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20世纪20_30年代英国的欧洲政策

20世纪20－30年代，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巨大消耗和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削弱。经济发展、军事实力、政治影响普遍缩水。国情的变化，迫使英国在外交政策方面进行一系列改变和重新选择，试图巩固英国的实力和利益。对当时的英国来说，维持它在欧洲十分脆弱的强国地位，恢复欧洲的均势乃是其当务之急。

一、和平体制的脆弱性及对英国欧洲政策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传统的欧洲均势局面面临诸多变化。在欧洲政治格局重构的过程中，英国战后外交重点的当务之急是恢复欧洲的均势。正如英国外交部一份备忘录所指出的“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切，或者更多一些，我们唯一的目标是保持我们所有的东西平平安安过日子。”在巴黎和会上，英国的目标既要防止德国再度崛起，危及欧洲的和平，又反对过分削弱或肢解德国，以抗衡法国和抵制苏联。因此，从一开始英国就主张要维护德国作为“欧洲国家体系中一个有生命力的伙伴”，希望缔结对德不要过于苛刻的惩罚性和约。然而事与愿违，最终战胜者对战败者来个“强制的和平”：不仅战争罪责全部归于德国，还强迫其接受一个极为苛刻、屈辱的、完全体现战胜国意志的《凡尔赛条约》，从而为日后的欧洲埋下了动乱的恶种。

凡尔赛体系从一开始就缺乏道义上的合法性。它首先破坏了实行传统均势政策的基础之一：与战

败国和解，使之能够平等地参与欧洲协调，这显然与英国的初衷有违，也成了英国建立道德均势的心理障碍，而且由此而来的对于德国要求修改条约的呼声获得广泛的同情，构成了30年代英国对德绥

靖政策的首要根源。这也造成了德国这个欧洲秩序的破坏者，把修改条约、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等作为日后德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赔款是战胜国又一视短之举。由于战胜国经济战略的非现实性，破坏了战后初期与战败国取得真正和解的可能性。20年代初期的赔款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各国，也正是因为赔款问题使得英国无法实现与德国和解的计划，增加了英法之间的歧异，破坏了两个维护欧洲均势体系者之间的合作。

战胜国精心雕琢的凡尔赛体系，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德国在欧洲的地缘战略地位，并赋予了它潜在的战略优势。在欧洲均势舞台上，昔日欧洲大陆曾有助于约束德国扩张主义的旧力量均势已不复存在。其中，沙俄因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极端仇视而被排斥在外，剩下的只有英法这两个已遭战争严重创伤、潜在实力远不如德国的二流强国，和一个羸弱不堪、却心怀不满和幻想的意大利。而真正具备维护秩序实力的美国却又自动退出，回到了孤立主义的堡垒中，这无疑是对构建欧洲新秩序最沉重的打击。再者，在处理由奥匈帝国崩遗留下的东欧问题时，战胜国不仅不着眼于体系制衡的欧洲传统均势原则，反而超前运用起“民族自决”这一与均势相左的民主原则，从而既加

浅析20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欧洲政策

姚

娜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摘要]20世纪初，英国步入了相对衰落的历史发展时期，逐渐由世界一等强国沦入二流国家的行

列。有鉴于此，英国审时度势，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在对欧洲其它国家奉行的外交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大幅度的调整。英国逐步放弃了建立在绝对优势基础上的“光荣孤立”政策，转而实行从传统的“扶德抑法”到“协调法德”再到寻求英德和解下的“绥靖政策”。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对外政策的调整非但没有开创外交新局面，在国际舞台上树立起负责任的重要国家形象，反而导致向法西斯势力妥协退让，一步步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涡。

[关键词]英国；20世纪初；对欧政策[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30（2010）01-0080-03

[收稿日期]2009-10-17

[作者简介]姚娜（1983-），女，安徽淮南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2009级世界史专业研究生。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0年第1期第12卷（总第59期）

No.1,2010

General No.59,Vol.12

第1期

剧了欧洲均势的破坏，又埋下了另一个祸端，使得东欧地区成为日后大国打破凡尔赛体系而挑起国际争端的温床。

对战败国强制地、不公平地处置，导致所谓“和平结构”从一开始就不具有生命力，国际秩序组织原则和国际政治规范不能起到任何实质效用，主导者英法两国还由于各有所求，难以携手合作。种种因素糅杂，使得英国恢复19世纪均势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选择维持传统均势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二、20－30年代英国对欧“均势”外交政策

20世纪20年代，英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既得利益。因此，英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就是在英国实力受到严重削弱的前提下，利用平衡外交活动推行均势政策，尽量避免消耗英国实力和破坏现行秩序的战争爆发，稳固英国业已动摇的世界霸主地位。这是英国自身实力与雄心冲突的表现和结果。英国在欧洲历来采取“抑强扶弱”的均势政策，按英国人的想法，弱国如能得到扶助，强国如能得到抑制，就可以实现欧洲各国的力量均衡，欧洲就不会出现霸主，英国就能把持欧洲事务，控制欧洲大陆。所以，当战后和平结构构建起来之后，英国在“维护欧洲和平”的总目标下，很快回到了均势外交的老路，其对欧洲政策的基调是“扶德抑法”，扶助德国以抑制法国，维持欧洲大陆均势。

一战后英国国内浓厚的和平麻痹思想是英国对欧采取“均势”外交的另一原因。一战结束后，英国决策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将这场大灾难归罪于战前的“现实政治”外交原则，转而青睐理想主义外交，即通过法律手段和合作性外交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维护和平主义意味着避免任何导致战争的政策！”

然而，随着安全问题的凸显，英国无法一再忽视随着德国实力恢复而加剧的法国安全问题。当时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外交大臣张伯伦认为，欧洲国际关系之所以动荡不安，根本的原因是德法矛盾难以调和，而这一切与英国多年来未摆正与法国的关系有关。由于英国对法国提出的结盟要求总是迂回规避，加深了法国的不安全感，迫使法国对德国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致使法德关系日益紧张。因此，英国把寻求“有利于欧洲和平”作为其外交努力的方向，提出“协调法德关系，促其和解”的新欧洲政策。具体主张是：把坚决维持与法国的协约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石，在此基础上，促使德国加入“国际礼让”，重建“欧洲协调”。通过这一政策，欧洲实现了《洛迦诺公约》不失控的调整，和平得到了保证。英国也实现了其所有外交目标，法德和解，德国以平等身份被纳入凡尔赛体系，排除了苏德结盟的可能，也满足了其“不对东欧承担保证义务”的要求，维持了凡尔赛体系的稳定。同时，它也为以后英国欧洲政策的调整指明了方向。英国意识到，要恢复传统的欧洲政策已不可能，战后世界重建并不是也远不能和当年推行“光辉独立”外交政策的时代同日而语。英国让德国重返战后国际秩序的主张十分正确，其实施的关键则在于积极协调德法关系。英国只有促使法德真正和解，才有可能维持战后欧洲的和平，重建“欧洲协调”，英国也才能回归欧洲均势制衡者的身份，从而维护整个大英帝国的利益。

从“扶德抑法”到“协调法德”的“均势”外交政策，体现出来的是英国外交对变化了的新形势的敏感性和适应力。虽然英国所希望的和平并未能如愿以偿，但不得不提的是英国如能将“真正促进法德和解”这一政策原则继续贯彻的话，对于一战后和平的维护与巩固无疑是有利的。遗憾的是，英国很快就偏离了这一轨道，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冲击、法西斯国家的崛起与欧洲及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30年代前半期的政策调整却使得英国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三、20－30年代英国奉行的“绥靖政策”

所谓绥靖政策就是“对法西斯国家采取让步、姑息、妥协、投降的一种对外政策”，是“力求无原则地满足侵略成性的扩张主义的无限欲望，对他屈膝投降，希图以此息事宁人”。用艾登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停地给，她们不停地拿”。“用对纳粹党人让步，甚至宽恕他们某些罪行的办法来维持欧洲的和平”。

绥靖是30年代英国对欧外交政策的主线。对纳粹德国重新崛起所形成的威胁，英国最初判断是认为它还未构成直接的危险。从当时欧洲整个情况看，英国对法国在欧洲力量的过于强大和苏联势力在欧洲的逐步加强深感不安，极力想利用德国这支力量去抗衡法国，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因此，30年代初，英国的欧洲政策主要还是沿袭20年代以来的扶德抑法和反苏的“均势战略”，但逐渐转以谋求英德和解为首要目标。

一方面，英国的纵容和英法矛盾给希特勒真正走上毁约扩军之路造成了可乘之机。其后，英国又默认了希特勒占领莱茵非军事区，并且不愿承担协助法国制裁德国的责任，直接导致了《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的名存实亡，使整个欧洲和平结构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另一方面，英国对于法苏提出的旨在制止希特勒扩张步伐的《东方公约》又顾虑重重。1937年张伯伦上台后，更加坚定地执行这种“谋求西欧大国和解”的欧洲政策，不过在战略上放弃了威慑手段，开始执行“绥靖政策”。张伯伦极力想搞好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关系，在相信希特勒扩张目标“有限”和重整军备有碍英国总的经济稳定之背景下，企图主要通过外交活动来谋求与法西斯的根本和解，避免卷入战争以维护英国的欧洲和全球利益。具体就是，通过对欧洲大陆的干预，诱导德国仅奉行有限的、不至于威胁英国安全或独立的扩张。这是一项极为消极而又冒险的政策。事实上，英国战后直到1938年，一直执行着以安抚德国为基本内容的绥靖政策，只不过主要目的各有侧重。

姚娜：浅析20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欧洲政策81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第12卷

1933年前扶德抑法反苏，1933年后更多倾向于稳德反苏。其共同点是，谋求西欧大国和解，企图在作出外交政策若干调整的同时从总体上维持欧洲的现存秩序，求得大国间的缓和，同时又保持自己作为欧洲事务“仲裁者”的自由行动权。但可悲的是这一政策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它助长了法西斯气焰，使希特勒看清了西方民主国家的种种弱点，客观上反而有助其实力的恢复增长。

英国谋求与西欧大国和解、推行绥靖外交有其重大意图：阻止苏德和解，维持苏德对峙和孤立苏联的局面，使“共产主义威胁”在这种局面持久化的过程中自行消失。正因为如此，英国才会在英法苏谈判的同时又举行英德谈判，并且在和苏联的谈判过程中缺乏诚意，最终使得孤立之中的苏联为避免陷入更为被动的境地选择了与德国和解。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英国政策动机而言，张伯伦在最后关头也没放弃过战争可以避免的奢望。英国历来以外交舞台上的老手著称，自以为多开辟一条外交谈判的渠道将会扩大自己的选择余地，并且自信能够控制欧洲时局，遏制住希特勒的扩张脚步。英国的做法所体现出来的是缺乏对国际关系的深刻理解和英国外交思想悠久传统的均势意识的迷失，以及消极避战、退缩自保的民族利己心态。

30年代英国的对欧外交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自食其果。英国非但没有维持有利于己的现状，最后反而被拖入二次大战的无底深渊，为自己的愚蠢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四、结语

回顾20世纪初英国的对欧政策，英国领导人一直试图推行均势外交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借机加快医治一战创伤，但英国的黄梁美梦终因德国的公开玩火而破灭。

凡尔赛体系没有实力支撑，内在秩序失衡，缺乏道义合法性，只是一个“火山口上的和平”，作为该体系的首要维护者，英国虽然意识到了体系的脆弱，却无意为其延续作真正有效的努力。相反，由于英国一开始就认为处置德国失当及由此抱有一种混乱的内疚情绪，因而希望在不破坏“欧洲和平”这一总原则下对体系作出适当调整。对英国而言，“维持现状”是指“维持不威胁欧洲和平的现状”，更可悲的是，英国缺乏对德国巨大的潜在军事能力应有的警觉，却耿耿于怀于法国大陆优势这一眼前的表面现象，失去了对法德力量长远对比和中长期安全威胁考虑的大战略视野，再加上对法国行为的内在动因和真实性质的误解甚至漠视，这种短视的安全观使得英国作出了20年代最大的外交误判，视法国为主要威胁，并对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的欧洲政策的选择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历史证明，一味玩弄绥靖政治手腕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做法结果只能是引火焚身。

英国的颓势自20世纪初已见端倪，一战后则更加明显。一战的“惨胜”使英国事实上已丧失了霸权的两大支柱——

—海上霸权和世界金融中心。20年代末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英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衰落，国内事务纷繁棘手，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地位不断下降。到30年代，英国的欧洲政策不再拥有“稳定的帝国”这一实力后盾，与此同时，在整个世界格局中，与一战的真正胜利者美国相比，英国完全沦落为一个二流国家。事实告诉了英国人玩弄绥靖外交不可能保护英国的自身利益，只会助长法西斯的侵略气焰，给英国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最后，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是导致英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政策失败的深刻背景。而英国确立的对欧政策的总目标从“维护欧洲总体和平”到“避免战争”再到“妥协自保”，推卸其“欧洲平衡者”这一对欧洲均势至关重要的责任，外交手段从“实力外交”逐渐转变为重视自身的“纯粹外交”，这种忽视变化了的时代背景，过多基于自身实力限制而又忽略了他国实力的外交政策，是导致英国对欧政策在20世纪20－30年代犯下种种错误，乃至最后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在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时代，英国20世纪初采取的对欧外交政策对世界各国都有深刻的启示，人们应当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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