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

对曹植的诗歌，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学术界曾经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

在这次大讨论中，许多学者对曹诗颇多贬斥之辞，这集中体现在郭沫若、张德钧和廖仲安等先生的著作中。

郭沫若先生在《论曹植》1一文中，从批评王通、丁晏等人对曹植的评价入手，对曹植和他的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认真地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

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郭沫若先生对曹植诗的总的见解。

在他看来，曹植的诗并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可言，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过是封建文人吹嘘所致。

郭沫若先生在对曹植大加贬斥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对郭沫若先生的这一观点，当时就曾有人著文商榷，表示异议2，但附和者亦不少。

廖仲安先生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明确表示赞成郭氏观点。

他说：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相信郭沫若的分析。

当时，张德钧先生也著文参加了讨论，他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4一文中，也持有和郭沫若先生相似的观点。

他明确指出：（曹植的作品）都没有出离曹植个人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一点。

不可否定，郭沫若等先生在对曹植的具体评论中，当然也有他们的合理成份，但是，笔者认为，他们对曹诗的总体评价实在是有失偏颇，对曹诗还有待于我们今天重新加以认识。

曹诗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曹植究竟在建安诗坛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们的“封建意识凑成的”，还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确定的，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我们评价曹诗的艺术成就，也首先必须以他的诗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为依据。

曹植现在诗篇共八十多首，是建安时期的诗人中给后人留下诗歌最多的一位。

把曹植的这些诗歌综合起来考察，不难发现，反映社会动乱，关心民生疾苦，这是曹植诗歌最有价值的主题。

众所周知，曹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那些趁镇压黄巾军起义之机发展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割据势力，为争夺地盘，控制中央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混战。

自公元189年董卓之乱到265年三国鼎立局面结束，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其间战乱频仍不绝，致使国家残破，人民遭殃。

诗人曹植正是亲身感受到了社会动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自己的诗作中对它作了高度。

失的情况”，郭茂倩在阐发《白马篇》的主旨时曾这样说：《白马篇》“言人当立功、立事，尽力为国，不可念私也”。

5这是颇为中肯的评价。

总之，曹植这些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的诗篇，充分体现了曹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诗人积极用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曹植纵然有超凡的才能和智慧也无从施展。

在曹丕继立以后，由于有争立太子的前嫌，他备受曹丕的迫害。

首先，他的好友丁仪、丁翼等人被曹丕借故杀害，给了他以沉重的打击。

接着，他又被曹丕责令离京，并处处受到监察官的密切监视。

在以后的生活中，他“长逝本根逝，宿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吁嗟篇》），“名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真是转徙飘泊，饥寒备尝。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曹植的建功立业的理想不过是空想而已。

于是，这种贫困不堪的现实处境和远大的抱负在曹植心中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使诗人产生的苦闷、怨愤的心情，积郁于胸中，发之于笔端，就使他的诗歌具有怨愤不平之气，金石掷地之声：“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

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

（《鱼篇》）这一声长叹，人不我知的感慨、壮志难酬的悲哀以及自己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的信念尽含其中。

曹植这种“抱利剑而无所施”的怨愤在《美女篇》、《赠白马王彪》、《箜篌行》、《薤露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这种抒发个人怨愤的作品，从本质上看，它和表现诗人建立立业的雄心壮志的诗篇在思想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

诗作流露出的怨愤之情，由于植根于当时社会的土壤之中，故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诗人曹植在自己的仕途坎坷的经历中，亲身体验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冷酷、凶残，看到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因此，曹植的诗作也有直接和间接地反映这一现实的。

如在《赠白马王彪》一诗中，诗人通过对其回国途中和白马王彪被迫分手的悲愤心情的描写，反映了封建集团对有志之士的迫害，诗人愤不自禁，十分深刻地揭露了“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的黑暗现实。

在《野田黄雀行》中，诗人感叹“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形象地展现了当时险恶、恐怖的政治环境。

对曹植这种揭露现实社会政治黑暗的诗篇，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诗人政治上失意而发出的牢骚，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对黑暗政治压迫的控诉。

钟忧民先生在《关于曹植评价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在争立太子告一段落，特别是曹丕黄袍加身，君临天下后，他们之间也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兄弟关系，而是统治与被统治，迫害与被迫害的君臣关系，怎么还能一成不变地继续用相互竞争的集团之间的关系去观察他们的矛盾性质呢？曹植的哀怨情思，反映的正是被统治、被迫害的痛苦，而非寻常的个人得失。

”这里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

曹植还写了不少游仙诗，这些游仙诗描写的虽然和现实相去甚远，但细加体味，它无一不是社会现实的曲折的映照。

诗人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对社会、对人生的前途感到渺茫，于是，他只得借助道家思想，采用超人间力量的形式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摆脱尘世间的烦恼，求得精神的暂时宽慰，正如朱乾所说：“游仙诸诗嫌九州锔促，思假道于天衢，太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亦有取焉。

”6如《五游泳》、《远游篇》等诗，写诗人翩然遐征、览思方外，以寻求理想境界之所在。

《挂之树行》等诗篇，又描写了瑰丽美妙，令人陶醉的神仙世界。

这些诗篇，颇有一种“列仙之趣”，然而，这种“列仙之趣”正是和黑暗的社会现实相对立的，它实际上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否定和批判。

有的评论者没有领会到诗人写游仙诗的主旨，认为“曹植所写的游仙诗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他想当神仙这一思想实际的反映”。

这种看法，不但不符合曹植创作游仙诗的真正意图，而且也不符合曹植思想的实际。

应该说，曹植对封建迷信之类是并不相信的，他在《辩道论》一文中说：“世之方士，吾王悉招致……本所以集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究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岂复欲观神仙于嬴州，……弃六骥而美飞龙哉？”可见，诗人对道术是持有否定态度的。

至于他的诗中出现“飞龙”，乃是诗人为了寻找精神寄托而已，因此，把曹植的游仙诗看成是作者要当神仙思想的反映，这实在是曲解了曹植游仙诗的真正的意旨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曹植的一些游仙诗中，也颇有一些“忧患之辞”。

如“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

”（《仙人篇》）“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远游篇》）应该说，这种“忧患之辞”正是诗人执着于自己的理想的体现，这和屈原的“悲时俗之迫承诺厄兮，原轻举而远游”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曹植这种采用幻想出世的方式来求得精神上的宽慰，也有其消极的因素，这是他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的局限性所致。

他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采用别的途经来吸取精神力量，改变黑暗的环境，曹植以前的屈原是如此，曹植以后的陶渊明、李白等都无不如此。

我们不必也不能苛求曹植。

更何况，诗人在忧患之中并没有厌世轻生，也没有沉湎于梦幻的神仙境界而不能自拔。

曹植也曾写过一些赠答诗，这些诗的感情是健康、真诚的。

如《赠徐干》、《赠丁仪王粲》等诗，大多含有劝勉之意。

“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番美，积久德愈宜。

”“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

”这些诗，都充满着真挚的情谊和人生的乐趣，表现了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丰富的思想情操，它和古代的一些封建文人所写的慨叹人生行止无定，宣扬及时行乐的赠答诗实在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综上所述，曹植诗歌的思想内容是极为丰富的。

诗人用他那苍劲有力的大笔，给我们勾画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图画，使诗歌更具丰富的现实内容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有人无视曹诗所反映的客观内容，认为曹植很少描写现实的诗篇，这不免有失偏颇。

在曹诗中，社会的动乱、人民的疾苦、政治的黑暗、志士的理想和哀怨，都得到了真实而又深刻的反映。

即便是那些游仙诗、赠誉诗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当然，在曹植前期，由于诗人未经世事，志满意得，写出了如《公燕》、《元合》、《侍太子坐》、《斗鸡诗》这些思想内容极为平庸的作品，但这不是曹植诗歌创作的主流，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曹植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就。

二曹植的诗歌艺术成就除了表现在它具有深广的思想内容以外，还表现在它具有与其内容相适应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上。

曹植在艺术形式上的卓越成就同样是他得以成为“建安之杰”的重要标志。

每一个成熟的作者的艺术创作，由于其思想、经历、个性等等的差异，因而，他的作品必然具有自己的鲜明的个性特色。

曹植和建安时代的作家处于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当然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精神的影响，使他的作品同那一时代的其他作家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刘勰所说的“志深而笔长”、“慷慨的任气”。

但就曹植诗歌创作的实际来说，他的风格往往和其他诗人的风格又是同中有异的。

比如曹植沉雄古朴、气势豪放，曹丕清丽明朗、细腻委婉，而曹植意厚词瞻、气势雄浑，显示了明显的个性特色。

曹植诗歌风格是和他的诗歌内容密切相关的。

那昂扬激奋的豪情、建功立业的壮志、怀才不遇的怨愤，形诸笔端，就使他的诗具有一种富有气势的慷慨情调和骨气奇横的艺术风格。

请看他的《杂诗·飞观百尺余》：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

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

烈士多悲心，小人自闲。

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

抚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

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此诗可称为曹植诗歌风格的代表作品。

他抒发了作者甘心赴难、为国立功的雄心壮志，同时，也表达了壮志被压抑的愤激之情。

作者处逆境而壮志不灭，这就使他的诗歌表现出了一种超乎凡俗的奇高骨气。

在曹植的诗集中，这种诗篇俯拾皆是。

如“时俗薄朱颜，谁为发浩齿。

”（《杂诗》）“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野田黄雀行》）“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

”（《篇》）这些诗同样也是刚劲有力、令人振奋的。

即使是曹植的游仙诗，依然保持着诗人这种独诗的艺术风格。

“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蝉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驰辔远行游，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玄天渚，南翔陟丹丘。

”（《游仙》）诗人凌清风，奋六翮，游太空，对自己的理想进行着不懈的追求。

这种峻洁的人格、崇高的理想、强烈的感情、浪漫的色彩，使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远远超脱于流俗和现实之上，所以，前人指出：曹植的游仙诗“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

8曹植还有一些诗，貌似柔和素雅，但细细玩味，却又觉得劲健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