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北抗战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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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北抗战的历史作用
作者:陶元堂
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2009年第19期
[摘要]东北抗战为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树立了榜样,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

东北抗战不仅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也为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在东北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北抗战所体现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振兴中华,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关键词]东北抗战历史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法西斯统治,激起了东北各阶层人民的极度愤慨,他们不甘屈服,纷纷行动起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战的烽火越烧越旺,抗战军民始终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转战东北大地,血染白山黑水,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英勇斗争。

东北抗战不仅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也为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在东北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北抗战所体现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振兴中华,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一、东北抗战为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树立了榜样,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用武力强占东北进而占领中国、称霸世界的计划,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很快沦陷,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

“九·一八”事变及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铁血统治,遭到东北各阶层人民的英勇抗击。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东北各个阶层的人民自发的组织起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守土抗战,痛击日本侵略者。

“九·一八”事变之夜,日本侵略军突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在“不抵抗”命令的压制下,错过了消灭日寇的大好时机,但在敌人从南、北、西三面逼近营院、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毅然奋起自卫,进行还击,激战至次日早五点,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突出重围,实现了东北军悲壮的“不抵抗之抵抗”。

1931年9月23日,盘锦大地上抗日勇士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率400余人,袭击了日本控制下的田庄台镇、营口市发电所和水源。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首次遭到普通民众的迎头痛击。

“九·一八”之夜东北军爱国官兵的“不抵抗之抵抗”和“九·二三”盘锦英豪的袭击战,揭开了东北人民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序幕。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

[1]”随后,马占山的江桥抗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吉林的李杜、冯占海等于1932年初组织进行了颇具规模的哈尔滨保卫战;1931年10月下旬,东北军军官王显
廷在锦州成立了第一支正式的义勇军“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一路”;抗日名将邓铁梅在凤城县
四区小汤沟、顾家堡子创建东北民众自卫军;东北军军官耿继周面对家乡沦陷,悲愤交加,毅然“舍上校差职”,潜回家乡,组成东北民众门卫义勇军第四路,他们臂上戴着写有“良心血性,宁当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的黄色袖标,多次与日军激战,1932年1月还曾攻占了新民县城。

短时间内,东北义勇军云涌成立,最盛时达50万人以上。

但由于东北抗战初期,抗日义勇军基本属于自发性质,缺乏组织性与统一的领导,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压制等原因,到1932年末,东北义勇军大部已
瓦解失败。

在东北抗战的重要时刻,中国共产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的斗争是东北抗战历史画卷中最为壮观的部分。

1931年冬到1932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童长荣、冯仲云等到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开辟了抗日游击区,先后建立了十几支抗日武装。

1933年以此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先后成立7个军。

1935年,这支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已建成磐石、河里、延边、珠河等八大块抗日根据地。

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称抗日联军,下辖11个军,后分为三路大军,最盛时人数达4万多人。

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斗争,针对敌人的疯狂讨伐,他们用机动灵活的战术袭击敌人的列车,炸毁桥梁隧道,攻占敌人占据的城镇,在林海雪原中,同狂妄凶残的侵略者进行一场又一场的恶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据日本陆军省公布的数字,1931-1935年,日军战死者4200人,伤病者17.13万人,使日本政府大为震惊[2]。

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内的形势急剧变化。

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逐渐染指华北,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则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倒行逆施,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中国向何处去?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抗战给全国人民树立了榜样,抗战的英雄们以自己的血肉和铁骨,铸就了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脊梁,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以身报国、投入到反对外来侵略,救亡图存的斗争中,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

二、东北抗战对全国抗战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东北抗战中建立的东北抗日统一战线,为“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东北抗战的重要内容。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和无休止的侵略,东北各阶层人民汇聚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

这种情况表明,在东北,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明显变化。

根据当时东北政治形势变化的实际情况,为更好地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1933年1月26日,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央名义,给满洲省委发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

指示信纠正了党领导东北工作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正式提出了在东北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就使我党领导东北武装抗战的策略发生了彻底转变。


“一·二六”指示信思想的指导下,东北党的组织努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特别是联合或改编了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逐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1933-1935年,东北党组织陆续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

,1936年初,遵照《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精神,东北党组织把各地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11个军。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我们党领导下,以东北人民革命军为主体,包括东北一切抗日力量在内的抗日武装的统一体,它的建立,标志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唯一倡导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是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主体,是东北抗战的主角。

东北抗联的基本部队都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

较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早一年的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及成功实践,是东北抗战的一个重要亮点,它对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为其建立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东北抗战,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日军,在军事方面有力地支持了国内其他各个战场的抗战。

众所周知,日本侵占东北的目的,是想把东北变成其进一步占领中国、称霸世界的后方基地。

但是,东北人民的英勇抗战,把日军的基地化为黏住日军的泥潭。

东北各阶层人民,尤其是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在敌人的后方基地同侵略者展开殊死斗争,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日军。

为了镇压东北抗战,日军不断向东北增派兵力,“七·七”事变前为30万,以后逐年增加,1941年猛增到90余万人。

东北抗战把大量日军牵制在东北,使长城抗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23年内未能从东北抽调大批军队去关内,这就打乱了日本侵华战争的计划,减轻了关内各个抗日战场军事上的压力,有力地支持了国内其他战场的抗战。

东北抗战坚持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最后一刻,对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东北党组织与抗日联军积极配合苏军反攻东北。

及时改组东北党委会,拟定行动纲领,为反攻东北做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执行先遣作战与侦察任务;在苏军正式宣战后的对日反攻中也功不可没。

三、东北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东北抗战使日军不能如期北进,进攻苏联。

日本占领东北后,于1933年制订了对苏作战计划,“日本统治集团认为,侵占苏联远东领土,是日本统治整个亚洲的主要条件。

”日本政府以“建立日本在满洲的牢固防御”而“消除北方的俄国威胁”,并且准备“向苏联能够展开其在东方边界的最强大的军队实施歼灭性的突击”[3]。

据苏联作家徳波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记载:“为准备夺取苏联远东领土,日本政府在满洲加速建设兵工厂、军火库、机场和营房,铺设战略交通线。

1937年前,东北的铁路总长8500公里,而新线主要是向苏联边界铺设的,机场数增加了43个,降落场增加100个,武装力量也增加了许多。

”尽管日本对进攻苏联做了充分准备,但是,由于东
北抗战拖住了日军的后腿,一直到二战爆发前,日本始终抽不出足够兵力对苏联发动大规模的战
略进攻。

正如《日本外交史》所指出:“由于满洲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最尖锐的暴露出来……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整备对苏战略体制始终也未得进展。

”共产国际有关文献也指出“满洲的游击战争起了重大作用,致使日本法西斯军阀至今不敢发动反苏的反革命战争”[4]。

二战爆发后,东北抗战牵制了大量日军,使日本不能与德夹击苏联,避免了苏联红军两面作战。

从1939年开始,东北抗联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军不得不抽调重兵对抗日联军进行空前规模的讨伐。

日本关东军的兵力由1934年的30万,增加到1938年的50万,1939年达70万,1941年已号称百万[5]。

此次讨伐持续了三年,其中,日军调集了75000人对抗联第一路军进行重点讨伐,致使抗联部队遭受重大损失。

基于此点,可以看出东北抗战的承载之重。

举世皆知,1941年6月,德军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大举进攻苏联,莫斯科被德军包围。

苏联战场此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

如果此时没有东北抗战对日本近百万关东军的牵制,日本哪怕抽出一半兵力,投入苏联东部战场,那么,苏联在西线对德作战已处于险境的情况下,就不但不能从远东地区抽调50万兵力以解西线之危,而且还会处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

那么,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说东北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东北抗战为解放战争与人民民主革命在东北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北地区长期处于奉系军阀的高压统治之下,未经受到大革命的冲击和洗礼,人民民主被严重压抑。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党组织虽有一定发展,但基础较为薄弱。

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实施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和奴化教育,所以,对我党而言,东北地区的工作环境异常恶劣,斗争异常残酷。

东北抗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而且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为解放战争与人民民主革命在东北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北抗战尤其是党领导的抗联斗争,在敌人的后方基地宣传了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种子、造就培养了革命骨干、扩大了党的影响、树立了党的威信、教育了人民群众、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

这里应该重写一笔的是,在抗战后期,东北党组织与抗日联军积极配合苏军反攻。

在反攻东北后,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迅速占据东北57个大、中城镇,积极建立基层党组织,扩建人民军队,建立地方政权,清除日伪残余和反动武装,执行
着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使命,为迎接我党派遣的大军挺进东北做好了充分准备。

1945年10月20日,东北党组织周保中等干部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移交了组织关系,光荣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由东北抗联扩充起来的人民自卫军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携手并肩作战,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五、东北抗战所体现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振兴中华,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东北抗战在中外战争史上,是在最恶劣、最残酷的条件、环境中,进行的最艰难困苦、曲折的战争。

东北抗日军民面对的是装备精良、残忍成性、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日本关东军。

而国民党政府对东北抗战初期是“不许抵抗”、百般压制,后期则不予理睬,国际援助又没有一枪一弹。

再加上东北冬季漫长寒冷,日军又对抗日武装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抗日将士经常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在几乎丧失最低生存条件的情况下,在冰天雪地中同敌人斗争。

“在零下30℃至40℃的冷天中,有的战士穿不上棉衣、棉鞋,光着头,穿着夹鞋同敌人战斗。

”“冬天,战士们吃整棒苞米粒和高粱米,春天吃的是草根树皮……还有一些指战员,因为没有粮食,只好吞食黄蜡充饥”[6]。

著名作家穆青回忆道:“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亲身经历了无数苦难,在晋西北吃过黑豆糠皮,在冀中钻过地。

但是,比起东北抗联遇到的困难,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我也读过不少中外战争史,看到过不少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事迹的报道,但是,论起战争的残酷性、艰巨性,还没有一个是超过东北抗联的。

中国人民正是依靠这批伟大的民族脊梁,才免遭灭亡。

[7]彭真同志称抗联斗争是我党有史以来三件最艰苦的事件之一。

尽管东北抗战极端地艰难困苦,但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为主力的抗日武装及各
阶层人民,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百折不挠,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以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无数次生死搏斗,许许多多英雄们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流尽最后一滴血。

面对敌人75000人的疯狂讨伐,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杨靖宇率领部队坚
持在运动中打击敌人,1939年末,杨靖宇率警卫旅转战蒙江,遭敌人重兵包围,历时50多天,40余战,因敌我众寡悬殊,部队伤亡严重,大部未能冲出重围。

杨靖宇将军在冰天雪地中只身与敌人周旋五昼夜,最后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历时14年的东北抗战,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据东北抗战自始至终的参加者和领导者,东北抗日联军创始人之一,著名的抗日将领周保中概算,14年的东北抗战,共战斗万余次,歼灭日
伪军15万人。

1937-1945的8年间,仅抗联部队就消灭敌人8.27万人。

回溯峥嵘岁月,英烈们的革命风范与英雄业绩永垂史册;以史鉴今,展望未来,东北抗战所体现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振兴中华,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4页)
[2](转引自《党史纵横》2001年第9期)
[3](徳波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一卷第51、52页)
[4](《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第192页)
[5](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白山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6](王渤光《抚顺人民抗日斗争四十年》第121124页)
[7](转引自《党史纵横》200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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