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分析论文

浅谈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分析论文

粮食安全攸关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人口大国，中国粮食安全应牢固建立于基本自给基础上。改革以来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态势是：人口持续增长，播种面积波动下降，但单产较快波动上升使总产量得以保持升势，进而人均占有量在波动中保持了基本稳定。2020年前这段时期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国家已确定2020年比2000年GDP再翻两番的奋斗目标，而实现此宏伟目标的基石之一是确保其间国家粮食基本安全。为此，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到2020年国家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合理预测2020年前中国粮食安全形势，有助于找准实现未来粮食安全的切入点。然而，现有预测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的相关文献基本上是基于定性分析的粗略估算，且彼此差异较大。基于此，本文依据改革以来粮食安全相关指标的历史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技术，对2020年以前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做出较为系统的预测。

一、2020年以前中国粮食安全形势预测

1.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预测方法。(1)指标选取。本文选取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总人口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等反映粮食安全程度的五个变量。(2)数据来源。总人口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经济年鉴》，粮食总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来源于《2007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而粮食单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系笔者据上述统计数据计算得到。(3)预测方法。为了简化起见，本文不考虑粮食进出口和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等因素。本文采用OLS回归法定量预测未来中国粮食安全状况。其具体步骤：首先，依据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1978—2006年历史数据，分别以时间为自变量对它们进行OLS回归处理，并检验模拟的线性方程的拟合优度；其次，在四个回归方程均具有较好拟合优度基础上，分别对这四个变量作外推式预测，得出2007--2020年间各变量的年度直接预测量；再次，求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单产的预测量之积，得到粮食总产量的间接预测量，将粮食总产量的间接预测量与直接预测量作比较，据稳健原则选取其中较小者为粮食总产量的预测数据；最后，用粮食总产量预测量除以总人口预测量，得出入均粮食占有量的预测数据。数据处理采用Eviews6.0和Excel2003软件。

2.预测过程及结果分析

依据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1978—2006实际数据，运用OLS法，分别估计出它们对于时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表1)。观察这四个回归方程各自的确定系数及调整的确定系数，发现它们均具有较好的或优良的拟合优度，可用于预测各自的未来量。

依据表1各回归方程，分别对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进行外推式预测，得到它们的2007—2020年预测量；再据2007—2020年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预测数据，可计算出此间的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表2)。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基本安全水平应大致为365公斤—370公斤。将人均粮食占有量的预测量与该粮食基本安全水平作比较，发现2007—2020年间入均粮食预测占有量均略高于该粮食基本安全水平，说明2020年前中国粮食基本安全是有保障的。

虽然2007年与2008年是本研究的未来年度，但就目前而言，它们已是历史年度；这就为检验本文预测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了契机。《2008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7年粮食总产量为50160.3万吨，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粮食总产量为52850万吨，而2007年和2008年年末实际总人口分别为132129万人和132802万人，即2007年和2008年实际人均粮食占有量分别约为379.6公斤和397.9公斤，分别超过各自预测量约2公斤和20公斤。这表明本文所预测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不仅可以满足未来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而且其预测水平基本符合实际且稳健可靠，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二、2020年以前中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实现上述未来中国粮食安全目标，须妥善处理四方面影响因素：(1)人口因素。应继续执行严厉的生育政策，保持低生育水平。近来学术界出现了针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杂音”，即认为若继续执行严格的人口政策，中国未来将出现劳动力短缺、人力成本过快上升并危及经济发展后劲等不利局面。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因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最大国情与最大矛盾始终是人口过多、资源紧张，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早已接近极限，这是威胁社会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潜在诱因。至于几十年后的问题，现在不宜过于“深谋远虑”，应依据未来的具体情形由后代们去历史地予以解答；况且，未来随着科技

进步，劳动力需求将呈降势。因此，未来中国人口即便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也不足为虑。(2)耕地因素。耕地是最基本的粮食生产要素，改革以来中国农作物播种面积呈稳中微升之势，而粮食播种面积呈波动下降态势。其实，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增收的经济效益导向与粮食生产的社会效益功能之间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就须最严格地保护耕地，并有效协调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生产上的争地矛盾。中国既要切实硬化基本农田保护，又应着力改良耕地，做到既确保耕地面积的基本稳定，又要持续提升耕地生产能力。只有切实贯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才可能为确保中国未来粮食安全提供必要的耕地资源基础。(3)农业基础设施因素。改革以来中国粮食生产与自然灾害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旱灾、涝灾是中国最频发且影响粮食生产最重的两大自然灾害。这表明中国粮食生产仍未摆脱“靠天吃饭”局面，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依然比较薄弱。同时，要在“人增地减”双重压力下谋求未来中国粮食基本安全，就须切实‘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以持续提高单产。因此，必须尽早确立农业水利基建优先发展的粮食安全新战略并尽快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农业投入保障制度。(4)制度因素。在农业生产发展上，应确立“制度重于技术”理念，着力开展农业经营制度创新，注重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稳步提升。应优先进行农地利用制度、农村金融体制、财政支农体制等相关农业制度的实质性创新，以达到激发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积极性，活化涉农资源，从而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三维目标。应加快农地利用制度创新改革，设法实现在粮食生产用途上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应给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以激励农民增加对耕地的投入，鼓励农民有偿流转土地，渐进地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资金是农业经济的血液，粮食生产离不开灵活、便捷、低成本的融资服务，须切实扭转农村资金外流局面，实事求是地谋划农村金融改革，建立以合作金融为主体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以促进农村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改革以来财政支农能力低下且已积重难返，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财政支农资金数量不足，而在于财政支农效率长期低下，加快财政支农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已刻不容缓。

三、结论

1.若能设法维持改革以来人口、耕地、单产等变量的基本演进态势，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