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矛盾钱钟书

一束矛盾钱钟书

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1月19日驾鹤仙游，终于平静地告别了人世间重重叠叠的“围城”，真正的“象上帝般在云端里俯看众生”了。钱氏辞世在给中国文化留下巨大空白和遗憾的同时，也给学术界留下了“一束矛盾”。钱氏一生，无论智慧修养，道德婚姻，还是学术文章，都几近白玉无瑕，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完人”，让世人“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有“不见淑度，鄙吝复盟”之憾。其“一束矛盾”大抵是关于其逝后传世的几百万著述。矛盾之处大致有三：一是钱氏为何用文言文写作《管锥编》等著述；二是钱学作为当世“显学”，在八十年代已有学人大声疾呼“普及钱钟书”，继承钱学，已有研究“钱学”的刊物行世并引起学术界的热目，但钱学却随钱氏的辞世及身而斩，后继无人，使钱学对中国当代学术的影响，显得似大而小，似巨而微；三是当代学界对《管锥编》等钱氏著术及其文化地位持有不同意见，有许多学人认为钱氏严格意义上只是一个一味积累堆砌材料的“匠”，《管锥编》等只是一堆古今中外文史材料的汇编，钱学作为一门学说缺少原创性的东西，也没有形成系统，故而影响不大。这些都随钱氏的谢世成为盘桓在学界的团团疑云，让学界猜测、疑问、聚讼至今。

宋人蒋捷《虞美人》词曰：“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关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时易地移，感亦不同。京东夏长，蛰居高层，偶读钱氏旧文及其同道师友、后辈学人忆及钱氏的文字，我发现对钱氏困扰学界的“一束矛盾”，钱氏在与学友促膝闲话时偶有谈及，或者说钱氏对其百年之后学界关于其学术文章等的种种猜测、揣度，在逝前已表明自己的观点。今剥茧抽丝，借临家壁光妄揣先辈古意，或可对冰释困扰学界的疑问有所俾益。

关于钱氏为何执着于用文言写作《七缀集》、《管锥编》等著作，我在《中国文化的拒绝》一文中，曾有述及，认为是钱氏有意为之。这个问题当今看来大致如此。钱氏是极少能自由驱动文言、白话进行双语写作的大师之一，且驾驭纯熟。他的《谈艺录》用文言，《围城》则用白话，七八十年代行世的《管锥编》用文言，同时用白话完成了诸多散文和文艺随笔。其文言典雅粹丽，古意盎然，白话则纯净如溪，明晓如镜，手挥目送，俯仰之间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妙致佳境。对于诸友对其在白话文盛行的时代用文言著述的疑问，钱氏曾有三次不尽相同却有大致相同的回答。一次是1978年10月美“汉代研究考察团”赴大陆作为期一月的访古，在中美学人间交谈中，余冠英先生提到钱氏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时，钱氏略一思索，告诉余英时先生，这部书仍用文言文完成，“这样可以减少毒素的传播”。第二次是老友柯灵先生问及，钱氏答到：“因为都是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并且也就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八十年代当余冠英先生再一次就此事问及老同学钱钟书时，钱氏用非常无奈的声音回道：“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减少毒素之说”，我想在刚刚解冻的1978年，特别是与美方学术界交换观点时是应慎之又慎的，是大气候使然。但我们也可以从这简短的违心悖情之言中听出钱氏无奈的弦外之音，这并非钱氏的肺腑之言。后两次是老友相聚，同学促膝闲谈，且“此时”非“彼时”，钱氏自然无须“破帽遮颜”，瞻前顾后，躲躲闪闪了。后人多猜测钱氏用文言写作是迫于当时万马齐喑的形势，即“是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但我想更主要的是后一句“就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想《管锥编》文的写作旺期恰值十年浩劫如火如荼之时，前已有对其著述《宋诗选注》上纲上线的大规模批判，如欲保全自己无“文字狱”之灾，毋宁金盆洗手，不治笔墨，无须用文言成书并希望保存下来。且已有“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余孽”，下放干校劳动等紧箍咒和公开批斗等“革命行动”，使人人风声鹤唳，惶惶不可终日，

性命系于毫发之间。钱氏在此时用文言写作《管锥编》，其主要原因是欲“旧瓶装新酒”。钱氏是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其时恰逢“文”“白”之争战上演正酣，高低胜负形势所趋明眼人一望便知。以钱氏恰同学少年、义气风发、独立特行、崖岸狷介的性格，对新文化运动会用自己的眼光审视，作出自己的判断。在用白话文这种新的表达形式进行学术尝试的同时，对激进的白话文的倡导者们对古文言文赶尽杀绝、斩草除根的作法，使文字表达出现败血症，呈现四肢无力，面色苍白状，是引以为忧的。文言文的典雅粹丽，弹性强、容量大的特性一直为他那代人所珍爱。在“一本书八个戏”的时代，用文言以简御繁，寸言见旨，“蕴而不发，发而不尽”，驱纵自如地点评古章典籍，化为心得，粹为一编，旧琴弹新曲，是最恰当惬意的形式。且钱氏资质绝伦，心性极高，其如乞力马扎罗山巅那只雪豹，喜作孤身之旅，作语言文字的历险,欲振大汉先声而后快。在钱氏眼中，无论新瓶旧瓶，文言白话都是形式，是形而下之器、技、体，只要能承载其思想，任何形式的容器均可，他是用目的来驱动手段的。这是其书生气的一面。至于“藏之名山，传于后人”，我想是对其身后著作的一种企望。这一点钱氏非常自信，他知晓自己的价值，他曾说“虽然其和衣服一样，变来变去，总有一个真正的经受时间考验的款式保留下来”。钱氏一生，特别是晚年，始终有种孤独感存在。在当世已无人有与他平视对话的能力，无人能与他在学术上作双向的交流。对现世环境和当世学人的失望也是其用文言写作的原因之一。钱氏曾模仿摩西十戒告诫世人，“(Thou Shalt Not Fondly Hope-f or Thou Shalt Be Disappointed)，勿奢望——你将会失望，身事世事，无不当作如是观，”其失望责备之情溢于言表。这是对媚俗、投机者和那个扼杀文化的动荡而混乱时期的拒绝和惩罚。历史上很多著述不遇伯乐，大都采取“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办法，行文或假语村言，或春秋大意，都有自己特殊的形式。当然，这其中也有性情的一面。钱氏认为“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他一生都如《围城》中唯一一个未被讽刺的人物唐晓芙那样，追求“淡出”，“期期不愿与闻”，不喜扎堆凑局，而又小言澹澹，童趣盎然，率性而为，如贪玩固执之顽童。

关于钱学后继无人，及身而斩，当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虽钱氏在建国前已写出了《七缀集》、《围城》等著作，声名鹊起，在西南联大的短暂的教学生涯中，也指导过一名研究生，但1949年以后，当钱氏在知识储备上日见“淑度汪洋”，只是等待一个契机，便会如蓄积火山口的岩浆喷勃而出，惊天憾地。但随着1952年的院系调整，不久钱氏夫妇双双划至中国社科院(前身)，从事文艺研究工作，大体与教书育人植桃树李断了姻缘。之后运动不断，学生停课闹革命，大学中断招生十几年，钱氏下放干校劳动改造，洗脑，挨批斗，后回京又受恶邻搔扰，鸠占鹊巢，后又被抽调从事“政治工作”——翻译毛著毛诗，一直未有可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及至八十年代天气渐趋晴朗，钱氏有了较安定的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著书立说的工作时，年龄已臻古稀，除抓紧时间通读中西古典大册，专心撰写胸中万言外，已无暇自树桃李之事。并且，钱氏虽是待人宽厚的和蔼长者，但对学问之事却极严格，国内学人经过历次运动的载沉载浮，呈现青黄不接之貌，学界形成了古今和中外两个断层，国内学人在知识储备的浅薄和心态上的旁逸，使其均不具备近道问业的资质。可以说当代无与之心灵冥契可承继衣钵之人，只可望气识宝空手慨叹而归。文革后复出主管中宣部和社科院的周扬曾向敏泽先生提出“能不能从学术上将钱钟书的班接下来？”敏泽先生当时回答说：“钱钟书现象的出现，是多种罕有因素加在一起综合造成的。不仅我们这一代人远远做不到，在未来的几代人中要实现这一愿望也是极难的”。八九十年代有人问及钱先生为何不招研究生时，他说：“先把《说文解字》读通了再来考研究生也不迟，字都认不全，读什么博士”。对社科院多次要为他配备秘书助手之事，钱氏只是以一句无人能达到的“须懂六国文字”而拒绝了。言中充满对当下学人、学风空泛、浮躁的责备。另一方面，作为钟灵毓秀之人，钱氏和杨绛先生对人生都持悲观态度。钱氏之文出言玄远，感慨人生之语，触目皆是，诗也多抒韭露悲凉之意。试举几首例之。1955年《重九月雨》有“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