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

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冲突始于鸦片战争，迄今已有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两种异质文化的相遇，交流与冲突是在所难免的。陈独秀和梁启超是对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最早进行分析和总结的人。陈独秀1916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梁启超1922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都从器物（即物质文化）、制度（即制度文化）、观念（即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过程，堪称精辟。

近代，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节节败退，这使中国的有识之土痛感中国在技术装备上的落后。于是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结果，导致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物质文化为目标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物质层面。但是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地方不仅仅是在物质技术方面，更有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于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进入制度层面。由于中国封建制度已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因此，在制度文化这一层面的中西文化冲突则显得更加尖锐和复杂。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从政治上讲，有革命和改良的分别，而从文化的角度讲，要解决的却都是制度的问题。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一个“西式”的共和国，但是，袁世凯的篡权使这个西式的共和国有名无实。“吾人于共和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残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从心理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时也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了解，进而发动了具有启蒙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出现的中西文化大论战体现了最深层面上的中西文化在精神领域的冲突，要解决的是文化深层即“国民性”的问题。

对于封建主义的中国来说，资本主义的西方文化具有双重作用：西方国家拥有先进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其先进，一定程度是建立在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上；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后，由独立国家变成了半殖民地，但是其社会形态也由封建时代步入近代社会。近代中国的大门是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强行打开的，西方文化也通过战争、暴力和对中国的掠夺强行向中国输入。因此，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采用的是血与火的方式。中西文化的冲突围绕三种矛盾开展，即殖民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矛盾、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矛盾、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矛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文化带着侵略、掠夺与奴役的烙印，但是也的确对封闭、守旧的中国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使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对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变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维护几千年封建统治旧秩序的封建文化，在先进的世界潮流面前，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进步。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激烈动荡与多变的时代，西方文化以十分激烈的方式快速进入，旧秩序的崩溃和“亡国灭种”的忧患，使国人急于寻求出路，一改以往“调和”、“中庸”的处事方式，当时的中国人几近于以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之不是痛心疾首地加以否定，就是固步自封地坚守阵地。对西方文化也缺乏冷静的态度，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全盘否定者盲目排外，站在华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中国文化本位论。全盘肯定者惟洋是崇，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提出全盘西化论。“五四”以来，中国一大批思想家在比较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时缺乏理性认识，往往更多地看到中国文化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华，于是越比越感自卑。

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中，中国文化指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封建文化，这种文化以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是一种道德伦理型政治文化，它在维护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延续的同时，也抑制甚至窒息了中华民族的天性发展和文化创造力。尽管在针对西方文化的冲突中，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比较强劲的力量，但是无论如何，在与以民主、科学和制度建设为核心内容，在当时代表着世界

发展潮流和方向的西方文化相比之下，中国文化表现出无可置疑的封闭性、落后性和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性。一句话，近代中国社会要发展，文化必须变革。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开放不久，而且是被迫开放，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有较多知识和见识的部分官僚恳和知识层，在广大民众中没有广泛的基础。同时，当时的国人对现代化的文化观念，以及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类问题，在理论上还是相当模糊的。他们虽然看到了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从整体上转换的必要性，看到了西方现代化代表了人类发展的趋势，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没有看到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价值体系转换道路的独特性。

近代中国被迫开放和西方文化进入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文化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中取得了物质和制度方面的胜利。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状况的复杂性，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尤其是西方文化精神层面在中国社会基础的极端薄弱，因此，近代中国并没有创造出一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新型文化模式。从这一方面讲，西方文化的所谓“胜利”又显得过于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