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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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意识

现代作家张爱玲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显赫的家世、不幸的婚姻和坎坷的经历,给她的一生蒙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家庭变故铸就了她复杂的心理世界和孤僻的性格,感情受挫对人性、历史和现实的悲观又促成了她独特的悲剧创作观,因此她的作品有着悲剧的主题思想,多以悲剧爱情故事为题材,张爱玲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从而形成了苍凉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

摘要: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张爱玲的悲剧创作意识源于她的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她的作品有着悲剧的主题思想,多以悲剧爱情故事为题材,张爱玲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从而形成了苍凉的艺术风格。张爱玲的悲剧创作意识源于她的家庭变故和感情受挫。她在小说中,塑造的风格美艳而苍凉,笔触深刻而冷峻,塑造的女性人物总是弥漫着一种悲凉、阴暗的气息,她们蛰居在传统男权的阴影之下,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都源自于张爱玲自己悲剧人生的感悟,塑造的悲剧女性形象有三种:一种是受封建枷锁束缚的女性,一种是物欲和道德挤压下灵魂扭曲的女性,另一种则是由于自身性格缺陷和软弱酿成悲剧的女性。

一、苍凉的艺术风格

张爱玲的小说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她的作品有着淡漠的贫血和感伤的情调”。 [1]胡兰成说:“张爱玲先生的散文和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张爱玲的小说,刻画了一个个残酷而悲凉的人物形象,苍凉是小说的底色,作品始终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这种苍凉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弥漫浓厚悲剧色彩的主题思想

张爱玲是专写“她的时代的阴暗一面”的高手。她说:“如果我常用的字眼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她的威胁来自于生活,张爱玲是一个敏感的人,她善于窥探社会,把握世情,因此揭露人性成了小说的主题。而在那个年代,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生活在名门世家的遗老遗少、公子富少、太太小姐等上层人物,一旦掀去了罩在外面的面纱,剩下的便是赤裸裸的虚伪。因此她笔下这些揭露人性为主题的小说,必然成为悲剧小说。比如,《红玫瑰和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的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带着西方的文明回到封建道德圈里,和朋友的妻恋上,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要做一个“好人”,因此把“真人”隐蔽起来,用打

妻子来发泄他的冷酷、变态,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张爱玲用冷嘲热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的面纱”,露出了他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和好色,展示了一个人的心理阴暗面,这篇小说也成为悲剧性的主题。

2.以悲剧爱情和婚姻故事为选材

张爱玲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张爱玲是窥探社会矛盾的小说家,她乐于立足于平凡的生活中,选择世俗的恋情和婚姻作为小说选材。在她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更真实的。张爱玲的小说着力表现男女之间的感应、摩擦、摸索、闪避,她在作品中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她所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他们世俗的一面。爱情本是浪漫的,然而悲剧却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在当时新文化抨击的旧社会里,爱情成为奢侈品。爱情这件“华丽的外袍”,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便有了“爬满了虱子”的尴尬。《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剧人物,她编织过美丽的爱情梦,却为求金钱迫嫁,无爱的婚姻扭曲了她的灵魂,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劈杀了几个人,儿女的幸福也被她亲手毁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想要追求爱情,但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环境中,婚姻成了她的生活保障,恋爱不过是实现保障的手段,她选择的不是恋人,而是一张“长期饭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是男权社会里将一生系于男人的浮萍,她想要幸福婚姻,却将幸福理解为锁住男人。这些女性的爱情悲剧都是社会促成的。她们或成了遗老家庭里的一种牺牲品,或成了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最好的就像白流苏一样为了生存成为“长期卖淫”的情人。在这个封建思想和新文化冲击的时代,女性内心渴望爱情的解放,却又无力抗拒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她们心里对爱情的一抹希望之光,最终被社会巨大的黑暗吞噬。张爱玲就是以这样的爱情悲剧为题材,揭示社会生活和人性的世俗面。

3. 悲凉语言渲染的悲凉氛围

张爱玲的小说,比喻奇巧,色彩运用诡异,善于运用独特的想象创造小说氛围。在语言上,她的小说“一是制造氛围的手腕高,二是‘凉’字用得多,读来有一种忧郁感”;在意象使用上,张爱玲常用月亮、玫瑰、绣在屏风上的鸟等悲凉的意象,来引发人们对小说人物命运的思考。《金锁记》中写曹七巧和儿子长白抽大烟的晚上,“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地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4]p168 七巧也像月亮一样,戴着狰狞的脸谱,毫无母性,不怀好意地向儿子刺探儿媳的隐私。张爱玲通过对月亮的变形描写,更为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变态心理。作品中,张爱玲也善于用象征手法预示主人公的悲剧命运。

《沉香屑—第二炉香》中, 天真的愫细在新婚之夜被罗杰正常而普通的热情吓得连夜逃回娘家,结果弄得满城风雨,罗杰因此而发疯。在小说开始,作者就已借“牵牛花”这一意象预示了罗杰的命运:“愫细采了一朵深蓝色的牵牛花, 向花心吹了一口气……愫细每逢感情冲动时, 往往能够幻想她们是这朵牵牛花的颜色。她又吹吹那朵花, 笑一笑, 把它放在手心里, 两只手拍了一下, 把花压扁了。”[4]214“深蓝色的牵牛花”, 在愫细的潜意识里就是罗杰的化身。她微笑着“压扁”它, 已经早早地决定了罗杰的命运。

读张爱玲的小说,苍凉的语言氛围总是让人陷入沉闷的悲凉,象征性的意象却又让读者感慨人生。“张爱玲是一个感受性的作家”,她将她创作的悲剧意识注入文学,以悲凉的语言和苍凉的意象表现出来,形成了小说的苍凉的艺术特色。

二、悲剧意识形成的深刻原因

张爱玲悲剧性的创作意识,源于她人生的不幸命运。她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却有着不幸的童年生活;她大胆追求爱情,却偏偏拥有两段离幸福遥远的婚姻,自身的种种不幸和周围环境的影响,造就了她的悲剧性创作意识。

1.家庭经历的影响

张爱玲出身在名门贵族,但其祖父的煊赫遮不了父辈的衰落,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傲的新派女性。旧习气和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张爱玲的童年也因此分裂为两个世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整个儿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父亲另娶了太太,这更使张爱玲的生活阴云密布。敏感的张爱玲从小就在高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惨的生活,咀嚼了人世的沧桑,世态的炎凉。缺失的母爱、后母的虐待、父亲的狂暴,让她深深体会到人生的阴暗和悲哀,也逐渐孵化出张爱玲孤僻和冷淡的性格。“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浓郁的悲观气质,张爱玲因了家庭中的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5] P179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给她太多的苦楚和悲伤,形成了她自立于人世的态度,她沉默寡语,冷眼审视人生。父母的不幸婚姻,引发她对婚姻的消极态度,她笔下的婚姻是无爱的、苦涩的,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另一方面,张爱玲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让她有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鉴赏能力。封建家庭的衰败腐朽,使她对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有了较深切的体悟,世态人情的炎凉、无奈和哀伤,也深深刺伤了她的心灵。

2.和胡兰成感情的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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