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汉子气的哲学家

牟宗三：充盈“汉子气”的哲学家
默认分类2010-10-06 18:56:47 阅读13 评论0 字号：大中小订阅
汉儒（道）家多有“品题”之论，品题乃对人“评头论足”，以分出高下之别。

不过，就儒家“品题”而言，其落脚点乃在于一“诚”字。

一则取“诚”之朴实、真诚之意：朱熹对先儒曾有这样的评价，“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孔子尽是明快人，颜子尽岂弟，孟子尽雄辩”，概言至圣须澈里澈外，至诚如一，畅快利落，无所隐藏。

正如孔子自表心迹：“二三子以我为隐乎？我无隐乎尔。

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极言做人做事须明快、至诚而不罗嗦。

二则取“诚”所蕴涵的古朴、狂狷之气，所谓“即便义愤之心思亦了当地表现于外”，一如孔子所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篇》）。

当代大哲中，真正能做到至“诚”的为数不多，堪称珍品。

而在诚实之中明快且充满狂狷“汉子气”的哲学家更是凤毛麟角，现代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先生则是这珍品中的逸品。

先说牟先生治学之“拙”气。

牟先生治学用力之深、之猛，近人无出其右者，而其所用之力在近人看来无疑皆为“拙”力——货真价实地抄、诵经典文献。

青年时代为弄明白逻辑是怎么回事，竟然毫不犹豫花掉生活费买来罗素和怀特海的晦涩玄奥的《数学原理》，然后象小学生似的一个命题一个命题的去抄，去演算推演，花费数年光阴亦在所不惜，这份“笨拙”的苦工岂是他人能下得了的？更何况这“苦功本身”却完全由兴味所致而无半点功利？在其天
命之年，为研究宋儒“二程”之学，亦是用苦且拙的功夫。

由于《二程遗书》中有许多章节并未标明到底出于何人之口，为了区分二程思想，牟先生又开始采用了“抄文献”的做法；并且抄了数遍，直至烂熟于心，凭藉内在的领悟而最终将二程思想分的停停当当，这种由拙而巧的考据之法怕是他人所学不来的。

至于研读康德，则更是四十余年如一日，不离不弃，极尽“拙”力，终将之与儒贯通，开显出现代“新儒家”大气象，以至于后人将之称为“中国新儒学巨，宝岛最著名哲人，使古老中国智慧显示真理度，将儒家义理推上划时代高度”第一人。

今天做学问的年轻人，则“聪明”多了：诸如“剪刀加糨糊”的复制、粘贴、不加考证的随意“定论”，等等比比皆是，所以在这个躁动的环境里很难再出现大师级的人物。

做学问哪有不吃苦的！
牟先生的“倔强”气。

牟先生的倔强气可谓直逼其师熊十力。

熊十力先生的倔强劲在《新唯识论》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由于熊著《新唯识论》与佛学相抵触，其师欧阳的另一弟子刘衡如著《破新唯识论》破斥之，而熊则以《破（破新唯识论）》以应对之。

同样，牟先生的倔强气在与另一大儒梁漱溟的交往中亦尽显其师之“遗风”。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牟宗三以自己的薪水与友人创办《历史与文化》，该杂志因牟本人的雄健文章而引起梁漱溟先生的注意，并要求订阅之。

牟先生顺便写信给梁，要他警惕左倾势力，并提出若干“规劝”。

梁漱溟以为牟宗三所言悖谬，将牟的来函加以答批寄回。

牟宗三也不示弱，将梁的批语剪下来挂号奉还，以示决裂。

这倔强的行动，给素有倔强刚烈之称的梁先生印象极其深刻。

30年后，香港大学某教授访问大陆，拜谒梁漱溟先生时，说起牟总三，梁先生依然记忆犹新：“他把我写给他的字，一片片寄还给我，脾气真大！”沉默片刻，又说：“没想到他今天以哲学家名于世矣。

”牟先生脾气之倔强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牟先生的倔强绝非不讲情理，相反，牟先生的倔强来自于他的率真、不掩饰的直接呈现。

牟先生的“率真”气。

率真者，率性也。

牟先生的率性乃是从心田里迸发出来的“真诚”之外在表现。

上世纪五十年代，牟先生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被蒋（介石）总统看到，颇合胃口，于是便嘱咐管文教的张其昀将文章的作者找来见见。

国人素有“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之传统，若是换了别人，被总统召见，怕是求之不得。

而牟先生听说总统要安排日子召见，轻描淡写一句“不想被总统召见”竟将蒋总统拒之门外了。

亦由于文章的缘故，牟先生的山东老乡拎了水果去看他，聊一些不着边际的闲话。

不注意时，牟先生不见了，
学生去书房去找，发现他竟在卧室睡着了。

“婆婆妈妈地淡扯一气，不如去睡觉”，这种做派也只有率性如牟氏者做得出来。

因为率性，所以也就不管总统还是闲客，不投缘，则无须多想，一概拒之，绝无丝毫拐弯抹角的闲扯。

当然，这种率真也让他饱受失业之苦。

1956年在香港举行的人文学会上，一位军官出身的人物与会，讲自己读《大学》的体会，也许是职业使然，其报告中不着边际地引用了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言论来附会。

牟宗三的率真之气又上来了，忍不住声色俱厉道：“做学问时要一心做学问，抛开一切，不要留恋过去的包袱，也不能把学问和政治混在一起，这是不尊重学问，学问一定不能做好，学问的纯洁性和客观性就给污染了。

”（陈特《学不厌教不倦的楷模》）由于他的耿直和率真，结果当时被学校找了个接口给挤兑走了。

然而，牟先生一生都未改其直率之性情。

牟先生的率真还表现在不“避讳”上，牟氏在飘转云南大理之时曾经在荒村野店里沉沦，以至于其师熊十力对着其他学生大骂自己的得意门生：“牟宗三，人很聪明，可以成器，就是爱嫖，这也成不了大器。

”孰知从沉沦中走出来的牟宗三终成大器，在后来的回忆中，牟氏并不讳言自己的“沉沦”，他的率真亦如奥古斯丁对上帝的虔诚一样，亦不隐瞒任何细节，这种率真是当下人们普遍缺乏的，现代人都忙于包装，有谁敢于自我揭疤？国内某一以儒者自称的学人在评判牟氏之学时，曾一票否决，“牟氏逛窑子，算哪们儒家？”孰不知，孔子亦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说，更何况儒者亦要求君子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无疑，那位先生对牟先生的要求似乎苛刻了些，不过，若该先生以“完美圣贤”之标准而要求牟先生，合当是牟先生的福气，若是心存他念，气量则未免小了些。

当然，笔者绝非为牟氏辩护，率真之人哪里需要辩护？
牟先生的“傲”气。

恰如其师当年曾在北大声称“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之狂放，牟先生亦是狂放之人，晚年牟先生曾对其弟子言：“中华民族就剩下这点元气（指保存在港台的儒学），还（对我）不放心。

”（朱维焕《牟宗三先生的生命光辉》）牟先生亦是将自我看成儒学慧命相接的承载者、传递者和弘扬者，他的人生就是为此而来的。

牟宗三先生的狂放甚至狂傲不是“空许”的，乃是由其夯实之学养、玄思之睿智所奠定的。

这里笔者不谈牟先生的所获的“有形”荣誉，只说一件事实。

德国的波昂大学因受牟宗三的影响而开始讲授牟宗三哲学，这是自海德格尔翻译《老子》之后，德国大学里对中国哲学举动最大的一次。

一个以出大哲学家著称的国度，重视中国哲学“从牟宗三”开始，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据说，德国大学开始的“牟宗三哲学”竟达到“听众之踊跃，几到欲罢不能之势”，可见牟氏对哲学研究之精深亦可见牟氏哲学在异域之影响。

牟氏同其师熊十力先生一样，也是孤傲之人，对一般人看不上眼，自然自己也就落寞且孤寂了，在《五十自述》中，牟氏曾有“凡我我述，皆由实感而来。

我已证苦、证悲，未敢言证觉”之说，可谓其自然心声之流露了。

对于孤傲，其师熊十力晚年曾自辨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十力语要》卷四，《高赞非记语》），这同样也适用于牟宗三。

牟先生推崇“汉子气”，还表现在对《水浒》的偏爱。

一个睿智而深刻的哲学家竟然爱一群草莽英雄，未免让人匪夷所思。

牟先生曾用佛语来品味评判《水浒》。

他说，《红楼梦》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浒》是禅宗。

他爱《水浒》爱的是率直的英雄，爱英雄硬汉子的妩媚——那些汉子是帮野人，有的是拳脚和义气，为义所在，顶天立地，生命是无曲折的，受不得一点委屈。

这便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潇洒和气度，是禅宗的“当下即是”和“明心见性”。

牟先生对水浒推崇之至，竟言：“我的感觉，（水浒）颇不易写出。

比写起哲学系统还难。

然而我未曾倒下去。

我只是因读了点圣贤之书，渐渐走上孔圣之路。

假若有归宗水
浒境界者，必以我无出息也。

”当然，牟先生所推崇的汉子气非盲目的，而是求其干脆、直截和了当。

牟先生认为，追求哲学真理若不在意现实、名利等牵挂，就是汉子气；否则这里照顾几句，那里敷衍几句，这是婆气，怎能成大器？研究哲学除了具有水浒英雄的汉子气外，还须有“不为成规矩俗套所粘滞的…逸气‟”，要有“原始的宇宙悲怀”。

牟先生认为，汉子气为儒家之勇，逸气为儒家之智，而“原始的宇宙悲怀”则是儒家之仁。

据说，牟先生论述上述观点的文章《哲学智慧的开发》一经刊出，便显洛阳纸贵。

在港台，这可是激励了数代青年人的大文章。

至今读来，亦有
牟先生以勇猛、睿智和率真立世处学，上世纪五十年代，徐复观曾以“智者型”来品题他；当他去世之后，有人将他比之于天台智者大师的“位居五品”，可谓“名副实归”了。

遗憾的是，且不言我们已无此等智慧大师存在，就连其勇猛率真的阳刚汉子气也已渐成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