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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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之际，三国割据，司马争权，门阀当道，贤士无名。

这段时期的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敏感脆弱的文人们值此乱世，处境十分艰难，身似浮萍无处依，命如残烛吹可灭。

“竹林七贤”便是这一文学大军中的主力军，而阮籍，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和“正始文学”的灿烂双璧，以其惊世骇俗的言行以及具有浓烈个性色彩的论文名噪一时，在魏晋这个“文学自觉时代”写下了绚烂的一笔。

首先，我们要了解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含义。

中国传统的自由观念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形成，并且最终在儒家文化的思想中形成了一种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

道家的自由主义色彩最为鲜明，其“取法自然”，“清静无为”的思想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得以逍遥终生，优哉游哉。

深受老庄哲学影响的陶渊明在《饮酒》中写下的诗句就是一种对自由的赞美，冯友兰说，这是一种自动远离约束的自由观。

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具有培养自由主义精神的“土壤”，我们是可以从他们的言行著作中窥见自由主义之光的。

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胡适先生就曾说老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并认为在中国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于“自然”。

而庄子的“自由”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对“个人精神”所作的阐释。

深受其影响的“竹林七贤”与
庄子的关系自然更加紧密，向秀就曾为《庄子》作注，吕安看后惊叹为“庄周不死”，而嵇阮二人在“真”上与庄子并无二致。

庄子所代表的这种“漫游式”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制约了中国传统向现代政治自由主义之路的迈进，但它毕竟促进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灵解放，使其独立性较之以往增强不少，其个性也得以觉醒。

那么，在这种自由主义精神中滋润成长起来的阮籍和嵇康的自由主义精神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们不妨从其著作中来进行探讨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看阮籍。

刘勰曾说“阮旨遥深”，“阮籍的诗文虽然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是隐而不显的。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尤其隐晦之至。

在阮籍看来，现实犹如一张大网，使人无处可逃，在第三十三首咏怀诗中，他对人生作了一个总的描绘：一日复一夕。

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

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

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

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

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

谁知我心焦。

这首诗所暗示的是：人生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一是人所生存的社会，社会充满矛盾，充满危险，一切都不可预测，再多的智慧也不足以应付，因而人的一生焦虑重重，如怀汤火。

即使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躲过了人世的一切危险，另一种力量也必将使你毁灭，那就是死亡。

从中可以看出，阮籍向往着无忧无虑，长生不死的神仙般的生活，以求得心灵上的自由超脱，所以他写了很多游仙诗，但诗中的自由
观念与一般游仙诗中的超凡出世观念是不同的。

表达这种境界的诗还有很多，这些诗都反衬了诗人希求避世远祸，欲苟存于乱世的消极自由主义精神，即“退隐于内心的碉堡中”的“漫游式”自由主义精神。

另外，阮籍还善于用象征手法来托物言志，借此散发自己的自由主义之光。

如“宁与燕雀翔。

不随黄鹄飞。

黄鹄游四海。

中路将安归。

”诗人自比黄鹄，表明自己“超然世外”的独立性即不于政府合作，不同流合污的自由主义精神。

在反映阮籍心态及其自由主义精神的诗文和著作中，《清思赋》和《大人先生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中所描述的那个精神自由遨游于乌有之乡，与道一体的境界，是阮籍一生向往的却无法实现的理想人生。

因此，我可以把阮籍的自由主义精神定性为一种“乌托邦”式的自由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决定了他佯狂遁世，浮诞玩世的悲剧命运。

其次来看看在“竹林七贤”中与阮籍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的嵇康。

颜延之曾在《五君咏五首》中写道：“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

立俗迕流议，寻山恰隐沦。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可见他对嵇康推崇备至。

嵇康的诗文，极力主张“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反对虚伪的名教，其文高于诗。

与同时代的阮籍相比，阮籍长于诗，而嵇康长于文。

他的诗以四言最多，艺术上也以四言诗成就最高，沈德潜也曾说“叔夜四言，时多俊语。

”，其五言诗虽不及四言诗有特色，但也有佳作。

而诗中内容大多发挥老庄思想，宣扬高蹈
出世的宗旨，且具有实际的内容，反映了生动的生活情趣。

嵇康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生活目标，有一个为自己描绘的非常动人的生活图景。

他曾通过太史贞父之口，说出了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

”这一点从嵇康的诗文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如《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首》第十四首和《酒会诗七首》第二首中的诗句写的都是优游、了无挂碍、怡然自得的生活，充满着闲适情趣。

嵇康所追求的这些优游闲适的生活，当然有庄子返归自然的精神，不是富贵逸乐，不是任情纵欲，而是一种不受约束,随情之所至的淡泊生活，也体现出了一种朴素的自由主义精神。

嵇康的诗歌的意义，就在于他把庄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把庄子虚拟的一个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即纯哲学的境界，变为一种实有的境界，把它从“道”的境界变成诗的境界，所以许多人说嵇康第一个把庄子诗化了。

另外，嵇康是很喜欢自由自在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把这种自由自在陈述的相当充分，他说一做官，这种自由的生活方式受到干预，他便受不了。

里面叙述到的“七不堪”，都是说自己向往的是随性自然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在世俗中是不可能得到的，不惟有俗务的干扰，且亦有种种礼法的制约，只有超脱于世俗之外，才能随情适意，所以嵇康如此强烈地反对名教，鄙薄司马氏政权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可以将嵇康的自由主义精神的性质概括为两种：一是内在的“任自然以托身”的朴素自由主义；二是政治上的“厌
仕迕世”的“不合作式”的自由主义。

嵇康不仅在诗文中体现出了这独有的自由主义精神，并且他也是这种自由主义精神的身体力行者，最后他也献身于此种精神，尽管他这种东方式的回归内化的自由主义精神无益于社会的变革，但毕竟为后来的知识分子反抗专制作了一个榜样，对维系个性自由并追求个性自由来说，它是意义重大的。

再反观他们的行为，也极具个性，富有朴素而消极的自由主义精神。

阮籍佯狂，沉酒荒迷；母死居丧不哀，吃肉喝酒，对前来吊唁的人白眼相待，而为素不相识的人哭悼一番；依隐玩世，口不臧否人物。

嵇康中散情至之人，“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锻铁洛邑，灌园南阳，终以傲物受刑。

临刑时顾视日影，从容弹一曲《广陵散》。

身死之后，《广陵散》遂成千古绝响。

他们都做过隐士，或养晦待时或消极避世。

身值乱世，退隐山林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只是为了全身避祸，借此超脱世俗的蝇营狗苟，遨游于自己虚幻的理想世界之中，正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尽管隐于山林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它也可体现出一种“漫游式”的自由主义精神。

最后需要提出一点的是，他们的自由主义精神虽然彰显了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体现了魏晋时代的主流，但这种自由主义精神仍是不彻底的，是矛盾的。

首先，“阮籍、嵇康二人对儒学的反对不是发自真心的，他们对儒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在批判对儒学的利用”，是为了揭穿统治者的虚伪面目。

他们反对儒教
即“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是一场彻底的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大不相同的，但它在当时仍有一定的进步性。

阮籍就曾叫他儿子不要学他，还规劝道：“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说明这种生活表面潇洒，其实內心十分痛苦，不希望自己的後代再同自己一樣，因此世有“真隐”和“假隐”之分，这也表明他们仍然受到现实的束缚和制约，并最终为现实所累。

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人恰恰介于自由不自由之间--他未尝自由，亦未尝不自由。

如今世易时移，斯人已去，然“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阮籍和嵇康的千古风流使后人为之陶醉，为之疯狂。

在他们的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下，陶渊明有了“悠然见南山”的自得其乐，苏轼有了“聚散细思都是梦，身名渐觉两非亲”的旷达，李贽有了“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的潇洒，而鲁迅则养成了“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的“斗士”性格。

总之，无论“竹林七贤”的自由主义精神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种精神仍然像冬天里的太阳般可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完成了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也为后来积极追求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们作了表率。

《广陵散》虽已绝世，但他们的自由主义精神却传承至今且被发扬光大。

当我们漫步竹林的时候，且听风吟鸟鸣，那正是“清风吹我襟”“翔鸟鸣北林”的自
到了道、咸之际，“经济之学”与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并列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四大门类。

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
学四门”联系起来的，是晚清大儒曾国藩。

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

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

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

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

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28]从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曾氏已经将“经济之学”视为中国重要的学术门类了。

正因如此，在总结中国传统学术时，曾国藩按照这种学术分科来看待历代学术大师。

他说：“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

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

”哲学、文艺文学、历史学和训诂学，以及政治学和经济学。

[29]在曾氏看来，孔门德行之科，即为后来的义理之学，宋儒周、程、张、朱之学，即为义理之学；孔门言语之科，即为后来词章之学，唐宋时代的韩、柳、欧、曾、李、杜、苏所谓八大家者，属于词章之学；孔门文学之科，即后来的考据之学，汉代以后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等大家，属于考据之学。

这样，“孔门四科”发展到清代，已经形成“儒学四门”，并且得到了晚清学人的普遍认同。

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将所传授的学问也分为四种：一曰义理之学，二曰经世之学，三曰考据之学，四曰词章之学，并认为中国学术不出此四科：“周人有‘六艺’之学，为公学；有专官之学，为私学，皆经世之学也。

汉人皆经学，六朝、隋、唐人多词学，宋、明人多义理学，国朝人多考据学，要不出此四者。

”[30]
可见，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表明中国传统学术开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学术门类演化着。

但值得指出的是，“儒学四门”仍然不是以研究对象为标准划分的，而是以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及研究门径进行分类的，与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严格意义上说，“儒学四门”是指研究学问的四种途径，非指近代意义上的学科。

近人郭嵩焘曰：“自乾隆盛时表章《六籍》，老师大儒，承风兴起，为实事求是之学。

其间专门名家言考据者又约有三途：曰训诂，研审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证，循求典册，穷极流别；曰雠校，搜罗古籍，参差离合。

三者同源异用，而各极其能。

”[31]
此处所谓“考据者又约有三途”，将“儒学四门”的性质作了清楚界定。

【作者简介】左玉河（1964年——），男，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文化室副主任，兼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

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于家塾。

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三十二人依次为：
文周孔孟：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

班马左庄：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

葛陆范马：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

周程朱张：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
韩柳欧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

李杜苏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许郑杜马：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

顾秦姚王：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之《圣哲画像记》P.3586
《文献通考》作为一部记叙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与司马光
的《资治通鉴》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人们说，读《通鉴》而不读《通考》，就好比读“纪、传”而不读“志、表”，只知一代的人物事迹，而不知一代的典章制度。

相反，如只读《通考》而不读《通鉴》，犹如知“志、表”而不知“纪、传”。

所以，只有两部书结合起来读，才会对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有个较全面的认识。

《文献通考》在中国浩渺的史籍中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

而端临的卓越贡献，亦当为世代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