筑有围墙和看台，显得相当正规，显然不是普通的民间斗牛表演，很可能是专门为贵族们举办的斗牛表演。

石寨山出土这类主题的饰物多件，有捕牛、斗牛、祭祀祝牲等说，是研究古滇人礼仪和文化传统的珍贵材料。

8、三水鸟扣饰
西汉高11.5厘米晋宁石寨山13号墓出土
三只美丽的水鸟横排站立于相互缠绕的两蛇上；中间一只昂首，展翅，作起飞状，足旁有两鱼。

器物以对称比例的形式，采用动静结合的写实方法，为我们表现了自然界一个恬静而和谐的场景，轮廓清晰，线条简洁、有力，刻画生动、自然，给人以美的感受。

下部两蛇起到了连接、增大底部的作用。

9、兽形金片饰
西汉最大件6.3×10.5 厘米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
器物造型似兽形，兽体型怪异，角前伸，尾上卷，作屈体伏卧状。

其边沿有可供穿系的细孔，一组6片，两两相对。

根据发掘时随葬品摆放的位置，器物似为古滇葬服——珠褥上使用的饰品。

10、持伞女佣
西汉高26.5厘米晋宁石寨山18号墓出土
器物为女性佣。

发梳银锭髻于头后，戴耳环，肩披帔，上有孔雀、鹿、狼及蛇纹图案，腰束带，腹前有一圆形扣饰，踞坐，跣足，双手相合作持伞状；伞已脱落。

人物面部表情呆滞。

持伞铜佣在滇国墓葬中发现数件，但是发现时大多手中已经无伞，也有观点认为铜佣手中原先所持有的是竹伞或木伞，后在墓中腐朽消失。

滇国无论男女或地位高低，其肩部多有披帔，实际已成上衣的一部分，只是面料或制法不同。

披帔形制简单，无领无袖，其上端两侧各缀一带，使用时系紧，使布幅自然下垂。

一般滇国贵族和骑士披帔较短，仅及两肩及背部之上，而此件女佣的披帔长至臀部，且上有图案，既可保暖，也是一件华丽的装饰品。

11、三枝佣灯
东汉高42厘米个旧黑蚂井出土
器物为一裸体男子形象，呈跪坐状。

腹部和胯下有带缠绕；双手分别向两侧平伸，手中各持一圆形灯盘；头昂立；头顶上又立一圆形灯盘。

整件器物造型别具风格，灯与佣搭配较为和谐，观之给人一种
美感。

12、祖形铜铲
西汉长40厘米昆明官渡羊甫头113号墓出土
扁平铲底，边沿向外翘起，祖形铲柄。

器物造型规整，形象塑造十分生动、逼真。

有学者研究认为，此物系滇国贵族在春播仪式上盛装种子的器具。

13、猎首纹铜剑
战国长28厘米江川李家山出土
器物为一字格；空心圆柄；刃近格处铸一人像；柄部亦铸一人，右手持剑，左手提一人头，反映了古滇文化中的猎头习俗。

猎头是一种十分特殊的风俗，不仅在我国内地罕见，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极其少见，但古滇文化中猎头的形象较多。

人头往往作为猎头者战功的记录和勇武的象征，也用作祭祀农神，祈祷丰收，故所杀之人以鬓须稠密者为佳。

14、云雷鸟兽纹铜棺
战国长200、宽62、高64厘米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
1964年出土。

随同出土的还有青铜兵器、生产工具、铜鼓和各种动物铸件100余件。

铜棺由七块铜板用榫卯联结而成。

器身饰雷纹、燕纹、虎纹、豹纹、鹿纹、水鸟纹等多种纹饰，甚至还有蜥蜴。

器物
造型古朴，纹饰生动、有趣。

中国青铜时代完整的铜棺，目前仅发现此一具，同时也是云南出土的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

铸造这种大型铸件，要求范有较高的强度和透气性，同时铜液要连续不断的注入。

故浇铸时需几个坩埚同时熔炼铜液。

这件铜棺反映了战国时期云南青铜器铸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品，冶铜作坊也具有较大规模。

15、银鎏金嵌珠金翅鸟立像
大理国高18厘米大力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此尊银质金翅鸟的立像，其鸟头饰羽冠，颈细长，翅膀向内卷，作欲飞状；两爪锋利有力，立于莲座之上。

尾、身之间插有镂空火焰形背光，其上饰水晶珠五粒，加上整器鎏金，显得珠光宝气，雍容华贵。

三塔塔藏中，佛陀、菩萨等造像外，还有金刚力士、空行母、金翅鸟、梵僧和供养人等造像。

虽数量不多，但各具姿态，颇有特色。

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件银质金翅鸟的造像。

大理地区自古多水患，因此佛塔常以金翅鸟为饰。

金翅鸟又名“大鹏金翅鸟”，梵名迦楼罗，为佛教护法神中的“天龙八部”之一，传说能日食龙三千，能镇水患。

龙王紧那罗不能忍受，求诉于佛前，二者得佛点化，均成为天龙八部中一员。

迦楼罗护卫佛头，紧那罗善于音乐，常侍于佛左右。

16、镶宝石金发冠
高11.5、长径11、短径7厘米，重320克
1963年昆明呈贡沐氏家族墓出土。

17、溪山行旅图轴
宋郭熙绢本墨笔纵96、横46厘米
郭熙，字淳夫，河阳温县（今河南孟县）人。

生卒年不详。

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奉诏进入宫廷画院，是一位出色的宫廷画家。

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郭熙《溪山行旅图》，堪称一件镇馆之宝。

此图石法圆润，多卷云皴，树多虬枝，形似蟹爪。

无论在笔墨技法上或表现手法上，都概括了郭熙运用笔墨的技法特点。

此图有“乾”、“隆”、“乾隆鉴赏”、“乾隆预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宝笈”、“宜子孙”等鉴藏玺七方。

另有“棠邨审定”、“梁清标印”、“蕉林”等收藏印，说明此图原为梁清标所藏，后入清内府。

《溪山行旅图》右下方署“臣郭熙”三字款，左上方有乾隆皇帝题画诗：“河阳行旅曾题句，彼似非真此似真。

既曰似应犹未定，真呼欲问彼行人。

”紧接题跋：“向有题郭熙雪山行旅诗，图中既无款识，笔墨亦觉纤韵，因未入石渠宝笈之弁。

此图古淡雄简，似是河阳真迹，然细观题名又似后人补署者，仍致疑当故诗句及之。

戊戌季秋月中浣，御题并识。

”由此看来，乾隆见过此本不止一件，此件虽款为后补，却远比它件精妙，故以为真迹，并录入《石渠宝笈》。

北宋时期的绘画是以院体画为主流。

北宋的山水画发展，在画史中成就最为突出，出了宫廷院体画外，在民间出现了李成、范宽、关仝等山水画名家，他们创作的山水画与院体带装饰性的山水画有很大
的区别——他们的山水画取材于北方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

绘画技巧以墨为主，掺以少量色彩表现森林及阴暗。

这种风格的山水画在北宋画坛延续了100多年，同时院体山水画也没有发展。

直至熙宁、元丰时期郭熙的出现，才使北宋山水画获得了新的发展。

郭熙早年曾下功夫学习宋初大家李成、范宽等人的画法，且能不拘一格，又能深入现实中去表现大自然的美，他饱览名山大川，其笔下山水皆来自真实景物。

笔墨技巧上纯用水墨来表现各种山石林木，使山水画显得更加秀润与真实。

在表现手法上把景物分为近、中、远景，以及春夏秋冬四时美景，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格调。

在文献记载中，郭熙的传世作品内容题材很丰富，有表现大自然气候特征的，也有表现行旅主题的，现今存世作品仅六幅半（包括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幅）。

18、高士图轴
清担当纸本墨笔纵108、横59.3厘米
担当，俗姓唐，名泰，字大来。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三月，出生于晋宁县，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月，卒于云南大理感通寺，年八十一。

担当父祖代代读书为官，他的父亲懋德做过明朝陕西临洮同知。

入清以后因不满清政府的统治，到云南鸡足山出家为僧，释名普荷，后改通荷，号担当。

担当早年书画从学于董其昌，早期作品中继承师传，晚年山水画笔墨简率纵放，用生辣峭僻的笔锋发展了董（董其昌）、倪(倪瓒)一派的水墨技法；书法笔墨奔放
豪迈，气势磅礴，显示了他倔强的性格，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能诗，著有《翛园集》、《橛庵草》等传世。

《高士图》构图深远，寥寥几笔，人物、树木、山峰，似一瞬而就，笔笔斩钉截铁，而意境幽深，人物情趣万千中还包含了一丝生拙之趣。

自题诗一首：“此画是谁作，此人何落落。

若非陆士龙，定时荀鸣鹤。

”陆士龙即文学家陆云，荀鸣鹤即荀隐，均为西晋名士，担当此诗，反映出他对自己的才华颇为自负。

明末清初，云南地方书画家的作品悄然胜出。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自古交通不便。

自元朝建立行省，中原文化日渐浸透，尤其明代，伴随着汉文化的深入和科举制度的影响，云南本土开始出现一些汉学文士和书画家。

这种现象是与云南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相吻合的。

云南书画家除钱沣、繆嘉惠等少数人的作品外，多未流传，他们虽未形成流派，但在云南却享有盛名，对云南书画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19、游春句草书轴
清担当纸纵100、横50.3厘米
此书轴写一首七律诗：“春来无日不狂游，折得名花标满头。

一自为僧天放我，而今七十尚风流。

”行笔老辣，豪情奔放。

字间的来往运行路线明显顺畅，在章法上表现出一种任情所至、意在笔先的自然行为，结构稳健匀称，使得人感到一种浓郁的“禅味”。

20、粉彩花蝶玉壶春瓶
清宣统高28.8、口径8.7、底径12厘米
此瓶撇口，束颈，溜肩，腹下垂，重心下移，圈足外撇。

口沿刷金彩，腹部绘牡丹、玉兰、飞蝶。

图案绘工精细，色彩浅淡明快，寓意吉祥富贵，画面清新秀丽可人。

釉面匀净稀薄，色白滋润。

胎质优良，胎薄体轻，造型规整，敦实稳重，是宣统官窑烧的精品。

21、滇王编钟
西汉高42~29.5厘米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
滇王编钟因与“滇王之印”金印同墓出土，故明。

除尺寸各异外，各枚形制和纹饰基本相同。

钟体呈椭圆形，上宽下窄；钮呈半环形绳纹状，口齐平；钟面饰对称之双龙纹，近唇处饰一圈云纹和绳纹。

器物造型规整，纹饰华丽，数量虽不多，但大小依次，气度不凡。

该组编钟的发现，反映了中国传统礼乐制度对滇王国的影响。

编钟是中国古代一种打击类乐器，流行于王公贵族之中，民间甚少使用。

编钟是中原青铜文化的产物，滇国作为汉王朝的属国，在许多方面都追随和尊崇汉制，使用编钟亦然。

不过在一些看似微小之处，滇国编钟又显现出与众不同的地方特点。

目前一般的观点认为，中原编钟一组多为奇数，然而考古发掘证实，滇国的编钟则多为偶数，而且形制有所变化。

西汉后期，当中原的钟、磬演奏已开始衰落时，云南成组的编钟仍然盛行，直至东汉中期以后才逐渐消失。

22、四人舞佣
西汉每个约高8厘米晋宁石寨山17号墓出土
该组舞佣服饰基本相同。

头挽银锭式发髻，戴圆形耳环和手镯，右肩斜挎佩剑宽带，至侧腰处系短剑，腹部配圆形扣饰，背披兽皮衣饰，后摆长及地，跣足。

其中一人抱一葫芦笙，作吹奏状，且边吹边舞，另外三人则手舞足蹈，翩翩起舞，动作轻盈、舒张，舞姿优美，引人入胜，显示滇国的舞蹈艺术十分发达。

23、虎牛搏斗扣饰
西汉长15.5厘米晋宁石寨山10号墓出土
器物表现了虎牛搏斗的场景：虎咬住牛的前腿，牛以尖角刺破虎之腹部，并使虎肠流出......古滇国艺术工匠们观察细致，把自然界生死瞬间搬上艺术作品。

蛇是滇国青铜器上的常见动物，从数量上看，仅次于牛，但蛇究竟有什么含义，目前尚存争议，有图腾说、土地说和水神说三种，以前两种较流行。

此扣饰一长蛇头咬牛后腿，尾缠虎足，起到平衡的作用。

24、二狼噬鹿扣饰
西汉高12.7厘米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
器物以回旋构图的方式，着力表现了两只恶狼向一头鹿发动攻击的场面：一狼已经迫不及待地跃上了鹿背，并咬住鹿耳，拼命向后拖
拽；另一狼则乘势窜入鹿的腹下，撕咬其后腿。

滇国艺术工匠们以敏锐的观察力为我们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令人禁不住要屏住呼吸的瞬间：几近绝望的小鹿，两眼圆睁，张口嘶鸣——谁来救救我？生命的悲歌，在每一位读者的心中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叹号......
25、牛头扣饰
西汉高8厘米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
器物造型奇特，小牛头居于大牛头犄角上，巧夺天工。

滇国青铜器中有相当数量的铜牛头，器形基本相同，大小不一，均发现有对称的穿孔，很显然是为了便于穿绳悬挂。

这些牛头中有的造型相当复杂，牛头上面焊接了更小的牛头和小牛的造型，有的还以鎏金装饰。

牛头是滇国财富的象征。

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至今还有在家里或房檐下挂牛头的习俗，目的是为了显示财富的多寡。

26、二人猎猪扣饰
战国高6.5厘米江川李家山13号墓出土
狩猎对于滇国的贵族而言，不过是练习战斗技巧和闲暇娱乐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辖境内的中下层人民来说却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方式主要有集体围捕、陷阱套捕、骑马追逐和只身斗兽等。

二人猎猪扣饰采用写实手法，再现了滇族中下阶层狩猎者的一次艰险的猎猪经历：一头硕大的野猪占据了画面近四分之三的位置，在它的后面一位猎人已经出手，并将一柄匕首深深地插入猪的后臀。

又痛又惊的野猪玩命
反抗，结果是前面另一位猎人被它张口齐腰咬住，双脚腾空，脸现惊惶之色，以至于本能的用双手死死抱住身前的一只猎犬，似乎在请求猎犬救他脱离险境......两猎者头梳高髻，戴大耳环，手臂多道镯箍，身着长衫，腰系带，身下有深条块形纹饰，腿系饰兽尾，跣足。

此种装束多有祭祀舞巫的服饰特征。

27、孔雀盖尊
西汉高52.4厘米昆明官渡羊甫头113号墓出土
饮酒器。

器物敞口，方唇，斜直腹，平底，喇叭状高圈足；有盖，盖呈塔形，中空，分五层：第一层饰二锦鸡，均呈站立状，第五层（盖顶）饰昂首之孔雀一只；器物表面饰回旋纹、三角齿纹、弦纹等平面纹饰。

古滇文化发现之铜尊，盖上多饰立牛，饰锦鸡和孔雀者，目前仅见此一件。

28、五牛针线盒
战国高31.2厘米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
因出土时内装绕线板和线，同类器物中还发现针，故名针线盒。

器物似有盖的蔑编箩，上部为圆形，往下逐渐收缩，至底部呈圆角四方形，平底，四足。

器盖上雕铸五牛形象，一大四小，大牛居中，小牛在盖沿处以逆时针方向环绕大牛，盖面饰蟠蛇纹和竹节纹，器身饰流云纹、编织纹及节纹。

29、猴蛇铜钺
西汉高14.4厘米晋宁石寨山12号墓出土
钺是中国古代仪仗兵器，在滇青铜器中数量较多，刃作扇形或新月形，銎上均有几何花纹、动物钮饰等。

此件器物扁圆形銎，弧形刃；銎饰回旋纹、菱格网纹；銎上铸一猴，正在顺銎攀爬。

猴首高昂，长尾垂地，四肢作弯曲状，其中两前肢用力踩踏一蛇，张嘴咬住蛇头，动感十足。

30、刻纹铜臂甲
战国高23厘米江川李家山13号墓出土
滇国的铠甲（主要有领甲、背甲、臂甲及腿甲等）多用薄铜片锻打或模压成型，因墓内填土重压，多数破损。

此臂甲为滇青铜器上细线刻花技术较精彩的一件，此种工艺亦称阴刻，制作要求和水平很高，极具工艺研究价值。

呈圆筒状，上粗下细，与人的手臂相合；筒侧开口，边沿有对称的穿孔两列，供系绳紧束。

甲面有精细刻纹，刻纹内容丰富，有虎、豹、熊、猴、鹿、鸡、鱼、虾等十余种虫兽纹，尤其有趣的是狸咬雄鸡和雄鸡啄食蜥蜴的场面，古滇人已认识到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构成一条食物链。

31、鎏金金刚杵
大理国长21厘米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金刚杵又称为宝杵、降魔杵，原为古代印度的武器，被冠以金刚
之名，象征摧灭烦恼的菩提心，具有无坚不摧的法力。

32、金藤编耳饰
大理国直径6.1厘米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出土
“金产丽水，玉出昆岗”。

虽然云南自古就是黄金的重要产地，但以纯金知足这样的耳饰，显然级别不低。

这对耳饰出土于佛塔，而史载南诏王的葬俗“唯收两耳，贮于金瓶，四时将出祭之”。

究竟它是用于供奉佛，还是属于王室，还有待考证。

33、鸡形壶
陶器长12.6厘米，宽9厘米，高12厘米
鸡形壶，是大墩子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代表器物。

它是夹砂灰陶。

体作鸡形，尾部与背部饰乳钉纹三行，通体饰点线纹，作羽毛状，口部两侧各有泥钉一个，颇似眼睛。

制作精巧，造型新颖。

34、竹禽图册页
元任仁发绢本设色纵25.8、横22.9厘米
任仁发（公元1254~1327年），字子明，号月山道人，松江（金属上海市松江县）人。

元代初年著名水利家。

善画鞍马、人物故事、花鸟等。

花鸟画学习黄荃工整艳丽一格。

《竹禽图》是一幅工笔写生小品，虽继承了南宋院体画的风格，又有别于院体画的呆滞，画面一只小鸟栖于竹梢上，昂首作明叫状，姿态逼真，自然传神，似闻之有
声；画竹用双勾笔法完成，笔画坚实细劲，被风吹乱的竹叶，阴阳向背表现自然准确。

尺幅虽小，颇有神韵。

从收藏印鉴看，曾经明代大收藏家王世祯及清代怡亲王允祥珍藏。

元代取消了画院制度，专职服务于宫廷的画家减少了许多，而一些官居高位及一些隐居不仕的文人画家逐渐增多，他们在表现手法上离开了宋画敦雅的风格，努力表现不同的意境；山水画和花鸟画成为主要题材。

在形式上注重画中的书法趣味，突出了绘画作品中的文学性，这也是“文人画”兴起的显著特点，是中国画坛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

元代中晚期，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四大家，从不同角度把文人画推向了新的高峰，被誉为“元季四家”。

其中黄公望笔墨技巧的变化更加完善，其山水画的表现技法曾在画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他开创了浅绛山水画技法，并把它推向了成熟，使之流传至今。

而元代花鸟画虽然也随着文人画的发展而产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艺术上讲究自然天趣，但宋代院体画的规范尚未中断。

35、剡溪访戴图轴
元黄公望绢本设色纵75、横56厘米
黄公望(公元1269~1354年），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等，江苏常熟人。

曾为中台院掾吏。

善画山水，成就卓著。

他的作品有浅绛与水墨两种面貌，浅绛山水浑厚圆润，水墨山水则潇洒苍秀，笔墨洒脱，境界高旷。

《剡溪访戴图》为云南省博物馆又一件镇馆之宝。

是黄公望晚年作品，以浅绛法绘制，取材于历史人物故事，描绘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