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化的发展

浙江文化的发展
据考古研究发现，距今45.5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浙江境内已经有人类的生息。至今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是5万年前的“建德人”。浙江新石器文化有“上山文化”(距今11400--8600)，“跨湖桥文化”（距今8200--7000），“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4900），“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东太湖文化”（距今6500--5600），“崧泽文化”（距今5900--5300），“良渚文化”（距今5300），“好川文化”（距今4300--3700）和“广富文化”（距今4300--3900）。良渚文化已出现文明迹象，表现在社会等级化，礼器和礼制，政教中心，神权独占，人牲人殉以及文字萌芽，社会复杂程度已高于中原。此后，广富林类型逐渐演变为“马桥文化”（距今3885—3500），浙江文化进入青铜时代，直至西汉，这段时间是浙江文化的成长期。浙江处于“百越”之地，于越文化和勾吴文化是浙江文化的源头。春秋战国时期，五月两国以剑文化先后跻身“春秋五霸”。但总体而言，浙江文化落后于中原，以致秦汉以后吴越被征服，在战争中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古越文化演变为华夏文化中的少数民族文化。
浙江传统文化的核心，建立在亲戚关系的纯粹个人关系之上，实际上是一种凭借血缘关系的，地缘共同体的的家族优势和宗族纽带而形来自百度文库的维系的人际关系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颇具浙江特色的家族文化。在历史上，浙江是一个受家族文化影响较深的区域。宗族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宗族之强不仅表现在他外有雄踞乡里的经济实力和来自朝廷的支持，还表现在他对本民族秩序的有效管理。浙南一些地方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设有族长。浙江是强宗林立之地，但是，近代以来因诸多因素的影响，宗族血缘关系弱化，从苏州到浙北再到浙南，呈递减状态。家族文化心理说明相当数量的浙江人有着特殊的信任模式。以成败论英雄的商人群体内部，提起本地本族的大户们都是带着敬畏之情并且争相效仿。
秦汉之后，至于六朝，随着战乱的发生和郡县制的推行，大量汉人南下，取代越人成为当地的主要居住者，吴越文化在中原礼乐文化的影响下得以重塑。稻作文化和青瓷文化得以保持的同时古越文化被汉文化所取代，汉语取代了古越语，政令和教化改变了越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儒学和谈玄之风始兴，佛教和道教传播，尚武的民风改变为崇学，浙江文化成为华夏文学中的一种领域文化。两晋之际的永嘉之乱，唐中期的安史之乱以及宋代的靖康之乱致使政治中心南移，吴越文化在接受北方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与当地固有的地理环境，文化积淀融合，逐步发展。唐宋时期，儒学复兴，各地区域文化特征形成。在浙江，有永康学和永嘉学，以浙东明州“四明五先生”，“永嘉九先生”，浙西吴存人为代表。宋氏南渡之后，浙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对浙江文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流域都产生了一些具有特色浙江和全国影响的流派。杰出诗人，词人，小说家，艺术家，科学家，医学家无数。南宋时期涌现出大批思想家，例如“浙东学派”。南宋浙学是浙江文化的灵魂，是浙江文化成熟的标志，他使浙江文化成为全国文化的主流，影响和引领当时中国的潮流。明清时期，浙江在物质，生活，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繁荣景象，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市民经济快速发展，市民文化繁荣，丝绸文化即为典范。富庶之余也有奢靡和纵欲之风。文学艺术极度繁荣，有“三杨”，“吴中四杰”，“前七子”，“江右三大家”，“西泠十子”等。王守仁的阳明心学开创了个性解放思潮，以宁波商帮为代表的海洋文化和以绍兴师爷为代表的浙东文化成为浙东精神的代表。东林学派的兴起改变了浙西文化以文学见长的风气，使浙西成为了学术重镇。浙江学术上出现了浙东学派和浙西学派。
浙东宗族组织完备，固有淳朴纯善之民风；浙西经济发达，政治权益深透，固有繁华奢靡，骄纵淫意之民风。浙西生活较为富庶，故性情温和宽厚，温柔敦厚，知足常乐，安土恋家，带有六朝时期吴会地区豪门土族的一些特征；浙东的生存环境较浙西恶劣，故在性情上，刚毅进取，敬视鬼神，吃苦耐劳，坚毅不拔的特点。“浙东的风格是古典的，而浙西的风格是浪漫的；浙东的凝重厚实的特点恰好和浙西的时尚博雅形成对照”。浙东和浙西内部也存在着相当鲜明的地域文化差异。浙东的宁，绍与金，衢，温，台在各方面就有明显的不同。虽然同处浙西，浙西的杭州更显得独立。与周边的嘉，湖，严，绍均有差异。浙江区域内的地方语言“五彩缤纷”，从大的区域而言，有温州话，杭州话，绍兴话，台州话，丽水话等。即使是同一区域内的不同县域，同一县域内的不同乡镇，也往往呈现出方言上的差异。
历史上浙江是一个宗教文化比价发达的区域。在传统浙江民间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是佛教，但浙江民间的神灵世界是极其含糊的，民间甚至不去区分本土神灵和外来神灵。尽管道馆少于佛教寺庙，但是与佛教地位相差无几。浙江民众的宗教价值观存在明显的功利性取向。佛教之所以被民间供奉，各路神明和平共处，主要是因为她们管用，可利用它们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民间可能去佛寺求子嗣，可能到道观去求神明保佑疾病痊愈，可能到妈祖庙去求平安。正是因为这种功利性的价值取向，除佛教之外，浙江史上还有许多地方民间神。
浙江有手工业传统。在新石器时代，台州境内已有制陶业，隋唐以来，台州制陶，酿造，雕刻，制盐，造纸等手工业形成若干个“一地一品”的手工业专业村。绍兴境内手工业有百作之称。金华昔称“百工之乡”。浙江各地的木工，漆工，雕刻，竹编，箍筒，缝纫。理发，厨师，打金等流动百功手艺人层出不穷。这些百工出县出省，速成“出门”。浙江是民间商业相对发达，民间工艺文化传统较为深厚的地区之一。
在浙江，一方面由于浙江人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千坊百业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也由于历史上两次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造成了浙江人多地少的生存局面，依靠土地不能完全解决生计问题于是依靠经商成就事业的人也时而有之。重商具有浓烈的崇富情结。与之相应的则是符合商业化运作或商品经济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追求事功。作为社会系统的商人群体，遵循着这一社会模式，折射出浙江民间个人自主的文化观念。事功学派和浙江民间的文化传统是相得益彰的。
在地缘特征上，是自然资源匮乏和人多地少，靠海的地理位置和绵长的海岸线的影响，在浙江人心上烙下伤痕，当他们还是幼年时就知道，物质需求比空泛的意识形态更窘迫。因此讲求实效，注重功利的精神，广泛的侵润到浙江民间社会心里中。这一价值取向最真切也最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需求，而不仅仅是思想史上学者的逻辑论证。随着岁月的流逝，讲求实效，注重功利的文化精神，构成了浙江人的文化心理和“遗传因子”。
浙江民风重视好学，“东南财赋地，江浙文人数”，“家能看书，人知挟册”。浙江古代以钱塘为界分为浙东和浙西。古代浙江的学术大致以此为划分。浙东学派始于北宋，形成于南宋，集大成于清朝，虽属儒学范畴，但更多继承了王充的实学思想，弘扬“经世致用”的事功精神。
“东浙之贫，不可与西浙并称也”，“这洞山地贫瘠，负山近海不宜耕种，如越州地无三尺图”，台州“负山濒海”。在民贵君轻的政治构架下，统治者仍然要求“存天理，灭人欲”，“重本抑末”，“安土重迁”。浙东学者则敢于吹响批判的号角。一是“为民”论，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 “后世娇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二是“富民”论。认为“百姓日用即为道”，穿“衣吃饭即是人论物理”。进而主张“无欲则无心”，“人则财之本”。三是“听民自为”论。王阳明提出“新四民”平等论，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在此基础上，他还强调“民自为市”和“听民自为”的主张。
儒家文化所塑造的民族性格，是由一个等级有序的价值系统作为维系社会的内在机制。这一价值系统以“公而忘私”和“以义制利”为终极追求。而浙江区域文化，在中国这一传统实用的大氛围中却鲜明地强调了逐利的价值取向。浙江学者将这理性精神概括为，“百姓日用即为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经世致用”的理性精神，落实到了现实的民生利益之上。逐利理性，正是以赚取货币为追求目标的经营活动，商业的基本精神。浙江深厚的商业传统，正是在这一逐利理性的精神感召之下得以存续。
宋亡之后，面对衰弱的国家，浙江士人重新检讨作为国学的儒学，特别对当时的儒学主流即远离实际的空疏的心性之学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对那些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迂腐儒生极为痛恶。他们主张“理利相契”，“益利统一”。事功学派的核心理念是“讲求实效”，“注重功利”，“义利并存”，“工商皆本”。浙东学派的学者不但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还身体力行。史料记载，叶适的功绩最著着有四:荐贤才，扶危倾，保健康，营两淮。王阳明更是功绩卓绝：一是平动乱。二是俘豪奢。三是征思，田。浙东学派从“为万民”的利益出发，强调富人出现的合理性和富民阶层对国家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富人财富的积累和对生产发展的作用，视富人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因此，他们主张保护富人，为富人呼吁参政权。这些都是富民阶层对私产的所有权的强调，他们所谓的民是“富民”阶级，所谓自私自利也是只富民阶级的私有权利。